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重談民主:「群眾運動」的另類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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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7月18日訊】7月13日,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新京報》上發表了一篇以《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為題的文章。該文迅即被中國主流傳媒廣泛轉載,亦被外界看作是對『反憲派』觀點的某種否定。有分析甚至揣測,俞可平的再次出擊,可能意味著北京將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大討論』。俞可平重談『民主』與『改革』,倒底釋放了什麼資訊?他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否意味著對當前中共高層政治左傾的某種『反動』?

如同他以前的有關民主的一些文章一樣(如《民主是個好東西》、《增量民主》等),乍一看,俞可平這篇文章,滿篇滿紙都是民主法治等漂亮辭彙,但仔細研讀和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那些潛藏在民主、自由、平等和權力制約等美麗詞藻背後的真正用意或指向。

在《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一文中,俞可平一開始就放出豪言,『推進民主並不必然導致秩序失控』,『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轉的政治發展趨勢』,等等,給人一種氣勢宏暉、撼人心魄的感覺。然而,他在這裏談的是什麼樣的民主,卻值得仔細地推敲一下。

按照俞可平的觀點,民主之所以對中國發展如此的重要,是因為:『*民主也是我們共和國的生命』,『十六大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大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實就是三個統一,即「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三者之中核心的內容是人民當家做主』,等等。不難看出,俞可平這裏談到的民主,是中共所謂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式的民主。這顯然與中國『自由派』們所宣導的『憲政民主』等價值相去甚遠,風馬牛不相及。

在談到『重點領域』的改革要有突破時,俞可平警示,『政治改革或民主建設滯後』有可能讓非法的腐敗轉化成合法的特權,會帶來『我們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同時也會導致官員財產的公開面臨兩難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但是,他也強調,民主也不能超前,『超前我們有過慘痛的教訓,如當年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裏,俞可平把中共前三十年搞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也算作是民主的一種實踐,只不過認為它太『超前』罷了。俞可平要求在重點領域(如後面提到的黨內民主等)的改革要有突破,其用意是,想解決『官員財產公開面臨的兩難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問題,從而增強中共的民意基礎和執政的合法性。這一點被外界看著是該文的亮點之一,因為『官員財產公開』是中共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關鍵點,即讓政府的行為透明和受到社會的監督。然而,在中共內部,提出官員財產公示,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溫家寶對此提了很多年,但至今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因此,俞可平在此呼籲改革和實現官員財產公示,不過是重提舊事和喊喊口號罷了,最後也難以付諸實施。

俞可平認為,實現民主的正確路線是,『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從基層民主到高層民主』,『從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其理由是,黨內民主是『一條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路徑』,而『中國的基層民主是可控的,代價小』,競爭能『把優秀的人給選出來』。俞可平在這裏提出其實現民主的正確路線,是針對公民『對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和『對基層政府信任度偏低』的社會『現實』而言,目的是為了提高民眾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防止產生『基層不牢,地動山搖』的社會動盪局面。俞可平稱,中央政府在民眾中享有『高度信任』,可見他是怎樣認識中共現行體制的。如是,還有什麼必要去改變現存的政治制度呢。俞可平雖然也提到了競爭和選舉,認為即使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也不應排除選舉,等等。但是,他主張『更多競爭』的基初衷,則只不過是為了挑選出『優秀的人』去為中共政權服務而已。

俞可平在提出要重視參與、自由、公正和權利等價值時,卻更加強調秩序、平等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兩種基本價值』,『過去我們偏重於平等,後來搞改革開放對自由的價值更為強調,現在二者又處於高度的張力之中』。他的言下之意即是,現在中國更多需要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改革開放初期,效率問題更加突出,現在公正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所以,與效率問題相比較,現在公正問題(即民眾對社會不公的怨恨)是中共首當其衝要解決的問題。中共之所以應該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和更通暢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管道』,是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合法管道,那麼公民就勢必會利用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管道,那就會帶來社會的動盪,民主參與就有可能失控』。那就是說,為公民提供利益表達和參與的管道,是為了防止社會的動盪和參與的失控,是為了實現所謂『官民共治』和達到社會對中共執政的『最大認同』,而不是要在中國推行什麼真正的憲政民主。另外,雖然公民的合法權利應該的得到保障,『但我們又要公共利益,因為國家和社會是一個共同體』。這就是說,公民權利要服從於『公共利益』,權利的施行不能損壞中共的國家利益及其政權的穩定。最後,俞可平還提到了『黨內民主中的權力制約問題』(這一點也被外界看作是俞文中的一大亮點),認為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並稱,『我們現在監督講得多了,制約講得少了,特別是對一把手的制約比較少』。這其實跟習近平『黨要管黨』和『反四風』等提法沒有什麼兩樣,可看作是中共下一輪『整人運動』的一個風信標。這裏所謂的『對一把手的制約』,是權力鬥爭的手段,跟政治民主化和權力制衡機制的建立沒有多大關聯。

概括地來說,俞可平在其《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一文中宣揚的,不是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而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即是『中國式』的民主與法治。文章通篇廖無新意,多是老調重彈(其先前民主和改革觀的重述),充滿空話套話,倒不如近來在學界盛傳的所謂『預算民主』來得具體和實在。俞可平提倡的所謂『有序的民主』,其實就是不搞或拒絕憲政民主,就是在打擦邊球,其要義就是:如何以推行所謂民主與法治的方式(增加黨內和基層民主及公民參與管道等)來減小官民之間的對立,避免整個社會的動盪,確保中共政權的長治久安。換句話來說,俞可平主張在中共體制內推進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國家秩序的全面失控和社會出現大的動盪,是為了防止中共政權因其體制發展的滯後(如缺乏官民間的相互溝通與認同等)而陷入崩塌的險境。

俞可平這篇文章所釋放的資訊就是:中共高層應與時俱進,通過整頓執政黨和發動群眾(如調動群眾參與反腐和基層治理)等手段,來提高中共的執政效率和挽救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爭取民心,等等。因此,俞可平的『有序民主』不僅不是對現實北京政策左傾的某種反動,而是對習近平宣導的『黨要管黨』、『習八條』、『毛六不』和『群眾教育運動』等路線的遙相呼應,是同一個宣傳攻勢的一部分,只是出擊的方式和使用的名目不同而已。在這裏,『民主』這一辭彙的運用,完全是為北京裝門面和製造有利的政治話語,看上去很冠冕堂皇,其實與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和『挺憲』毫無關係,也無助於對民主的深入討論,倒是為中共可能的下一輪『肅貪殺富』(形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的群眾運動起到了營造氣氛和輿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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