【新唐人2013年12月7日訊】 我認為，流亡有三種形態：因為被拒絕入境而滯留海外的流亡；因為躲避危險或迫害而離開當地在國內展開的，也是流亡；第三種流亡，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從體制中抽離出來，不願順從主流，為維護思考的獨立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而建構的精神狀態。正是在這第三種意義上，我們說，流亡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是反抗的一種姿態。前兩種流亡是被迫的，第三種流亡是自願的。前兩種流亡是不應當發生的，第三種流亡對於思想來說是必要的。

思想狀態上的流亡之必要，在於只有保持一個距離，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三個東西：批判客體的問題所在，批判主體的侷限，以及批判空間的廣闊。保留在舊體制之內，即使我們持批判的立場，也難免會受到環境的氣場影響，而無法更加冷靜地挖掘問題，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直接面對迫害和壓制，反抗的悲情很容易使我們自我道德化，這不利於我們展開自我反思，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的意義不亞於對體制的批判；最後，保留在舊體制之內，我們就把自己侷限在原有的小世界中，這個世界往往被壓制與反抗的主軸所填充，妨礙我們看到更大更寬廣的世界，更多更精彩的主題。而流亡，反倒可以使得我們克服以上的困境，得以開展更深的思想建設。流亡，也因而並不是一個只有悲情的歷史現象，也是具有建設性的反抗行為。我們通過流亡來參與現實。

流亡的成果，在《長城外》這部紀錄片中得到呈現。作家鄭義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雖然對流亡的狀態有不同的評價和認知，但是他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所提供的在流亡之後獲得的新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流亡對於思想建設的重要性。

鄭義說，他在中國的時候經歷了文革和「六四」 ，採訪過人吃人的事情，內心變得很硬很麻木，因為見識過太多災難了。美國以後，他覺得這個社會跟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對待小動物的態度，那麼愛護和關心。慢慢地他也被影響。有一次他散步，看到地上一灘血跡。他說如果是過去，就是看到死屍他也不會在意的，但是這一次看到這攤血跡，他發現自己內心一沈，目光轉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忍心看。這一瞬間，他知道自己變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即使是作為批判者，我們不知不覺地也會受到舊體制的影響，例如無法從人性的柔軟層面去感知世界，憤怒和正義感讓我們的認知單一化。鄭義的心態的變化因而可喜可賀，因為流亡使得他在新環境下能夠更容易擺脫原來的情感狀態。

高行健對流亡的認知，更加深入到作為知識份子的個人，與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與群體的關係上。他說：選擇了流亡，就接受這樣的命運。葉落歸根，報效祖國這樣的觀念，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約束。中國知識份子總是把自己跟國家，民族綁在一起，忘了自己是獨立的個人。在高行健那裡我們看到，流亡是如何使得一個思想者的境界更加提升。

有人說，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我認為，流亡也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土地，讓我們站立的姿勢更加堅定。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