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9日訊】（五）

如前所言，鄧小平很清楚，所謂經濟改革，就是要改掉當初共產革命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恢復被先前共產革命打倒的那一套，這意味著共產黨先前引以為傲的那些豐功偉業實際上都是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

美籍華裔科學家朱傳矩先生回憶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大陸，通過趙東宛和吳明瑜的安排，見到了鄧小平。鄧小平一見他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會見一位非洲領導人時就說：「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

另一位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萬里講得更明快。1978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深入農村微服私訪，目睹農民的貧困，連小夥子都吃不飽肚皮，忍不住熱淚長流，對隨從人員說：「你看看！一個種地的，自己吃不飽肚子，我們共產黨幹了30年，連人家這麼一個要求都不能滿足！」在不久後國務院召開的高層工作會議上，萬里再次提到農村的貧困，尖銳地批評道：「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鄧小平）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製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後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鄧小平）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毛澤東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1978年到1989年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也由於他們在文革中落難的經歷，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

應該說，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後，敢於衝破體制的約束，大力推動改革，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義的解釋，鄧小平出於要幹一番實事的願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制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而鄧小平之所以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麼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借助於這個組織體制，他什麼事也幹不成。我甚至可以說，鄧小平這麼想，至少在開始一段時期，還是可以理解、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是，既然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共產黨對不起中國人民，那麼，共產黨憑什麼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憑什麼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憑什麼還要高坐台上執掌大權呢？如果你說，因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能夠有效運轉的政治組織，不通過共產黨就做不成事，那麼，這頂多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再說，共產黨專政本來就是建立在實行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點之上的，隨著這一點被否定，共產黨專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總而言之，鄧小平本來應該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推動政治改革，推動共產黨自身的改革，使共產黨逐步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即民主的政黨，在將功贖罪的同時完成脫胎換骨。他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堅持共產黨專政。

（六）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在《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文裡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很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原來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民眾和平抗議時沒有下令開槍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殺人的扳機。

中共內部也有類似的變化。盡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除了鄧小平一類少數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溫和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既然他們已經在心照不宣地搞資本主義，那麼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去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員帶頭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員，包括一些最高層的官員，像趙紫陽，雖然對政改不很熱心，但至少是絕不願意再整人了。儘管鄧小平隔三岔五地發動反自由化運動，但是這些運動總是搞得虎頭蛇尾，有如強弩之末，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才會發生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裡也是同情學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讚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讚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七）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鄧小平自己講出的理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謊言，是鄧小平自己也絕不相信的謊言。不過這些謊言倒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不是抬出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套話語，他就沒有任何理由去鎮壓人民的和平抗議。

傅高義也知道，鄧小平鎮壓民運並不是出於堅持什麼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沒有用鄧小平自己講的話來替「六四」做解釋，他幫鄧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釋的話語。傅高義說，因為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對鄧小平而言，「底線是中國不能亂」。

這實在是對鄧小平的莫大誤解。別忘了，鄧小平是共產黨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亂之人，當年幹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亂黨共產黨，立志把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搞得地覆天翻？當時的中國遠比今日寬鬆，政黨林立。如果鄧是重視秩序的人，他就該選擇進入體制內；即便想當反對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黨，大可不必加入共產黨，更不必說後來還搞暴力革命，搞武裝割據了。至於說到「文革的混亂」，鄧本人也說過，像文革這樣的事情，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鄧小平下令鎮壓八九民運，決不是害怕中國陷入天下大亂，而只是害怕共產黨失去專制的權力。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