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訊】如前所說，徐正全之所以留戀文革，是因為文革給了他一次機會，使得他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與才華而出人頭地，在政治舞臺上一顯身手而受到眾人矚目，從而獲得平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榮耀感和成就感。這揭示出一種深刻的人性。

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類之間的鬥爭絕非只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自由，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並往往導致專制與獨裁。

文革無疑是一場動亂。當我們說文革是動亂，那似乎已經表明我們對文革的否定態度，因為一般人總是不喜歡動亂，反對動亂的。一部中國古代史，充滿了治世與亂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們都是追求治世厭惡亂世的，所謂「甯為太平犬，不為亂離人」就表達了這一願望。

但其實也不儘然。有時候，人們——至少是有些人——倒寧肯生於亂世，「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亂世有什麼好？「亂世出英雄」。所謂治世，倒常常是壓制人才，束縛個性的。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文明的輝煌基礎，但是別忘了，那可是個相當動亂不安的時代。這些年來，反映中國古代歷史的電視電影一直很受歡迎，其中大多數講的都是亂世的故事。恰恰是亂世，才有人才輩出；恰恰是亂世，人生才精彩紛呈。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那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裏，以黑格爾主義的立場，對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種哲學解釋。

福山認為，黑格爾對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準確。福山說，按照黑格爾，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了人性的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之上的。人類首要的追求是把人當人看。也就是說，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一個樣人來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生存的勇氣，甘願冒風險去實現自己。

這樣，在歷史的開端，人與他人的遭逢就導致了暴力的衝突。由於人的驕傲。由於每個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視或曰出人頭地，所以在一開始，人們並未建成一種和平的公民社會，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後來人們才學會訂立契約，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承認。這就產生了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首先還不在於它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造就豐裕的物質生活；而在於它能保障人的尊嚴，保障人的自由與人權。

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越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臺。它利用制度設計，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它只限制專制獨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於給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保留機會。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個人才可能發展自我，實現自我，通過和平的競爭去贏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

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像徐正全這類人留戀文革，他們到底留戀的是什麼呢？

是留戀當時的隨便抄家捆綁打人殺人嗎？當然不是。

是留戀當時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噴氣式的的批鬥會嗎？當然也不是。

其實，他們留戀的是，在當時，他們可以寫大字報，成立組織，自辦媒體，挑戰當權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實，他們留戀的那些東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規範得到保障得到實現。文革期間的所謂四大自由和無產階級大民主只不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偽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當年的革命小將在經過深刻的反思之後，最終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繼續學習和思考下去，也會走上自由民主主義。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獄。我發現，不少文革中的風雲人物，至今仍留戀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樣，後來曾遭受過長期的政治迫害，出獄後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不錯，他們在文革中犯下錯誤，甚至犯下罪過，但是他們後來遭到的懲罰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罪錯。就此而言，他們也是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對於徐正全這類人而言，因為文革中那一段風光歲月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點，因此不管是好是壞，他們都難免會對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戀。

又因為在後來，當局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名義下，對他們實行了往往是罰不當罪的懲處，因此他們對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文革後又復出掌權的老革命們總是耿耿於懷。

再加上後八九的中國是如此的畸形怪異，一方面是貌似資本主義的復辟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產黨的高官們儼然新階級，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實行寡頭專政。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們還在坐牢，與世隔絕，錯過了當時的思想衝擊震盪和理念的推陳出新，升級換代；他們總還在用毛澤東那套理論思考，只因為那是他們唯一熟悉的理論。

以上幾點，或許就是像徐正全一類人至今還留戀文革的原因。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