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解讀:香港維園悼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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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6月10日訊】大陸新聞解讀(298)熱點解讀 香港維園悼六四:維園的燭光悼念活動是中國人的良心之光。

嚴真:文昭你好。

文昭:嚴真你好。

嚴真:那麼剛剛過去的6月4號,是89六四屠城的,二十四週年的紀念日,我們知道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是毫無悔改之意,那麼在這一天,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悼念活動,有十五萬人冒雨參加,非常令人感動,就有個問題說,對於這麼多人所守護的,六四悼念活動,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現實意義和作用?

文昭:對,香港維園的燭光,可以說是中國人的良心之光,也是希望之光,在當今的中國,香港是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中共最想做的,就是想讓中國人淡忘六四,而這個紀念活動也就是告訴中共,中國人沒有忘記,所以就這一點,就足夠讓中共感到恐懼了。所以這個香港,人們不淡忘、不順從也就表示著良知還在,民族的希望也還在,這就是最大的一個現實意義。另外這幾年的悼念活動,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年輕人、青年學生的參與明顯增加,表示民族理念的薪火相傳,它有接班人了,有下一代人把它接過去了,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其實我們看一下這個香港維園,它每一年悼念六四的人數的變化,也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現象,1990年,六四一週年的時候,是十五萬人參加,其後幾年是每年人數下降,到1994年的時候,是降到最低點,是三萬五千人,其後的十幾年,基本上都是四萬人到五萬人之間,2008年的時候,參加燭光悼念的還只有四萬八千人,可是很有意思到2009年,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突然一下增加到十五萬人,串上去了,之後這幾年一直都維持在十五萬人以上,去年是歷史最高鋒,是十八萬人。所以看起來好像最近幾年,香港的民主意識突然高漲了,這其實也是拜中共所賜,因為2008年,正好是胡溫的第二個任期,就是中共的維穩體制,開始定型化,那麼這個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成了中共眼中對內地的一個不良示範,所以從那以後它也就開始,有步驟的破壞香港的自治,而且從回歸十年以來,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就開始明顯的顯現了,所以香港人他明顯感受到,自己的處境和自己的政治環境,是直接相關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所以每年的六四燭光悼念活動,其實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表達普遍性民主訴求的一個活動了,其實這些年,中國內地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也是一樣的,只不過香港的,它有一個開放環境,人們還可以公開表達,所以另外一個現實的意義,對於香港的悼念活動,它其實是整個中國民意反映的一個現實寫照。

嚴真:那麼像你剛才所說的,這些年香港維園參加六四悼念活動的人數,是不斷的增加,而且是有年輕化的趨勢,這個薪火相傳,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國內的這種群體抗爭事件,又在不斷的受到鎮壓,所以一些人就會對中國走向民主的前景感到悲觀,他們認為這個片段什麼時候才能到來呢?

文昭:這其實是包含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很多人覺得中共的專制機器還很強大,行之有效,第二個問題就是,有不少人覺得中國人是生活在恐懼感之下,所以不敢採取行動。首先我覺得這個恐懼感,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固定維持的東西,它並不是一個常量,你像在2007年的時候,緬甸發生了由僧人所發起的,叫作”番紅花革命”,也叫”袈裟革命”,遭到了軍政府的鎮壓,然後有上千人被逮捕,據傳有上百人死亡,這一個血腥的記憶,應該說是夠新鮮了,它製造的恐懼感,也應該夠深刻了吧,可是在去年翁山蘇姬復出,然後參加緬甸補選的時候,照樣成千上萬的緬甸人,走上街頭,支持她所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這個恐懼感它瞬間就被瓦解了。

所以群眾它能不能採取行動,其實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就是一個社會心理的形成,就是大家覺得這個變革,是不是已經很現實了,是不是近在眼前,如果大家覺得它現實到,你只要走出家門伸手去拿,就已經能夠搆的著的時候,這個恐懼其實它很容易就被突破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關於中共,是不是還很強大的問題,就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任何專制獨裁者,在他倒下之前的一分鐘,都會有人覺得他非常強大,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他還在位,然後他就能夠,支配一些關鍵性的資源,特別像在中共這種政權,它又完全不講法律,它要打擊你的時候,它可以不受任何條件的約束,它除了把你抓起來之外,還可以讓你的配偶失業、孩子失學,讓你整個家庭在一瞬間,墮入一個非常絕望的處境,所以人們就會好像覺得它很強大。

嚴真:以前記得中共要鎮壓誰的時候,經常說一句話,就是讓你記住我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就是讓你嚐一下專政的鐵拳。

文昭:其實這一招它也不是經常管用,如果說有一個人他處於絕望之中了,他本來已經沒啥可失去了,你要想讓他的環境變的更糟,通常就是要困難一些,如果這樣的人多到了一定程度,它局勢就比較難以控制了。所以在任何社會,貧窮和嚴重的社會不公,它都是會導致革命的兩個最主要的力量,因為這兩種情況都能讓相當一部分人,處於無所畏懼的狀態,因為他什麼都沒有了,但是跟很多中國人理解不一樣的是,革命其實它並不真正的是群眾運動,因為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有人就統計過,歷次參加革命,直接參與的人,很少有超過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的,絕大部分人他只是被動的受到革命的影響,那麼如果一個社會,它貧窮和不公,二者有其一的話,這個社會就已經相當危險了,假如一個社會這兩者都同時具備,那麼它這個政權還要,繼續維持統治的話,通常它就必須要靠,對訊息的封鎖,讓人們彼此之間,不知道對方的處境,這個村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隔壁村的人都不知道,以及把很多事實的真相,歷史的真相掩蓋下來,假如連這一招都不靈的話,那對於獨裁者來講,那真是不知計將安出了。

當然我們講中國的貧困問題,中國的主要貧困問題,今天還不是絕對貧困的問題,就是說它和非洲是不一樣,非洲的絕對貧困是整體人口的赤貧,它是由於生產力低下,技術低下所造成的,而今天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是相對貧困,也就是說每天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的,這種赤貧的人口,在中國大概是佔百分之十多一些,比例不算很高,但總人口數有一億多人,其實還是很多的,但是更多的中國人,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他是處於相對貧困,他相對於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他並沒有從整個經濟總量的增長中,分得自己應該得的那一份,就是說他本來應該自己,所得到的相當大一部分利益,被極少數人依靠特權,所無償佔有了,是這個問題,這不是人們的才智,或者工作不夠努力的問題,這是制度性不公的問題。

這也不是我們剛才說的,生產力問題、技術問題,這是一個分配的問題,那在人們剛剛脫離,就是解決溫飽危機之初的時候,很多人還能夠接受這種不公平,但是隨著人們知道的越來越多,那麼人們也清楚,原來我自己可以生活的更好的,但其實我們大部分利益,本該得的沒有得到,而且是,由於中國最近這幾年,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向特權階層傾斜,特權階層壟斷了大部分社會利益,普通人像上層社會流動通道,被堵死了,什麼官二代、富二代,他佔據了這個社會的主要的職位,然後普通人還要去承受,什麼高房價、環境污染,還有諸多社會沒有保障,這些方面的問題,所以越來越多的人,他了解的越多,他就越會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就是這個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必須改變,當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去算命,說共產黨還有幾年陽壽,但是做為一個政權,它面臨如此深重的危機,存在嚴重的制度性不公,同時也還有相當大的,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現象,同時封鎖消息這一條也逐漸失效了,還能夠原樣維持統治的,恐怕是絕不可能了。

嚴真:那麼今年紀念六四正好是中共官媒一擁而上,批憲政的時候,連續兩集我們在談這個話題,那麼無疑是給這一些,已經為數不多的,就是希望還中共啊,能夠重新評量六四的這部分人,等於是給他們潑了一瓢冷水,當頭一棒,也是讓他們絕望透頂了,那你覺得這個會對當前的形勢會有什麼進一步的影響?

文昭:我覺得這中共,就是大愚若智,唐朝詩人章碣,他有一首詩叫作《焚書坑》,其中後面兩句很有名,秦始皇覺得這些儒生引經據點、以古非今影響了他政權的穩定,所以他也很不爽、他要維穩,所以焚書坑儒,但是後來造反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可通通都是不讀書的人,他們可不是接受了這些儒生的反動思想才出來造反的。他們為什麼造反,第一是由於生活所迫,第二他們是看到了,朝廷裡面有趙高這樣的奸臣,指鹿為馬,斷送了這個王朝最後一線,改良的希望,他才起來造反的。所以說就這單單一個趙高,幹這指鹿為馬這件事情,它對整個秦王朝的毀滅作用,比那被活埋的四百個儒生,要大的多了。其實說到今天這憲政學者,你不管如何搖旗吶喊,他還真的沒能的把老百姓導鼓起來,揭竿而起來造反,但是這些特權集團,我們叫做反動知識份子,這些人,他們是為特權辯護,寸步不讓,要把持拒絕改良,把持著魚肉百姓的特權寸步不讓,這個倒反而是比提倡憲政,更能斷送這個紅朝的命根,所以杜牧不是在阿房宮裡邊有一句話,今天也是這樣“亡共者共也”,還真的不是誰反共,把它反掉了,就是說自個兒把自個兒嘬死了。

嚴真:所以用句大白話來說,就是今天的中共即使沒有人去反它,它自己也會倒,因為它做惡多端,又放棄了一切從良的機會,所以它的下場只有一條,就是自斃。那回到六四這個話題來,今天我們看到就是很多大陸人特意去香港,去維園參加這個六四悼念活動,那當然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不僅這個悼念活動能夠在香港舉辦,而且能回到它事發現場,天安門廣場去舉行,那麼希望這一天不會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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