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4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駐道六九五零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了。走得非常倉促，甚至跟他們一手籌建的革委會的其他成員連招呼都沒打，就走了。關於六九五零部隊撤走的原因，在道縣有種種說法，但沒有一種有權威性。有一點可以肯定，撤走的原因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和上面的路線鬥爭有關。在當時，路線鬥爭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黃義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辦公室，驚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他連忙與其他幾位革委會主要成員商議了一下，認為四十七軍的人走了，我們還是要堅守崗位，六九五零部隊很多沒有做完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繼續把它做好，特別是要傾注全力把生產恢復好，農民不比城裡的幹部群眾，端的是泥巴飯碗，田裡沒得收，嘴裏就沒得吃。
這時，道縣人武部的原領導也調走了，換了一批新領導。人們注意到，原來的幾個領導不是因為犯錯誤而撤了職，而是平調甚至是升遷了。改組后的縣武裝部重新接過六九五零部隊的支左領導權，原來支持「紅聯」的幹部和武裝部原班人馬，再次執掌道縣的黨、政、軍、財大權。像人們說的那樣，餅子又要翻過來煎那面了，「革聯」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為清查對象，進行審查。
但，黃義大還是縣革委的副主任。
此時，省城（長沙）裏面，梁春陽出問題了，據說是「炮打三紅」，企圖「毀我長城」，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叫尚春仁的省委領導幹部，統稱「梁尚者流」。道江鎮貼出了「打倒黃義大」的大字報，說他是「梁尚」伸向道縣的「黑手」，說他赴省彙報殺人情況是與「梁尚」挂鉤，進行「黑交易」。大字報稱黃義大是「炮打『三紅』的黑幹將」，道縣階級敵人的總後台，『四類分子』的孝子賢孫。
黃義大雖然感到強大的壓力，也深知這些大字報都是有來頭的，但心還是大的，穩穩地放在肚子裏面。他仔細檢查了自己文革開始以來的所有言行，認為沒有任何大的錯誤，都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都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大字報上街沒有幾天，武裝部副部長劉×、副政委樊××到黃家登門拜訪，軍人辦事痛快，寒暄之後，直截了當就話入正題：「最近我們舉辦了一個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布置了今後一段時期的工作任務，大家的情緒很高，但心理壓力很大。因為前段時間，各方面都反映他們與殺人有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了解了，與他們根本沒有關係。大家要求你去講講話，表一下態，說明殺人與他們沒有關係，要他們放下這個包袱大胆地工作。」黃義大說：「這個態我不能去表，根據前段揭蓋子會議揭發的材料看，道縣的殺人明顯與其中的某些武裝部長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個態我怎麼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數啊！」
第二天中午，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劉寬又來找黃，說：「昨天劉、樊兩位同志來找你商量，請你到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上去講講話，聽說你不肯去。我的意見你還是去講一講有好處，一是可以給他們放下包袱，大胆工作；二是可以加深相互之間的感情，以利於今後的工作，於己于公都有好處，你今後還要依靠這些人在下面工作的。道縣今後的工作擔子，主要還是你來挑。我們武裝部介入支左也是暫時的，長遠的還是要你們搞……」但黃義大仍是堅持說：「劉政委……這個態我不能去表呀，因為全縣的揭蓋子會議剛開不久，無數事實表明，殺人確實與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有關聯，而且有的人問題很嚴重，將來必然是屬於追究的對象。我要在這個會上去說與他們沒有關係，這一方面我說了不算數，另一方面我也不能違心地去講這些話呀……」劉政委見話不投機，沒有再說什麼，很不高興地走了。
黃義大的這種態度引起了縣武裝部和縣委縣政府部分幹部的極大憤怒。殺幾個「四類分子」，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你小子就要揪住不放，還想運動後期處理我們。豈能讓你的陰謀得逞！你小子刮「五風」的時候，犯的錯誤還小呢？「三死兩荒」，死了多少人，還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組織上都給你擔了擔子，我們殺幾個「四類分子」你就死揪住不放了？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你小子富裕中農出身，實際上就是一個漏網富農，跟我們貧下中農就是不一條心。這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你是個筆杆子，會整材料，我們就不會了？
於是以道縣革命委員會和支左領導辦公室的名義，迅速地總結一份「關於黃義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的材料上報零陵地區革命委員和湖南革命委員會。
在這個材料中，總結了黃義大的四大「錯誤事實」：一、隱瞞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二、為社教下台幹部和國民黨餘孽翻案；三、虛報浮夸，造成『三死兩荒』；四、在革委會內部撥弄是非，製造分裂，把鬥爭鋒芒指向『三紅』。
這四條在當時，哪一條都不是小問題，可謂刀刀見血。看起來這班人搞這些事比黃義大這班人強多了！黃義大套路全懂，但心慈手軟；劉香喜心狠手辣，但套路不足。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道江鎮街頭掛出好幾幅大橫幅：「經上級批准，撤銷黃義大縣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等一切職務!」
橫幅標語一上街，整個道縣為之轟動。「革聯」的末日到了。
接下來就是一場場的批鬥大會。後來這些批鬥會幾乎開到下面的每一個區社，當時喊出的口號是：黃義大把毒放到哪裡，我們就把毒消到哪裡。
據黃義大說：「這些批鬥，比原來斗『走資派』凶多了。運動初期，我也被打成過『走資派』，開過批鬥會，不過是喊喊口號，讓你彎腰低頭認罪，或者跪一下子，最多不過踢兩腳打幾拳。這以後的批鬥會，上去首先就是『五花大綁』，然後一頓拳打腳踢，打得死去活來。尤其是那個綁人，就是成心要把你的手捆斷，用腳踩住你的身子勒緊繩子，捆緊了，還要拚命地往上拉……雙臂痛得像斷了一樣，接著就麻木了，心臟好像馬上就要炸開一樣，打得胸口嘭嘭地響，血一下子全都衝到了頭頂，太陽穴像打鼓一樣的跳，兩隻眼睛漲得向外爆了出去，整個人像一隻蝦公鉤成一團……他們就是成心把我斗死！」
劉香喜當然也是在劫難逃，他是和黃義大同台批鬥的不二人選，所受到的待遇，比起黃義大來說沒有最凶，只有更凶。
兩隻蝦公在批鬥台上第一次見面時，劉香喜說了一句：「心慈手軟害死人！」
黃義大一言不發，把頭深深地低了下去。
十一月十四日，天氣開始轉涼，黃義大已經穿上了棉衣，剛吃過早飯，就來了幾個人，把他押到了道縣一中後面的大體育廣場。縣革命委員會在此召開全縣城幹部、職工、城鎮居民萬人大會，宣佈道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對黃義大等人執行拘留的決定。這天大會，聲勢特別浩大，戒備森嚴，會場四周都有持槍的武裝民兵站崗。主持人點到黃義大的名字后，幾個民兵將他反剪雙手，壓著頭推到台上，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黃義大被『五花大綁』，直接送進了看守所。
道縣公安局看守所，就在縣人民政府的大院里。過去黃義大當縣長時，坐在辦公室就能聽到看守所里犯人喊操的聲音，但一次都沒有去過。看守所的領導曾經幾次請他去檢查工作，他都婉言謝絕了，實在是不想去這個不祥之地。這一次被『五花大綁』送了進來，老所長歐××看到他雙手已經發紫，一動也不能動，一邊解繩子一邊說：「黃義大，這下好吧，原來我找過你幾次，要你來看守所視察一下，你總說沒有空，這下有空了吧，你要整天坐在這裏了。反正夠你坐的了！……早知道自己會坐進來，當時多批點錢，把牢房蓋大點，多好。進去以後好好地看一下監規吧，千萬不要違反了。」
黃義大原來以為不就是拘留嘛，坐不了多久就會出去的。聽老所長這麼一說，心裏一驚，感到了情況的複雜性和嚴重性。
與黃義大先後被抓進牢房裡的還有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他的罪名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蛻化變質分子），公安局長宋××，檢察長閻××、副縣長劉××、劉××等人（這些主要是因為站錯了隊）。
劉香喜也被抓進來了，這是任何人都能夠想象到的事情。
沒想到的是，鄭有志也被抓起來了，賀霞也被抓起來了，賀霞的罪名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資本家的黑管家、階級異己分子。
公安局長宋××被揪出來，關進牢房以後，縣公安局進行了改組，由下面調上來一位新局長×××。另外教育部門也從下面調上來一名青年幹部鍾昌斌加強領導。鍾昌斌與×局長兩人原來同在一個區里工作，關係一直很好。調到縣裡以後，因為人地生疏，家屬一時沒有過來，下班以後兩人經常一起在公安局的辦公室里喝點小酒、談談天。這一天，兩人喝酒談天時，鍾昌斌看到辦公室牆腳邊堆了一大堆材料，出於好奇，撿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驚，原來竟有這樣的事情！他叫過×局長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局長說：「這是六九五零部隊走到的時候留下的文件，沒什麼用的。」鍾昌斌說：「哦，哦，可不能說沒有用的。這件事將來遲早要追查的，你在這個位置上，脫不了責任的。」兩個人找來一個文件櫃，就是那種木製的老式兩門櫃，把材料收攏來，裝進去，然後找了幾塊床板，用釘子把櫃門釘死，又打上一張封條。
十六年後……道縣處遺工作開始，鍾昌斌被任命為道縣處遺工作組組長。時過境遷，千頭萬緒，處遺工作怎麼開始呢？鍾昌斌想起了當年的那個文件櫃。但是，這麼久時間了，它還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縣公安去找，一看，大櫃原封不動，立在原處，照樣子用木板釘死，封條上的字跡還依稀可辨，打開，除紙張變黃了以外，所有的資料都原封不動躺在裏面，十六年來竟沒有任何人動過它們……
鍾昌斌以手加額道：「天意啊，天意啊……」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砰!身後傳來一聲沉重的鈍響，鐵門關嚴了。黃義大抬起頭看了看牆上貼的「監規制度」，白紙黑字，一共六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不準交頭接耳，不準高聲喧嘩；不準帶火柴硬器入監房；不準抽煙飲酒；一切服從看守人員的管制；所有情況都要向看守人員報告等等。
從這一刻起，黃義大開始了人世間的另一種生活。
儘管所有的人從來都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把他送進這裏來，但「監規」上寫得明明白白，送你進來就是要你「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
這個陳舊的看守所，共有十二間監室，每間約十平方米，原為住四個犯人設計，現在大約要關三十人左右。監室里只有靠外牆三米高處有一個很小的通氣鐵窗，小到把所有的鐵欄杆弄斷，也難容一個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濕，特別是春夏之交，一發「水南風」，牆上、地上均是濕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腳都會患上關節炎。縣廣播站站長唐厚文是一個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鄧拓」關了進來（注一），在裏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膝蓋腫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個不停，吵得眾「牢友」無法入睡。牢房裡面又潮濕又陰暗，白天黑夜都要開燈。每天「放風」的時間只有五分鐘，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陽從雲層中灑下的金光。放風的時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呼吸，抓緊時間、集中一切精力拚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經痛得走出去放風的能力都沒有了，眾人可憐唐厚文，每到放風時，便分頭攙扶他到外面去見點陽光，吸吸新鮮空氣。
犯人們睡的床，是四邊用磚頭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間搭上幾根木料，用長木板並排釘成的一個大統鋪。犯人進來從外面依次挨著睡，像擺鹹魚條子一樣，床的對面有五十公分寬的空間，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裏面的檔頭放了一個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進來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後進來的只有靠裡邊睡，腦袋邊上就是便桶。剛進來的人，不說別的，光是便桶濃烈的臭味就能讓你馬上暈倒過去。
因為每天只有五分鐘放風時間，而且是一個號子（監室）一個號子地輪流放風，放完一個號子，關好了，再放第二號子，所以必須跑步前進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沒有解完，五分鐘時間一到，武裝看守鈴聲一響，就馬上必須提上褲子拚命地往回跑，稍有遲緩，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罰跪。夏天不管太陽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兩個小時。所有的人都特別害怕，不敢有絲毫遲延。
由於號子空氣齷齪，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每天都有幾個犯人「拉稀」，沒有辦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個窄小的空間里，那個臭氣可想而知。黃義大剛進去的幾天，聞到那種熏天臭氣，就想嘔吐，頭昏腦脹，根本吃不進任何東西，送進的囚飯甚至一連幾天不碰，眼睜睜地看著別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個精光。
對於每天放風上廁所，他也非常難以適應。當縣長時，坐辦公桌的日子長了，習慣了慢條斯理地上廁所，從從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腦力勞動的人一樣，把上廁所看成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時間。為了適應這種嶄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沒有少吃苦頭。
號子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新進來的犯人首先要先倒七天便桶。就是在放風時，負責把便桶里的屎尿到進廁所。黃義大住進的那間監室，共關了三十一個人，黃義大一進號子，就有人說：「哎呀，義大書記，黃縣長，你也進來了？」經他一說，大家都知道了這位新進的犯人的身份，因著這個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雙手捆得發紫，連筷子都提不起來，於是決定法外施恩，免了他七天倒便桶的「規矩」。
這間監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鬥爭」遭報復抓進來的；有參与宗族械鬥的頭子和基層幹部；有因長期外出雲南、新疆等地區搞副業謀生的所謂「流竄犯」；也有個別偷摸扒竊的人；還有在外面打死人殺了人的刑事犯。這些從農村被關進來的人，最難受的是吃不飽、餓得發慌。有一些關得時間長了的人，因為肚子里一點油水也沒有了，更是餓到了貪饞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兩一斤的秤，只有二兩八錢米（按規定是三兩米，因為每人要抽出二錢米的飯加給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勞動的人吃），飯菜分別用兩個小木桶送進來，每人一個鋁製缽子，大家推選出兩個分飯菜分得均勻的人來分飯菜，飯菜分好以後，統一擺在那裡，喊了釣（號）再依次按順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點油，吃的主要是蘿蔔、白菜，早餐就是幾塊酸蘿蔔。喝的水每個間子一天一桶子，大約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氣再熱，渴得難受，也只能留著這點水潤潤喉嚨，從來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來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進的那十來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臉巾浸濕擰乾，擦一下臉，餘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輪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褲。所以凡進來的人，都希望早一點判刑到勞改場去，不管怎麼樣，勞改場總可以吃得飽一點，活動面也寬一些，寧願判重一點，也不願意關在看守所里，受這個閻王罪。
劉香喜也被關進了這個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黃義大隻多不少，可以說整個看守所三、四百號犯人中，第一個遭罪的就是劉香喜，黃義大隻能屈居第二。比別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從關進這張鐵門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對自己說：「進來了就別想著活著出去，出去了就要把這幫『殺人犯』送進來！」他的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使他遭到比別人更多的打擊。對於自己的牢獄生活，劉香喜寫了一首劉氏七律《死牢》：
春來大地鳥無聲，
鐵窗驚夢桔花聞；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爐里整七年。
後來成了「告狀油子」的李念德也在這前後，被送進了這個看守所，他沒有和劉香喜關在一個號子，也沒有和黃義大關在一個號子里，而是關在勞動號子里，這裏關的都是罪行稍輕的犯人。
顯而易見，李念德對於牢獄生活比黃義大、比劉香喜這些人適應多了。首先關在勞動號子這邊本身就要輕鬆很多，而且還可以見天日，每天還可以多吃得幾兩米。即便是不安排勞動，關在號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顯得遊刃有餘。僅以放風為例，每天鈴聲一響，他第一個走出號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氣，然後慢騰騰地走進廁所，解完手，系好褲子，走出來，晃晃悠悠朝監房裡走，收監的鈴聲一響，他的一隻腳正好踏進號子里，什麼都不耽擱，時間一點都不浪費。他年輕，身體壯，勞動力好，做事又機靈，為人又強霸，當時牢裏面也是「階級鬥爭為綱」，不像後來有牢頭、牢霸這些現象，若不然很可能成為一個牢頭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這個號子關了也有將近三十人，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都與殺人事件有些牽連，一個是「紅聯」副政委賀霞，一個是「革聯」司令張福山。
賀霞的主要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對於一貫認為自己「根正苗紅」的賀霞，這一點打擊最大，試想一下，一個階級立場最堅定，階級鬥爭覺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變成了「階級敵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賀霞就像受了宮刑一樣，身體的損傷說不上很大，但在心靈上比死還難受。但即便是在號子裏面，他還是很堅決地與身邊的這些人劃清界限，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監督身邊這些「階級敵人」的活動。據李念德說：「這個人最喜歡打小報告了。」而李念德也確實是一個不老實的角色，不老實的人到什麼地方都不老實，李念德在號子裏面經常干一點點違反「監規」的事情，大錯誤不犯，小動作不斷。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點違反監規的小動作，被賀霞彙報了上去。結果，從號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曬了兩個多鐘頭的太陽。這是李念德自進牢房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平日挨罵、挨打、挨跪、挨罰，都是別人的事，從來沒有搞到他身上過。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陽把腦筋曬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親個「階級異己分子」，比起老子還要低人兩等（注二） ，敢打老子的小報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體罰結束以後，回到號子里，李念德走到賀霞面前：「你這個畜牲養的，敢打老子的小報告！」「我沒有……」賀霞剛要辯解，李念德的雙手已經卡住了他的脖子，這雙拿慣了鋤頭把子的手，鐵鉗一樣，掐得賀霞臉也漲紅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張得老大地拚命抽氣……監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來：「報告武裝……」
武裝看守聽到喊聲，跑過來，把賀霞解救出來，又把李念德用銬子銬上，關了整整四十天的小號子。
張福山的罪名是「反動組織壞頭頭，打砸搶分子」。他入獄以後非常緊張，表現得極度惶恐不安，對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觀，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李念德看在眼裡，對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強力壯的優勢經常幫助他，慢慢地兩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準備出獄的前一個晚上，張福山趴在李念德身邊悄悄地告訴他：「小李，我求你辦個事，我有一本材料，關於殺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這個東西非常重要，都是證據。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裡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後，到鹽業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說我叫你來取的。你千萬要把它保管好，這個東西遲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獄之後，信守諾言從張妻處拿到了這本材料，這本材料就是「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匯總，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連忙帶回去找到一個妥當的地方藏了起來。后因生活漂泊動蕩，又先後換了十個地方保管，直至一九八二年才拿出來。李念德寫給鄧小平的「告狀信」就是根據這份材料寫成。
關於黃義大的牢獄生活，筆者想用黃義大本人寫的一段申訴材料說明之，非親身經歷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審查以後，對我的人生摧殘，那就更殘酷了，因為這個牢房是（縣）武裝部軍管的，他們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認為他們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我身為一個共產黨員，當時又是道縣的縣長，跑到省里去四十七軍和省革籌的領導彙報，是為「四類分子」說話，是道縣「牛鬼蛇神」的總後台，是「階級異己分子」。他們依此上報了我與劉香喜兩人的死刑（劉香喜：復退專業幹部、群眾組織負責人，原縣革委會常委，堅決反對殺人，併為此而鬥爭），而且已經得到零陵地區支左領導小組，即原零陵軍分區的批准同意，並蓋上了大印上報到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要求處以死刑。因為我當時是省管幹部，地區還沒有權處死。後來，據說是華國鋒同志知道了此事，說：「這個人我知道，道縣大屠殺時他到長沙來找過我，為解決道縣的嚴重問題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麼問題叫他檢討檢討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沒有批，我這才從死亡線上倖存下來。
但是像我這樣手中掌握了他們殺人證據，而且又準備清算他們罪惡的人，倘若不能除掉，豈不是要留下無窮的後患嗎？他們豈能輕易放過我呢？因此他們採取了更加殘酷的手段，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他們摧殘我的第一個手段是，嚴格禁閉，不准我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同我關在一起的人，他們的親屬，甚至已判死刑犯的親屬，都可以送點吃的東西進來，而我則不行。他們把我愛人孫美姣（當時在縣文化館工作）流放到僻遠的小甲公社，幾個小孩也不準在縣城念書。把我的家庭搞得支離破碎。當時是低工資制，我每月工資九十元，在縣一級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愛人工資每月四十多元，由於物價低，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錢，養活四個小孩，只要節儉一點，一般還可以過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後，他們把我的工資也停發了，每月只給三十元生活費，還要扣出九元錢交坐牢的伙食費，剩給家裡的只有二十一元，愛人以及幫我帶著四個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個月只有六十多元錢，生活非常困難。幾個孩子每天向媽媽鬧著說：「吃不飽，餓得作難！」我愛人只能是含著眼淚，無法解釋。大姨這時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見著這個情況就帶著我的大孩子（年僅十二歲）每天去挖土方賣，小女孩子年僅十歲，就去檢一點鐵礦砂賣……弄幾個錢維持生計……
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愛人聽說我在牢房裡身體很不好，千方百計省下一點錢來，在鄉下買了一些葯，並買了一點豬肉，煮好後送到看守所。當時不准她請假，她頂著風浪，硬著頭皮送回來。沒有錢買車票，只能一個人走幾十里山路，徒步趕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長歐春林同志，將東西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對老所長說：「老黃已關了這麼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種疾病，聽說他近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這裏給他送了點吃的東西和一點葯來，你行行好，給我轉交一下吧！」老所長說：「老孫啊，不行啊！武裝部對他看管得很嚴，每天都死死盯著他，軍管小組也經常給我們打招呼，不准他出來搞勞動，不准他與外界接觸，堅決不準接受他親屬送來的東西。我怎能給他送進去呢？萬一被武裝看守人員知道了，他會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們說黃義大是反革命……現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後怎麼樣吧。」我愛人沒辦法好想只有含著眼淚，拿起那些東西，痛苦地回去……
開始進牢房半年多，我不怎麼覺得餓，甚至吃不下東西，半年以後肚子里的油水沒有了，飢餓成了一個讓人難受的惡魔。我感到胃在痙攣、在萎縮，但有一隻手從裏面伸出來，伸到喉嚨口，想要向裏面抓東西。再臟再臭的東西，吃到嘴裏都又香又甜。在這種近乎貪婪的食慾面前，人的尊嚴幾乎都喪失完了。牢里一年到頭只有春節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點像螺絲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點點粉絲，湯里可以見到一點油星子；平時的菜里是嘗不到油味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節，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後的第二個春節。我心裏盤算著，今年的春節怎麼過？想來想去，也沒有什麼可求的，因為這裏天天餓得慌，就想過年這一天非要吃一頓飽飯不可。於是，在春節前七天，我就開始作準備，每天從我分得的老秤二兩八錢飯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飯，儲存在口杯里（冬天不會餿），準備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飽飯！我想在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這個創造和發明。誰知過年的頭一天，又開始「清籠」了。「清籠」就是清理監房。這一天烏雲密布，北風刺骨，整個看守所戒備森嚴；武裝看守、軍管小組的人員全部出動，一個一個監房清理，清到哪個監房，監房裡的所有被關押人員帶著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監房門口的坪子上，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檢查，褲子上有皮帶的一律脫了丟了。到檢查我的時候，武裝部的科長、軍管小組成員，還有看守所的武裝人員全部圍攏過來，特別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脫下，被子抖了又抖，一個個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這時他們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飯，武裝部的一名科長高聲叫道：「黃義大，你這飯是怎麼來的？」我說：「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捨不得倒掉留下來的。」他們把眼睛鼓鼓地看著我沒說什麼。可另一個軍管小組的人走上來說：「他媽的，簡直扯淡，牢里還有飯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麼鬼！」一腳將口杯踢起，滾出好幾步遠。我處心積累的過年飯，被他們踢得撒了一地。多麼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這時歐所長過來低聲地說了一句：「你撿起杯子進去吧 !」待我進去以後，他「咣」的一聲將門鎖上了，我才沒有吃更大的虧。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點鐘，各個監房的門鎖均在響動，送飯的人來了，大家分完了飯菜，都在不聲不息地各自吃著。這時外面的爆竹聲響徹雲霄，我家離看守所也就是二百米遠，我將飯菜放在床頭，心裏想著：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歡放鞭炮的，他們今年還會放鞭炮嗎？我愛人帶他們回家過年來了嗎？他們能吃些什麼呢？大年三十講的是過年團圓，可他們的爸爸卻不能同他們坐在一起過年，他們能吃得下嗎？我愛人這時會不會哭？我希望她不要當著孩子們的面哭，無論如何要帶著孩子們好好地過一個年，告訴他們爸爸是無辜的，用不了多久就會出來的……一旁的牢友，見我獃獃地坐在那裡，有的過來勸我，給我端起飯說：「老黃，吃吧，等一會飯菜都涼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從小在家，爸爸媽媽每次過年都要說，這一天是新年的開頭，一言一行都關係著全年的吉凶禍福，小孩子不得亂說話，要講也得講那些吉利得福的話。可以說，人們對大年初一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來，從監房的小窗戶往外一看，白皚皚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興奮，隨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恰好看守「武裝」就在外面，被他聽見了，大喊一聲：「黃義大！你剛才說什麼？」我說：「沒說什麼，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詩詞。」他說：「什麼詩詞不詩詞的，你就是故意搗亂！出來！」把監房門打開，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說：「我又沒有違反監規，跪什麼？」他更兇惡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繩子來捆死你！」這些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監房門口監聽，等著要找我的麻煩，我真怕在這個「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們死死地勒一繩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個多鐘頭。其它監房的人看到這個情況，都在悄悄地說：「黃義大一大早就被弄出來拜年了，我們可千萬小心點。」
我們對我狠下毒手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我進行死捆狠勒，這對我的身體摧殘是最嚴重的。我自一九六八年十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鬥為名，對我進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大體盤算了一下，批鬥會開了一百多場，一般是我和劉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們兩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間小房子里，早有六、七個拿著繩子的人等在那裡，我們一進去，就叫我兩跪在地上，然後他們就用新棕繩將我們的雙手反捆到背後，又在我們的身後放一張木凳椅，他們一隻腳站在木凳椅上，一隻腳踩在我們肩背上，雙手用力拚命地勒，拚命地往上提，勒得繩子「咯咯」發響，有時新棕索經不起力勒斷了，又重新換一根接著勒，捆得我們雙手烏紫，血在手指頭上變成烏黑，心臟「咚咚」地跳到嘴裏，最後不知疼痛昏厥過去才放手。就這樣先在看守所內死死地勒捆以後，再「五花大綁」拉去批鬥會場。到了台上，又是一陣兇狠的捆勒，加以手腳上的「動作」，整得死去活來。上午從看守所拉出去，折騰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時已經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樣了。雙臂紅腫紫脹，渾身疼痛難耐，臉也腫了，嘴唇卻乾渴得裂開了口子，眼皮像鉛一樣沉重，麻辣火燒，像有人拿著燒紅的煤球烤著我的眼睛。走進監房，同監的牢友都圍到我身邊，問今天怎麼樣？我只有搖搖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他們把分給我的那一份已經涼了的飯菜端來給我，我嘗了嘗，哪裡吃得下啊！有時吃幾口，吞咽的痙攣使喉嚨像刀割一樣難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這麼被折磨得飢不能食、寢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門一響，照例又來了幾個手持繩索的暴徒，一邊吼叫著我的名字，一邊架著我出去，拉到鬥爭會場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來一次……如此循環反覆地拉到各鄉、鎮、場和一些重點村去進行批鬥，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嚴重的內創，把我這樣一個過去身體很棒的人，摧殘得左手殘廢不能提重東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纏身。現在一到冬春之際，渾身的骨骼均痛得難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別是一九六九年春，在道縣一中大禮堂，有武裝部的劉××副部長和周××科長以及縣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開的以鄉、鎮、場、廠的武裝部長為骨幹、全縣每個村民兵營長參加的一次所謂的「貧下中農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個廢人。這一天，整個看守所的早飯比平時提前一個小時送來，監房裡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有的人預測，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開槍斃人的宣判大會啦！大家均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中等待著，突然七號監房的門響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難道今天是我要大難臨頭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著九號監房的門也響了，把劉香喜同志也喊了出來。仍是像往常一樣，先把我們兩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間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們站在板凳上，將我們兩人死死地捆勒一陣以後，給我們訓話說：「今天你們兩個在會上要老實一點，否則要你們的命！」上午八點鐘，我們兩人被拉進了大會場，在一陣吶喊聲中，把我們架到了台上。根本還沒有人發言批判，就上來一群人就對我們緊勒死捆，把我們捆得臉青手紫。這時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們的衣服脫光了再捆。從會場的氣氛和指揮這場鬥爭會的主持人的情況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態特別嚴重，是一場生與死的博斗。當時我想，我死不足惜，沒有什麼可怕的，但那數以千計含冤被殺的無辜生命，沒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揮殺人的犯罪分子還沒能清算，我不能這樣不清不白地被他們整死！我一定要愛惜自己生命，保衛自己的生命，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時有十多個人圍著我，按頭扯頭髮，用腳踢要害部位，剝我的衣服……這天外面陰雨綿綿，室內很寒冷，他們把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脫了，毛衣扯爛了，扯著衣領「嘩嘩」地往下拉。我口喊著「暴徒！暴徒！」雙手緊緊箍住衣服，護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滾動。他們則拚命得拳打腳踢剝衣服……他們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天黑了，一個巨大的聲浪在我身邊滾來滾去，當時我好像只有一個意識還存在著：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沒死……這時候台下有的人站起來高喊：「不能這麼搞！黃義大犯了什麼罪？你們乾脆拉出去槍斃他算了……」台上的人則高呼：「打倒保黃派！保黃有罪！罪該萬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主持會議的那幾個人，原來裝著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看到這種混亂局面，對著麥克風大聲喊道：「大家不要亂動，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是整個會場大亂了，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發出了抗議的聲音。鬥爭會顯然無法開下去了，他們只好宣布散會，把我和劉香喜押出會場送回看守所。途中經過我家門口時，我看到我愛人流著淚站在那裡。她見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爛，被打得鼻青臉腫、嘴角流血，氣憤地跑到縣武裝部，找到了新調來的政委兼革委會主任陳鳳國同志質問：「黃義大究竟犯了什麼罪？是不是構成了死罪？即使構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決才能執行！怎麼能這樣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鬥會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脫，剛才拉起從街上經過，鎮上的人哪個不議論紛紛，根本看不下去，今後就是要勞動改造也要有一雙好手嘛！」陳政委聽后說：「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拉我們出去批鬥。
他們摧殘我的第三個手法是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關在看守所，比在勞改場更受罪。每天吃不飽，見不到陽光，空氣污濁，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準下地走動，不準與人交談，有一段時間就連在監房內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聲：「報告武裝，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則也要拉出去罰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內，睡的地方只有二尺一寸寬？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一市斤。
我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入牢起，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止，四十個月的牢獄生活，等於下了一次長時間的地獄。在這麼長的時間里，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找過我問話和提審；也沒有要我寫什麼交待材料。我曾兩次向道縣軍管小組寫信，質問他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不經任何手續，也沒有逮捕證和拘留證，我本人從未在任何一個證件上籤過名，畫過押，就將我關押這麼久？我要求你們當面審訊我，最好是公開得審訊我，有罪就判刑，無罪就釋放。
一九七二年四月，林彪反黨集團垮台以後，這一夥殺人的指揮者，感到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才與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將我從看守所放了出來，押送到距縣城三十多公里的一個叫做洞尾煤礦軟禁起來。此後我開始過著比看守所稍好一點的軟禁生活。軍管小組專門派了兩個人跟著我，並給我劃定了活動範圍，規定「四不準」：不準接見外人；不準接見家屬；不準寄信、打電話等任何形式與外聯絡；除勞動和吃飯，不準離開反省室。
王安生這時已當上了縣革委副主任、軍管小組組長，他親口指示看守我的兩個人和洞尾煤礦礦長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礦長見我身體已極度虛弱，又患有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不用說下礦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礦井底下就會摔死。他跑到縣城，找到武裝部政委兼縣革委主任陳鳳國同志說：「根據黃義大目前的身體狀況，絕對不能讓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馬上就會出事故。」陳政委答覆說：「那就安排一點力所能及的事給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強了。」以後才改為養豬和種菜。
在洞尾煤礦的軟禁生活，整整過了一年，隨著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問題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復自由，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注三）
註釋
【注一】文革初期道縣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比照著北京的模式進行的，全國各地也基本如此，北京揪出一個大鄧拓，道縣就要挑一個小鄧拓；北京揪出一個大彭真，道縣就要揪出一個小彭真；北京揪出一個大劉少奇，道縣就要揪出一個小劉少奇……
【注二】在李念德的心中是這樣分等級的，四類分子子女在四類分子之上，四類分子在「階級異己分子」之上。
【注三】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共道縣縣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黃義大問題進行複查，經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批准，推翻所有誣陷不實之詞，予以平反並恢複名譽。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