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4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我們在光家嶺採訪時，聽人講得最多的就是楊競成被殺的事。楊競成家在「殺人風」中不是被殺得最惡的，一家五口只殺了他一人，四個兒女一個沒動，也不是殺法最新鮮的，為什麼這麼出名呢？在筆者看來，不外乎這樣三點原因：一、他是整個蚣壩區第一個開刀問斬的人。二、這個人經歷有點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後，他的兒子楊慶雄到處告狀，道江鎮、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
楊競成，原名楊厚吉，一九二零年生人，家庭成份富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楊競成出身於一個耕讀傳家的小康之家，父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私塾先生。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政府搞了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徵兵活動，道縣是國民政府的模範縣，自然積極響應。楊競成報名從軍，參加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奔赴抗日前線，並根據自己的座佑銘「有志者事竟成」，將原名「厚吉」改為「競成」。一九四八年，當時在國民黨青年軍某部任上士班長的楊競成從台灣投誠歸來，領了兩塊光洋，回了道縣。一九五零年道縣和平解放后，楊競成子承父業投身家鄉的教育事業，在馬江口完小當了一名人民教師。一九五一年土改開始，被抽調到土改工作隊，到金雞洞村參加土改試點工作。接著光家嶺村的土改也跟著鋪開，楊家當時有水田二畝六分、旱地六畝，按照道縣的土改標準，最多只能劃一個中農，連上中農都有困難。身為土改工作隊員的楊競成帶頭提名將自己家劃了富農。當時看來似乎沒有多大損失，由於田少，浮財少，沒有被分掉什麼的東西（當時光家嶺貧農人家土改時按人頭每人可分二畝田，楊家按人頭平均還不到二畝田），殊不知卻埋下了無窮禍根，及到後來腸子悔青為時已晚。一九五七年「反右」，他雖然沒有什麼「錯誤言論」，但被揭發出有「台灣派遣回來潛伏的特務的嫌疑」，這個懷疑也有其道理，一個富農分子，已經跟蔣介石跑到台灣去了，又跑回來幹什麼？一九五八年六月以「反革命罪」，開除教師隊伍，並判管教三年，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一九六二年，楊妻與他離婚，丟下四個兒女，自謀生路去了。要說這個楊競成還真有點本事，一個中年男人，光棍一條，帶著四個孩子，半路出家，回鄉務農，一無勞力二無手藝，居然還能把個家搞得清清徹徹、窩窩熱熱。干農活他不行，卻會搞副業，也不知是怎麼學會了養鵝養鴨，靠著養道州灰鵝和麻鴨，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了。尤其養的這種道州灰鵝，是道縣一項重要的出口產品，經濟效益相當不錯。蛇有蛇路，龜有龜路，楊競成靠養雞養鵝，不但沒有餓死，而且好像活得還不錯。
時間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楊競成的大兒子楊慶雄快二十歲了，成了一個壯勞力，楊競成感到可以鬆一口氣了。
某天，楊慶雄出工時，一個在大隊當基幹民兵的堂兄對他說：「慶雄，曉不曉得，上頭開會又要殺地富了，你爸爸危險哦，要他想辦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楊慶雄把這個消息跟父親說了。這時候，殺地富的事在道縣已經講起了風，楊競成也有耳聞，但他畢竟見過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隊搞過，考慮問題細緻些，說：「跑不得。我跑了，你怎麼辦？你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我跑脫了，賬都會算到你的頭上，殺不到我，會殺你。」楊慶雄說：「那我們一起跑。」「我們跑了，你弟妹怎麼辦？他們還小，走不脫。」「那怎麼辦呢？」「這樣吧，我先做出個出門不在家的樣子，躲到後面山上去。你在家裡發現情況不對，也趕快躲出來，到你外祖父的墳山上跟我會面。共產黨的搞法我清楚，先要發動群眾，一個猛虎洗臉，凶得很。過一陣子，就要納入正軌，會要好些。最後還要落實政策，區別對待的。我這麼多年來，一直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隊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過第一關，不會有大問題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兩父子當天就挾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墳山上躲了兩天，看著沒什麼動靜，想著家裡還有三個孩子，放心不下，就趁著天黑偷偷溜回家來看。當天晚上一個叫楊娥吉的基幹民兵，在小井壩邊的油榨房開會回來，從塘基上過身，發現楊競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鋤辣椒草，便悄悄跟蹤，看著他們鋤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門從外面扣住，打起飛腳，跑到支書家報告了。大隊馬上派民兵站崗看守。楊競成成了瓮中之鱉。
楊慶雄年輕氣盛，看到這種情況，拿把豬菜刀想要衝出去。楊競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奪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會殺光的！」「那怎麼辦？就這樣等死？」楊競成雖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來還沒有亂方寸，他說：「當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蠻幹。先不著急，慢慢看情況想辦法。」
這時，正好快到七月半過鬼節，生產隊殺了一隻豬分肉，楊家也有一份。每次生產隊殺豬分肉總會有一點肉剩，經濟好的人家可以出錢買一點。楊競成打發兒子楊慶雄揣了一塊錢去領肉，吩咐他再多買1斤回來。楊慶雄到隊上分了兩斤肉，提出再買一斤。負責殺豬分肉的楊鳳吉回答得冰梆硬：「不賣！」楊慶雄說：「這不是有多嗎，多賣一斤有什麼要緊？」楊鳳吉說：「少羅嗦，不賣就是不賣，有多也不賣給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楊才吉說：「鳳吉，就多賣一斤給他吧！」實際上，楊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殺的人，讓他多吃斤吧肉也不為過，皇帝老子殺人，也給一碗斷頭飯咧。自以為得計的楊競成卻會錯了意，看著兒子多提了一斤肉回來，高興得很，對兒子說：「看樣子一時半會還不會殺我們。」
當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
第二天，農曆七月十五，大隊特意地調長興洞（村）和洪家壘（村）的基幹民兵前來支援，抓楊競成。因為楊競成當過兵，性子又比較剛烈，怕他拚命，大隊在行動前專門研究了一個智取楊競成的計劃：先不說要殺，只說送到區里去勞改，然後在路上拉到土寨嶺那邊的廢礦井邊幹掉。
楊家父子看到民兵前來抓人，曉得大難臨頭。楊競成爬上屋頂躲起來。楊慶雄慌不擇路，爬上屋頂，沿著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豬欄里，一頭鑽進欄里墊的稻草堆。豬欄里關了頭百多斤的壯豬，被人驚嚇，拚命地往欄外面拱。民兵看見了，就用梭標往草堆里戳，一邊戳一邊喊：「投降吧！看見你了！」一梭標捅在楊慶雄的額頭上，血涌了出來，熱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楊慶雄無師自通地高舉雙手作投降狀站了起來。沒想到這個動作竟救了他一命。一個叫楊龍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子說：「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個在大隊貧協負責的叔公說：「不著急，敵人已經投降了，先關起來，什麼時候調皮什麼時候搞掉。」
這時候，殺豬的楊鳳吉搬了一架樓梯，從牛欄門爬到房頂上，看到楊競成躲在房頂的過水斗里，就說：「楊競成，躲不脫了，下來吧。區里來命令要送你到區里去勞改。」楊競成聽到這個話，以為真的是送區里去勞改，就乖乖地跟著楊鳳吉從房頂上爬下來。腳剛落地就聽得一聲喊：「捆起來，送到區里去。」幾個民兵一擁而上，把他捆得像個五月端陽節的棕子。一個民兵用切馬草刀的側面抽了楊競成一嘴巴：「還跑不跑？還跑不跑？」只一下楊競成的臉就腫成了個紫茄子。打得楊競成拚命求饒。接著幾個人拉起楊競成就走。
因為天氣熱，剛從田裡收工回來，楊競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條內短褲，就說：「求你們，讓我兒子給我弄條褲子來，讓我穿起。」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楊慶雄的大妹妹趕緊找來一條褲子，給父親穿起。楊慶雄看著父親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沒有想到這是父子間最後的訣別，而是想送到區里去勞改還好些，至少沒有生命危險了。
走出村子大約半里多路，一個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楊競成往土寨嶺那邊去。楊競成一看不是去區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時已經由不得他，幾個民兵連拖帶推，把他拖到一口從前地質隊探礦留下的廢探礦井邊。這種礦井，井口大約兩米見方，深十米以上，從前生產隊有牛掉進去就死在裡頭了。楊布兆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楊競成的死刑。據當事人回憶，判決詞大約如下：「查反動富農、特務分子楊競成血債累累，罪惡滔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代表光家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院長：楊布兆，監斬：楊亮吉。」
楊競成站在礦井口，拚命分辨：「我不是特務，我的歷史問題已經向組織作了交代，組織上也沒有把我定為特務。」
楊布兆說：「少羅嗦，你不是特務，誰是特務？跪下！」
楊競成不肯跪：「我沒犯法，為什麼要跪？」
楊布兆看到他如此頑固非常生氣，掄起一根壓棉機的鋼軸，當頭一下。血從楊競成的頭上噴射出來，濺了楊布兆一身，接著身子一軟，癱在地上。楊布兆叫兩個民兵把楊競成拖起來，跪在地上，殺了一馬刀，丟進廢礦井裡。
殺人後，又返回楊家將鵝、鴨、牲豬，以及其他「浮財」統統繳獲歸公，慰勞殺人兇手。
殺楊競成后，光家嶺大隊又將石沽眼村的向齊家（注一）（三十八歲，小土地出租者）和長興洞村的何慶松（四十八歲，地主，中醫師）殺害。
附近幾個大隊也都不約而同地把這裏選為殺場。整個道縣文革「殺人風」中，這口廢礦井先後接納了七十七條生命。如今這七十七具白骨還在裏面。
第二天，光家嶺大隊敲鑼打鼓到公社報喜，在公社大門口放了一掛萬子鞭。
這口廢礦井七十七具屍骨中有光家嶺大隊一個十八歲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四人的屍骨。他們是第二批被殺的。時間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左右。光家嶺大隊討論殺二批時，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槍杆子、筆杆子，打江山靠這兩杆子，保江山也要靠這兩杆子。』我們殺地富，不能只殺調皮搗蛋的，也要殺筆杆子，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學教員向隆儒殺掉。向隆儒在蚣壩小學教書，當時學校停課鬧革命放假回到家裡，向家是所謂的「半邊戶」，就是向隆儒在外教書，吃國家糧，妻子帶著子女在家務農，吃農村糧，一戶人家一邊一半。像大多數出身不好又有一點文化的人一樣，向隆儒對於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還是缺乏思想準備，突如其來地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語無倫次地哀求著那些押他們上殺場的人，請他們調查一下，一定是搞錯了。遭到一陣厲聲呵斥。
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殺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牽去下了廢礦井。留下她是因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負責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因為家裡太窮，人又長得褸水（襤褸），三十多了還是光棍一條。父母弟弟被牽走以後，向新珍驚慌失措、悲痛欲絕，一個人躲在家裡失聲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鄰居聽見了，馬上向蔣友元書記做了彙報。蔣支書嘆口氣說：「本來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我們也挽救不了她。」殺人兇手們殺掉了向隆儒等人以後，又轉回到向家。這時，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幾個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頭髮說：「你老子、老母親已經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給我們貧下中農。」向新珍聽到父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發瘋地嚷道：「我要我父母親，我不要嫁人！」
幾個民兵看到她不識抬舉，用棕索把她捆起，押著往土寨嶺的那口廢礦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員圍觀，看見向新珍面色蒼白，頭髮凌亂，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親！」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廢礦井邊，兇手們把向新珍推到井邊，何××還是心有不甘，給了她最後一次機會：「你願意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就怨不得我們。你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應嫁給何××，就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睜得圓鼓鼓的。也許在這一瞬間，她才意識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貴。當時在道縣，許多出身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就是這樣在刀口上屈從嫁人換回一條性命。向新珍這種受傳統思想影響很深的女孩子，在這個節骨眼上，要想轉過彎來，心理鬥爭該有多麼激烈啊……可是，這時對向新珍來說，時間已是昂貴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計算，也不能以小時計算，甚至不能以分鐘計算，它是以秒計算的，還容不得她答應與否，那伙人中的一個早不耐煩了，一個狗崽子這樣不識抬舉，還留著做什麼？他舉起鋤頭，狠狠地朝這個剛滿十八歲的姑娘頭上挖去…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這傢伙看著向新珍長得這樣乖（漂亮），讓何××這個褸水鬼撿了便宜去，心裏好過不得想，乾脆一鋤挖死，大家搞不成。因為事後，何××與該兇手大吵一架，罵他壞自己的好事。
殺人的地方，筆者去過，一塊狹長的紅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綠的雜樹和嫩綠的楠竹在微風中細語婆娑，尤如一幅鮮活的水彩畫。
從八月二十日起到八月二十八日止，八天時間，光家嶺大隊先後分三批共殺二十二人（其中一人自殺）。八月二十九日，大隊磨了一天刀，準備再殺一批。據說摸底的名單竟有八十一人。說得筆者都有點不敢相信。如果真是這樣，道縣殺人的大隊冠軍就要被光家嶺一舉奪得了。二十九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後才淅淅瀝瀝停住，所以三十號沒有行動。到了三十一號，公社來了指示，不準再擅自亂殺人了，「個別調皮搗蛋、民憤極大的，貧下中農要求一定要殺，也要整材料報批，批准以後才能殺。」有了這個指示，光家嶺大隊殺人數字只好止步於二十二人。楊慶雄也因此撿了「一條狗命」。
「留著他到處告狀生事。」該大隊的一位幹部這樣說：「說起來他屋裡還是殺得最少的，只殺了他老子一個人，別的比他家殺得多的都沒作聲，只有他告狀告出了甜頭，成了告狀專業戶。」
說到楊慶雄告狀，確實有些無孔不入，甚至給人一種病急了亂投醫的感覺。就連筆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狀子」，這份狀子不是我採訪他時，他遞給我的，而是我去道縣採訪前，一位省檔案館的朋友交給我的，他說：「這個人（楊慶雄）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大專院校、圖書館、檔案館都撒到了。」可謂無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筆者將楊慶雄的這份「狀子」略作刪節，以饗讀者，以慰故人 。（注二）
我的血淚控告
事由：我父楊競成一九六七年無故慘遭殺害案
我名楊慶雄，男，現年三十五歲，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人氏。
一九六七年道縣在原縣委書記熊炳恩的籌劃和指使下，從公社到大隊普遍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私設刑堂，無視黨紀國法，殘酷屠殺數千無辜民眾，僅我光家嶺被殺者就有二十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頭，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藥炸死，其狀慘不忍睹……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不放過，用籮筐擔西瓜似的挑到大河邊，連人帶筐扔進水中。更有甚者將被害人家妻女強姦輪姦，然後殺害。還有殺人奪妻、殺人謀財、殺人報復等等，不一而足。整個道縣血雨腥風，屍橫遍野。
我父楊競成，家庭出身富農，一九五零年參加工作，系道縣馬江口小學公辦教師。解放前他在國民黨青年軍當過上士班長，這個歷史問題多次政治運動中，都向組織作過如實交待。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亦無任何錯誤言行，不意卻在一九五八年以歷史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開除公職，遣送原籍。我父楊競成回到光家嶺村后，遵紀守法，在勞動中積極改造自己，沒有任何不滿言行，全村皆知，卻在一九六七年道縣文革「亂殺風」中被本大隊楊才吉等人殘酷殺害，時年四十七歲。
現狀告殺人兇手：
楊才吉，男，現年五十七歲，六七年任本大隊治保主任，現住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布兆，男，現年五十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慶余，男，現年四十一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亮吉，男，現年五十四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現在道縣化肥廠工作。
以上四犯於一九六七年古歷七月十五日晚將我父楊競成捆到村外土寨嶺殺害並拋屍廢礦井中。至今屍骨未收。
另控告楊慶余強姦我妻唐××。
我父楊競成被殺后，我因害怕被殺逃離家鄉，在外做工為生。一九七九年四月，我與妻子唐××從湖北返回道縣為父申冤。一九八一年古歷三月二十六日晚，楊慶余趁我去縣裡上訪之機，竄進我家強姦我妻。當晚我從縣城趕回，親手抓獲。然而該犯在我村某些實權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處理。
為了給父親討回公道，我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開始上訴，至今七年之久，共上訴上訪二百四十四次，僅車費一項便用去六百多元，以至一貧如洗，負債纍纍，連農村的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不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連國家撥下來的被殺者遣屬的救濟款都成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門路。那些道縣文革「亂殺風「的主謀者和殺人兇手，有的殺人陞官，有的殺人提干，有的殺人入黨，佔據了道縣從縣到大隊的各個領導崗位，大權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屬忍氣吞聲，有冤難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黨的光輝普照大地。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道縣人民法院經複查認為我父楊競成解放前僅任過偽青年軍上士班長，一九五零年參加教師隊伍后，對其歷史問題，基本上已作交代，一九五八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屬錯判。據此，判決：撤銷（五八）刑字第二百一十一號刑事判決書，予以糾正。（附：道縣人民法院（八四）復字第二十二號刑事判決書。）
我們全家對此感激萬分，但是乞今為止，對我們應當落實的各項政策依然沒有落實，例如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道縣縣委落實辦關於收回楊競成家屬子女四人城鎮人口糧食呈報表，報了七年，至今不見下落。殺人兇手不但逍遙法外，而且耀武揚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級上呈，伏乞加查而處，特迫切要求如下：
將我父收回教師隊伍，恢復公職名譽，安葬撫恤。
退賠沒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財產。
恢復我們兄妹四人的城鎮戶口。
依法嚴懲殺人主謀及兇手。
此呈
申訴人：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慶雄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
註釋
【注一】據知情人控告，向齊家被害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殺人奪妻。但奪妻者大呼冤枉，說是在向齊家被殺后，看到向妻走投無路，才娶她為妻。因向妻沒有提出控訴，處遺工作組也沒將此案定為殺人奪妻案。
【注二】公元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結束以後，筆者接到道縣一位朋友打來的電話：「譚記者，有叫楊慶雄的遺屬你還記得嗎？」「記得，記得。」「他死了。」「他死了？怎麼死的？」我大吃一驚。算來楊慶雄年齡與我相仿，一、兩年前我還見過他一次，身體非常健康，只是精神狀態好像有一點點問題。「今年，他又跑到北京去告狀，怎麼勸也勸不住，結果被當成破壞『奧運』抓起來了。遣送回縣裡以後，又被鄉政府抓去『修理』了一頓，放回家后，上吊自殺了。」放下電話，我陷入無比的哀痛之中，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的死折射著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哀痛之餘，寫下《化灰》一詩：以為那裡很光明/以為那裡很溫暖/所以/不顧一切地撲向那裡/於是/我化成了一點灰色的灰/我做的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做/只是/我比別人/更愚蠢/更本能/更需要溫暖/更渴望光明/於是/我化成了一點灰色的灰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