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日訊】把中國農業狀況與世界和平聯繫起來，也許會被以為小題大做，但我還真以為這種聯繫太被低估了。
中國人被餓怕了。馮小剛的電影《1942》，反映那個年代中國的饑荒及餓死人的情形，那情景是不帶誇張的。筆者幼時曾聽老輩人回憶陝北「民國十八年」的情況，聽起來也很可怕。說那時糧食金貴，黃豆會被穿成串賣。街道上買碗飯吃，有饑渴難耐的人向碗裏吐一口穢物，要你棄食而去，他好解決自己的肚子問題。
很多史學家說，大規模餓死人的情形發生，往往不是因為糧食的絕對短缺，而是糧食的分配出了問題，例如，窮人買不起糧食，糧商及大戶人家囤積居奇。這話大抵不錯，但也有例外。60年前後，中國不少地方餓死了人，就主要不是買不起糧食的問題，因為自由的糧食市場幾乎不存在。這次大饑荒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初期對糧食的浪費太狠。一度全國糧食產量到處「放衛星」，個別領導考慮農民是不是每天可以多吃幾頓飯。公共食堂開始時讓人們放開肚皮吃飯，直吃到沒糧的時候才開始限量供應。後來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工作隊開始在農民家裏收糧，一些農民也開始藏匿糧食。那時連逃荒要飯的自由也受限制，餓死人的情形自然會嚴重。
對饑餓的記憶是集體性的，後果也是相當負面的。
後果之一是，國人的集體饑餓記憶產生了百姓的高儲蓄傾向。甘肅定西某縣近年玉米產量猛增，農民家家便儲存玉米，多到幾年用不了的程度。農民說餓怕了。其他做工掙錢的人，便是以存錢為肚子保險。中國人的儲蓄率為世界之最，可是架不住中國人又特別勤勞，高儲蓄率引起的總供應與總需求的差額，要用巨額貿易順差來平衡，於是就有了巨大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要投資生息，又於是買了不少美國的國債，因為它的債券的風險相對較小。美國政府有錢會幹什麼？這個不用說了。
另一個後果是，集體饑餓記憶導致國人的職業選擇行為有所不同。人們把找工作叫找飯碗，把失業叫做飯碗砸了；最好的工作不是自己認為最有趣的工作，而是最有保障的工作。相反，在農產品相對成本低、食物相對便宜的國家，例如美國，人們把吃飯不當一回事，政府也有能力出資讓低收入人群吃飯無憂，百姓便把興趣作為職業選擇的第一決定因素。兩廂相比，後一種情形下，人們更會發揮出創新的潛力。在筆者看來，美國人的創新活力充沛固然有很多原因，吃飯無憂恐怕是第一位的。
就是這個美國，民間有稀奇古怪的技術儲備，說不了就可用到武器裝備生產上；而政府又能印票子買武器、養軍隊，還不怕通貨膨脹，單單這個便讓它平添了優勢。飯碗這回事，就這樣影響了國際政治。
農村改革和農業技術進步使中國一舉告別了食物短缺，群體性的饑餓不復存在。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但是，吃飯這件事還是我們的一個問題。經濟學把家庭吃飯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叫做恩格爾係數。通常，這個係數越小，國力就越強大，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富裕。中國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恩格爾係數在2006年到2011年之間竟然不降反升，由35.8%上升到36.3%，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指標一般在20%以內。這多少讓人心裏有些不安。這說明中國農業與食品流通加工產業的相對效率是下降的。
中國農業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缺乏比較優勢。相對於巨大的人口數量，中國適合農業的優質土地很少。北旱南澇使我們在排水、灌水上必須下大工夫，便使成本增加。即使是這種土地，我們如果有很多，就可少灌溉甚至不灌溉，或可留出更多的淹沒區，只要有適合的農業技術，糧食單產雖然不高，效率卻可以很高。農業保險公司設置一個適合的賠率，農民收入也大抵有保障。可惜，這種土地我們沒有很多。這個硬性約束，便使我們的吃飯成本難以下降。
最擔心今後國際市場糧價下跌，給我們維持目前糧食生產能力造成難題。因為種地不掙錢，或掙錢水準不如外出做工，一些稍差的土地就會被撂荒；或能種小麥、玉米兩季的，改種一季玉米。這種事情這兩年居然在糧食主產區也發生了。很多人說，我們可以大規模進口美國、加拿大糧食，這好比進口了他們的土地和水資源。其實，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靠大量進口糧食維持國內市場供應，會增加很多不確定因素；還很可能會打亂高層改革的節奏。改革節奏亂了，中國的前景就不妙。這也是政治問題。所以，不要輕言放棄中國為飯碗問題所做的努力。
這裏存在一個深刻矛盾。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國內主要農產品市場的供求平衡需要提高單產，要消化因此產生的高成本必須維持農產品較高價格；而我們對開放的承諾又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國際市場低價農產品的競爭。技術進步是擺脫困局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甘肅定西年降水量300毫米，但因一項旱作農業技術，能使玉米平均單產達到1500斤以上，超過了美國的水準。可是這項技術的應用推廣卻不容易。這裏還有政治的因素。國家支農資金分配的導向是灌溉農業，不是旱作農業。國家資金養著一批人均與灌溉農業有關，與水利有關。他們有話語權。中線南水北調工程就超過了三峽水利樞紐。把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扭到旱作農業方向上，要動誰的「乳酪」，誰願意？這也是金錢的政治。
來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