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訊】很多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一系列現象都深感困惑：一些信奉法治、踐行憲法、擔當道義而對社會醜惡現象提出批評者，居然被當局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而投入監牢；一些追求自己的尊嚴生活、捍衛自身正當權利而依法到各級部門陳情上訪者，居然被定為「擾亂公共秩序」或「尋釁滋事」等罪名而被關入勞教所甚至精神病院；一些為民請命、維護正義的維權人士，居然被以「非法集會」、「非法遊行」等罪名入獄，甚至「被車禍」、「被自殺」或在看守所「被病死」。而另一方面，一些明明違法侵權、激起民怨、挑起社會衝突者，卻官位無恙，甚至還步步高陞。在上述種種怪異現象背後，我們常常會看到「被敵對勢力利用」、「與敵對勢力勾結」、「受敵對勢力資助」或「國內外敵對勢力造謠污衊」等等解說。更讓人驚奇的是，很多原來的「自己人」一轉眼就成了「敵人」。曾經的國家主席居然被定為「叛徒」、「內奸」，曾經的執政黨總書記居然被定為「分裂黨」，曾經的開國元勛被定為「裡通外國、陰謀奪權」，或「小說反黨」等等的反革命分子……類似的事例在前蘇聯、東歐及中國現代史上不勝枚舉。
面對如此怪象，有的人解釋為一定歷史階段的暫時現象，有的人解釋為局部地區的個別現象，有的人解釋為個別領袖的錯誤，但在這種階段性、區域性與個別性的背後，我們能看到一種一以貫之的、普遍性與全局性的「敵對思維」。當社會瀰漫著將一切與國家權力的意志相背離的行為都定性為「敵人」，而使社會「敵人」層出不窮，甚至曾經的同志轉眼成為「敵人」時，僅僅將其歸結為個別領導人一時的失誤顯然是膚淺的，因為它忽視了敵對思維背後的主動需要，即那些被以「敵對勢力」來定性的人或事，許多其實是掌握定性權柄者人為製造出來的，而且這些定性者完全清楚被定性的對象其實與「敵對勢力」無關，但為了他們的某種需要與目的，他們必須將這些人或事定性為「敵對勢力」。對此，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寫到：「布爾什維克的整肅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在這個程度上，它主要依靠這種基本恐懼，並且爭辯如下：我們都同意一個前提，即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也同意黨在從事階級鬥爭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從歷史角度來說，黨是永遠正確的。（托洛茨基說：「我們只有和黨在一起，並且依靠黨，才會正確，因為歷史提供的惟一正確道路就是這樣。」）在這個歷史時刻，根據歷史法則，一定會犯某些罪，而黨知道歷史法則，必須懲罰之。至於這些罪行，黨需要罪犯；也許是黨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誰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誰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懲治罪行，因為倘若沒有這種懲罰，歷史就不會進步，而只能在它的過程中倒退。所以，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響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過黨來推動歷史，就變成了真正的敵人。這種論證的強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絕你就自相矛盾，由於這種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個生命毫無意義；你說的Ａ，透過它邏輯地產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個生命。」（阿倫特著《極權主義的起源》第十三章：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可見，在極權國家中，「敵人」是統治者強化社會管制與維護自身統治的客觀需要，套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有敵人要鬥，沒有敵人製造敵人也要鬥」。
一、敵人意識的當代表現
我們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到處瀰漫著「敵對」氣味與敵我意識。很多正常的思想分歧、理論的爭辯、觀點的交鋒、群體的衝突甚至技術的進步等等，最後都被一些人冠以「敵對」勢力從中作梗，進而上升到沒有「階級」稱謂的階級鬥爭角度來進行定性和裁決。
1、普世價值與憲政理論爭論上的敵我觀
近年來，普世價值存在與否及中國是否應該遵循普世價值成為理論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尤其是今年5月以來，對憲政的爭論又成為一大熱點。在這場至今仍然持續的普世價值和憲政的爭辯中，反對的一方公然祭出了「敵對」的大棒，不僅將普世價值和憲政貼上「西方」、「資本主義」等標籤，而且將那些信奉和宣講普世價值與憲政的人扣上「居心叵測」、「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等高帽。
在反對普世價值的陣營裡面，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侯惠勤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普世價值之爭：「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無疑是引發這一爭論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儘管『普世價值』的『能指』十分寬泛（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測居心），其『所指』卻十分明確，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對我國進行顛覆，是當前敵對勢力利用價值滲透對我實行『分化』、『西化』圖謀的集中表現」。（ 侯惠勤：《用真理打破幻覺：為什麼必須批判「普世價值」觀》，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3期）
在憲政問題上，今年5月以來，反對憲政的一方先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在《求是》屬下的半月刊《紅旗文稿》發表《憲政關鍵元素屬於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將憲政定性為資本主義屬性；接著在5月22日《環球時報》跟進了一篇社論——《「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更進一步將憲政與中國時政聯繫起來；緊接著《黨建》5月30 日再刊《認清「憲政」的本質》，將認同、宣講憲政定為「就是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6月1日各大官網轉載《求是》雜誌上的署名文章「思想西化，黨和國家就會走上邪路」，將憲政定性為「邪路」，從而使一場原本屬於理論學術的探討問題，變成了政治鬥爭中的敵我立場問題。
中國在憲政求索上已歷經百餘年，期間雖然屢經挫折，但近年來學術界對憲政的探討日漸正常化，而今年5月忽然掀起一股反憲政的狂潮，將認同憲政者公然定性為「敵對勢力」，這究竟是何原因？對此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在《正確區分兩類矛盾，保護和支持人民的改革要求——讀九號文件有感》一文中指出：「九號文件的起草者卻看不到這些方面（人們要求維護憲法，依憲治國），錯誤地歸納為：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借紀念現行憲法公佈30週年，打著『維護憲法』，『依憲治國』的旗號，攻擊黨的領導凌駕於憲法之上，實質是要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國。」可見這股反憲運動正是中國統治集團中頑固勢力「敵對意識」的本能反應，他們通過九號文件以行政權力的形式來裁定這場學術爭論的性質。
2、現實社會群體性衝突事件中「敵人」的解讀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政府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敵對意識」，反映到現實社會問題的分析處理上，也隨處可見敵對意識的影子。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群體性衝突事件此伏彼起，對於波及面廣、影響深遠的群體事件，各界解讀見仁見智，其中「敵對勢力利用」依然佔居官方話語主流。
2011年12月廣東烏坎村民因土地被賣、村委選舉、村務不公開等問題而集會抗議，一度出現衝突，結果招致當地警方抓捕，村民代表薛錦波被抓後離奇身亡，由此引起村民質疑與更大規模的抗議，成為中外關注的焦點性事件。當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針對烏坎村民遊行中打出的「反對獨裁」標語，認為「在敵對勢力的媒體裡頭，在別有用心的人裡頭」， 「變成人家抹黑我們國家、抹黑我們黨的工具、砲彈。這就變了，這就事與願違了」，進而「我個人覺得不能把它（烏坎事件）作為一個簡單的群體事件和打砸案件來看」。可見，在鄭雁雄看來烏坎事件之所以複雜難以解決，是因為有敵對勢力參與，使整個事件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他說「外國勢力在這件事上起了惡毒作用，不然的話政府早就解決了衝突。」無獨有偶，據從汕尾黨政信息網截屏：12月20日上午，廣東省工作組在陸豐市政府召開幹部群眾大會。針對烏坎事件及處置工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委副書記、工作組組長朱明國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政府提出了就解決烏坎事件的8條意見，其中四、六兩條為：「四、政府承諾村內只要不再從事違法犯罪行為，不再組織與政府對抗，不再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不會進村抓人；六、林祖戀和楊色茂等組織者和挑頭者明知政府已經在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如果仍頑固不化，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死心塌地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
從汕尾市委書記講話，到廣東省工作組對烏坎事件處置意見，可以看到廣東官方在尋找烏坎事件產生根源上總還是擺脫不了在「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上兜圈子。同樣，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如孟連事件，各地石化項目事件，環境污染事件，徵地事件等等，都會看到官方一些對敵對勢力利用與挑唆的解讀。
3、指導方針上的敵對思維
在一個需要指導思想的社會，權力的中心常常充當著真理的中心，唯官、唯上之風必將盛行。這樣官方政策及領導講話都對社會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甚至左右著整個社會官僚系統及御用文人的話語。
在普世價值與憲政理論問題上代表中國官方媒體的密集發聲，反映著理論界的敵對思維，同時在社會現實上面對重大群體性事件的「敵對」定性，彰顯出了中國社會官僚話語敵對思維的根深蒂固。我們從近年來一些重大文件及高層講話中可以管窺那種深藏於體制內的敵我意識。
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報告說：「要強化人民民主專政職能，依靠專門機關和廣大群眾的緊密結合，堅持綜合治理，堅決打擊敵對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活動，伸張正義，保護人民。」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報告說：「排除一切破壞穩定的因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報告說：「防範和懲治邪教組織的犯罪活動，堅決掃除社會醜惡現象—-加強國家安全工作，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難得地沒有出現「敵對勢力」一詞，該報告指出：「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健全國家安全體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各種分裂、滲透、顛覆活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又恢復了「敵對勢力」一詞：「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
在這種作為執政黨指導方針的文件一再強調敵對意識的情況下，各級部門的領導也時常將敵對話語掛於嘴上。2011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報導中提到政法系領導講話：「在社會穩定方面，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一刻也沒有停止，千方百計進行滲透顛覆分裂破壞活動。」（《全國2012年全國政法機關第一位的政治任務》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1/03 /c_122527759.htm）2012年1月2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http://gs.people.com.cn/n/2012/0102 /c183345-16648113-1.html）2012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在工作會上提出：「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做好各項維穩工作，切實履行好維護穩定的第一責任。要加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力度，嚴密防範境內外敵對勢力實施搗亂破壞活動，加強輿論引導和社會面防控」。（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4/28/c_123050620.htm）2012年6 月12日周永康在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匯報會暨《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教育讀本》首發式上的講話：「要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感情認同，堅決抵制敵對勢力對我國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攻擊，堅決抵制西方錯誤政治觀點、法學觀點的影響。」
有了這種內含「敵對」意識的指導性文件，加上這類反覆強調敵對意識的各級領導，中國社會中一批緊跟權力的御用文人也就高舉起「敵人」的大棒，將各種社會問題以「敵我」的二元劃分來剖析。司馬南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披露：「華盛頓郵報追問那些關於我的謠言來自何方，對曰：我的敵人。又問：誰是你的敵人？對曰：過去江湖上的敵人，現在政治上的敵人。復問：他們有什麼不同呢？對曰：一個圖財害命，一個禍國殃民。他們有什麼相同呢？對曰：喜歡造謠，一樣卑劣。」這個簡單的對白暴露了司馬南之流的「敵我」二元意識，同時可以看出他們在運用「敵我」分析將「敵人」定性為「禍國殃民」的高明，這樣一來將自己自然擺上了護國愛民的神龕，而將自己劃定的「敵人」置於被審判撻伐的境地。同樣，作為新左國家主義代表性人物的何新認為中國近年來思想界「到處販賣完全被精英們所誤解的盧梭理論和希臘制度，甚至以要『民主』『自由』的名義，鼓吹一種毀滅國家制度的無政府主義。煽動叛亂和新的『造反有理』的異說，在外部欲亂華亡華者的挑唆下，也乘勢湧泛」。 （何新《國家主義的近代政治理論淵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 /article_2012072464319.html）可見，在何新看來，近年來凡是與他主張的國家主義不一致，或者不擁戴其國家主義者皆是「欲亂華亡華者」。這種將不同意自己觀點的思潮上升到毀滅國家的敵對高度，也確實是國家主義在理論爭執中的話語精明。
4.互聯網與微博定位上的敵我意識
不僅在理論思潮的爭鳴上存在著這種敵我意識，甚至一些技術與工具也被貼上了「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標籤。作為人類信息傳播工具的微博，就被國防大學原副政委、中將李殿仁指責為：「正如任何技術進步都有兩面性一樣，如果微博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微博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甚至進行網絡顛覆活動，微博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新陣地，對於國家政權安全、國防安全有重要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微博已成為與敵對勢力較量的網絡戰場」，「微博已成為極端及反體制言論的集散地，各種勢力尤其是敵對勢力已經把滲透的重心和重點放在網絡媒體特別是微博上」，「各種社會思潮借微博持續發聲，影響力由學術界向一般公眾擴散；一些所謂『魅力型』意見領袖，更是把微博當作另一個思想陣地，煽動網絡上的群體暴動、威脅和報復」，「太多的證據表明，互聯網的運用，特別是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動政治打擊，推行其自由價值觀、話語權，神化西方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否定我國的政治制度，陰謀策劃政治顛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徑。」（《李殿仁中將：微博——宣傳思想文化的新陣地》，2013年6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以記者採訪的形式刊發）。在此，信息工具的發展也被定性為敵對勢力藉以滲透的「網絡戰場」，上升到政權安全與國防安全的高度，可見這種「敵對」思維是多麼根深蒂固！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