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9日訊】（記者張旖旎綜合報導）日前，一位元文革中的紅衛兵劉伯勤登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引起輿論沸騰。在廣告中，劉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劉伯勤登道歉廣告引發大量民眾的讚譽，這也出乎他的意料。

劉伯勤在接受大陸媒體南都網採訪時講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數十年的“文革”反思纏繞成了折磨他的心結。“這是壓在我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劉伯勤說。

一切源於那個混亂的年代

“文革”到來時，劉伯勤14歲，在濟南一中初一(3)班就讀。

1966年6月7日，濟南全市各中等學校陸續向學生作“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開始停課開展運動。一天，學校還沒有放假。劉伯勤所屬的班級那周是勞動時間。劉伯勤正勞動時，班主任許俊源走到他面前對他講，“明天不用勞動，要搞文化革命了。”當時頑皮的他聽了非常激動，也很高興，還問，“以後永遠不上課了嗎？”許俊源頓了一頓，很沉重地說“不上了”。劉伯勤後來想起這事非常傷感。

批鬥

“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濟南晚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此後，大中學校學生要求揪鬥本單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幫”。“牛鬼蛇神”即教師，“黑幫”即黨政幹部。

劉伯勤就讀的濟南一中黨支部最先拋出6個“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教高年級的老師畢德質等人。

一天，在批鬥中，李昌義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從辦公室排著隊出來，沿著前面的臺階彎腰低頭走下。臺階兩邊站著參加批鬥的學生，在他們走下去時輪流用手打，並用言語侮辱。劉伯勤當時個子矮，站在一個較高的地方。李昌義頭謝頂，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鬥時不讓戴了。當李昌義經過他時，劉伯勤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之後還朝李昌義啐口水。“當時打人是想‘嘗嘗滋味’。現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沒有接觸，也談不上什麼階級仇恨。對我個人來講，這是人性惡的一種流露，那個瘋狂的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劉伯勤說。

“文革”時，他們搞惡作劇時唱《牛鬼蛇神之歌》玩。當年，他曾逼迫畢德質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鬥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畢德質，任何“革命師生”讓他幹嘛就得幹嘛。當時學校流傳《牛鬼蛇神之歌》是畢德質作詞。“他作詞，就沖著他來。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劉伯勤說。

對另一位老師胡熹和的批鬥則極盡荒誕。胡熹和給他們初一教圖畫課，當時已經約60歲了。大約在1966年9月，學校“革命師生”說胡熹和的畫是“大毒草”，是“黑畫”。“胡老師畫的畫大多屬於漫畫。漫畫線條比較簡單，形象比較誇張，大多用橫、豎、斜的線條畫出來的，一筆一畫，這些筆劃容易被看成字。”劉伯勤說。

學校讓全校學生在胡熹和的畫裏找反動標語。學生說線條像什麼字，就是什麼字。在一幅畫裏，劉伯勤最多“找出”36條反動標語。

當鬥爭對象擴展到當權派時，時任濟南一中副校長朱琳也被作為“牛鬼蛇神”拋出來了。“把她拋出來是領導為了保自己。”劉伯勤說。劉伯勤的同學鮑德昌回憶，批鬥朱琳時，讓她胸前掛著兩隻鞋，污蔑為“破鞋”。還讓她戴著一個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朱琳”，在名字上還畫著一個大紅叉。

1967年春天。有次濟南一中組織師生在城南千佛山腳下的果園拔草，朱琳也參加勞動了。在勞動現場，劉伯勤和另一個同學上前找朱琳的茬，說她反動，雙方發生了衝突。當時朱琳說，“你們是學生，還年輕，懂了再說吧。”劉伯勤回憶，“我們理屈詞窮，就說她不老實。現在想來，這不是批鬥的場合，而且批鬥朱琳副校長已經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無謂找茬，傷害老師。”

抄家

1966年8月18日後，山東省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至10月底，在101處各類中等學校中已建立紅衛兵組織475個，有紅衛兵26286人，占師生總數的39.1%。

8月23日，惡魔釋放了。

濟南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還抓人、揪鬥、抄家。“抄家是抄反動罪證，還有家裏‘不該有的’(東西)。”劉伯勤說。《山東省志》記載，至1966年10月13日，濟南被抄家20075戶，占全市總戶數的13.11%，其中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

同學鮑德昌評價“文革”中的劉伯勤，“他在學生浪潮當中隨波逐流，但是他不壞，也不玩陰的。”

一天，他隨著一二十個人去了張念泉家。張念泉“文革”前和劉伯勤關係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類”，當天在家。“去抄家的時候，我當時心裏很尷尬。”劉伯勤回憶。同學過來抄家，張念泉不敢反抗，還得配合、表態。抄家的紅衛兵詢問：桌子底下藏沒藏槍？有沒有電臺？張念泉說沒有。他得幫著打開看。“當時報紙上說，階級敵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們就拿棍子敲地(聽聲音)，硬說地下有洞。”劉伯勤回憶。張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兩邊各擺一張椅子。紅衛兵懷疑地下埋了槍、電臺，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們當時小，沒有勁了，但不確定底下有沒有東西，就不了了之。

同學鮑德昌當年是“黑五類”。談及瘋狂的年代，他說，“電影裏反映的，絕對不如現實的。那時我整天在家裏，以淚洗面，也不讓串連。一說上學就頭皮發麻，怕被同學鬥。”同學曹廣濱當年也被看作“黑五類”。曹廣濱評價當年學校的氛圍是“氣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學韓桂英。解放前，她父親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理，當時照相館頂多雇傭幾個職工。“文革”中她家被說成是資本家家庭。

抄家時韓桂英不在。當天紅衛兵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就要結束時，有一個同學手裏拿著東西，不小心碰到了掛在堂屋中間的一個毛澤東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個同學當時還有點惶恐，在那個時代，毛像、毛選形同聖物。

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的相紙拿出來的時候，在後面發現了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32張蔣介石的相片，有穿軍裝的，有穿便服的。領頭的紅衛兵很快將這批照片收起來了。

發現蔣介石照片後，劉伯勤就順著這個思路看別的鏡框後面有沒有東西。看到牆上掛的一個韓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將之撥拉下來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後面，一共發現200元現金，最大面額的是1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被沒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現行”行為後，韓桂英家不能辯護。當時韓桂英母親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韓桂英家門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紅衛兵臨走時還詢問：這裏面有沒有槍？有沒有電臺？韓桂英家說沒有。紅衛兵不相信，就撈，拿東西往井裏扒拉了一陣，什麼也沒有發現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錢，成了劉伯勤多年的心病，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三四十元，大多數家庭都是現在說的‘月光族’，沒到發工資的時候就沒錢了。200塊相當於五個月的純工資。那時候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一個月存3塊、5塊，要存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可能是韓桂英家一輩子的積蓄，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這算什麼？現在來看，就算藏蔣介石照片，按《刑法》來看，這算什麼罪？”

被抄家後，韓桂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她也沒有出現在班級的畢業照當中。劉伯勤再也沒有見過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聽她，想給她當面道歉，卻聽說她去世了。”

惡作劇

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巨大驚嚇

“文革”時劉伯勤家住山東省政協大院。大院內有幾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這3人都出現在了劉伯勤的道歉廣告中。談到當年對3人做的錯事，劉伯勤充滿懺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後，玻璃破了，窗戶上糊了報紙。有幾次，劉伯勤他們半夜起來，用冰棍的竹棍劈開一點，夾著小鞭炮。之後將周志俊家窗戶的紙弄開一個孔，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了巨大的驚嚇。

惡作劇同樣發生在宋文田家。劉伯勤與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臉貼到玻璃上，然後敲玻璃。裏面的人一開燈，順著聲音一看會嚇一跳。

1967年，劉伯勤與人還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裏，他們將杜大中家廚房的鹽、油、醋等調料全倒在一起，讓他們沒法用。

反思

“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

劉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現。

1966年9月，濟南大中專和中學學生到全國各地串連，串連熱潮持續了7個月之久。1966年11月，身為紅衛兵的劉伯勤也上北京串聯去了。但當他回到老家山東省政協大院的時候，讓他震驚的事發生了：全院子貼滿了打倒他父親的大字報、標語等。他父親被說成“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對待。

劉伯勤變成‘黑五類’後，心態變化很大，內心受衝擊很大。“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開始反思了。”

“文革”中劉伯勤曾下鄉，回來後在鐵路上幹了裝卸工、調車組、食堂採購3個工種，一待8年。

1978年劉伯勤參加高考，考上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劉伯勤母親那裏，他當時很隱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結

“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

劉伯勤將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稱為“屬於小惡”。

劉伯勤產生登廣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幾年前他就想，當年傷害過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廣告可以給人家後人有個交代，通過這種辦法把該做的做了。但當時他有顧慮，因為和他一塊做那些事的還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沒有道歉，他怎麼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觀上不能給別人形成壓力”。“現在和我一起幹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劉伯勤的班級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同學聚會，但劉伯勤一共只去了兩次。同學曹廣濱說，“他不好意思去，當年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壓力。”同樣不願意參加聚會的還有被抄家的張念泉。同學鮑德昌曾勸張念泉，“別計較過去的事情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記得這些事情呢？”張念泉當時回答，“不想見面，也不願傷和氣。”

5年前，劉伯勤找到了張念泉，把他請出來一塊吃了個飯，坐了兩三個小時。但這次見面，兩個人談“文革”的時間並不多。劉伯勤當面給張念泉道歉。張念泉說：“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劉伯勤說。

今年農曆正月初三，在濟南東二環的一個酒店，有十幾個老同學參加了同學聚會。劉伯勤少有地參加了。

一見當年的“黑五類”同學鮑德昌，劉伯勤就說，“我見了你不好意思。”

鮑德昌說，“這麼多年了第一次見，有什麼不好意思！你這麼些年不來，咱們的人見一次少一次了。”

劉伯勤隨後的話讓鮑德昌震驚。他說，“說句良心話，我覺得咱們班的張念泉、韓桂英等，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

聽到劉伯勤的話，鮑德昌覺得自己眼眶濕潤了。他說，“伯勤，你怎麼這麼說呢？咱們能活著見了就很好了。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就是惡作劇，正好趕上這麼個風潮。”在場的人也都勸劉伯勤，“伯勤你別這樣，這麼多年的事了，誰把它當回事呢？”

“但這不等於每個人心裏覺得‘文革’這個事就可以一筆勾銷。”劉伯勤後來說。

“這個同學有這種思維和意識，他還記得這個事，想給人道歉，我覺得很感動，心裏很熱火，是一種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鮑德昌告訴南都記者。

隨著這次聚會道歉而來的就是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劉伯勤評價這次廣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道歉廣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張念泉還在世，但劉伯勤目前無法聯繫到他。其他人則沒有機會當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劉伯勤偶然登錄一家媒體網站，看到有“讀者留言”欄目，就詢問做不做道歉廣告業務。後來幾經溝通，最後在這家媒體登載了那則道歉廣告。在這家媒體網站“讀者留言”欄目，劉伯勤留言稱，“本人‘文革’時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傷害了一些人，這些年來已當面向其中部分當事人道了歉，也獲得他們諒解。但還有一些先生因年久無法聯繫(有些甚至已經過世)，願意在貴刊登廣告向他們及其家屬道歉，以贖前愆，不知貴刊能否成全？”他用的網名叫“心病”。

“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劉伯勤說。

大量網友支持劉伯勤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網易北京市手機網友：該全面梳理一下某組織的歷史了！不要再害人了！

qiuddd：瘋狂黑暗的年代，中國人內心魔鬼釋放的年代，愚昧的貧窮的毀滅的年代

張怡筠 ：道歉是勇者之舉，重視他人心情，也因此告別愧疚不安的自己。

dnulxg ：“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的希望?

愛山楂的菲爾：在我們這個缺乏懺悔傳統的國度，這位老人家很有勇氣，也具備了人性的光輝。。。相比其他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們！你們不覺得汗顏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