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8日訊】七
除了買不起房和看不起病，壓在當今中國百姓頭上還有一座大山——上不起學。
眾所周知，上世紀末，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輪教育產業化的熱潮。這之前，上大學雖比較難，但費用並不算貴，至少普通民眾還承受得起。這之後，大學不斷擴招，跨入大學校門不再是難事，但學費卻呈幾何級數增長。
資料顯示，從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而大學學費卻猛漲了約20倍。1997年大學生的平均學費只有800元，而到2000年已急速躍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漲到5000元左右，這還只是個基數。現在的大學，已經分為A、B、C三類。所謂的5000元左右的收費僅是針對一類本科而言，二類本科的收費就要6000-7000元了，三類本科的學費更高，每年達10000元。有數據說，中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是世界最高水準的3倍以上。這還是10年前的行情，如今的價碼漲得就更高了。
沉重的學費負擔使許多窮孩子上不起學，也壓得許多貧困家庭直不起腰來。2005年8月17日，《財富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誰讓我們上不起學》的報導，讓人讀了不禁唏噓。
報導說，2005年8月4日，貴州省某醫院門前，「為女求學願賣腎」的告示刺痛人心。這位賣腎的中年婦女是貴州省一個偏遠山村的農民，她的女兒張溪以615分的成績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張溪和母親抱在一起以淚洗面。張溪真的高興不起來，8000多元的學費對每月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維持生活的母女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因高學費壓力導致大學夢破滅的絕不止張溪一個人。
2005年8月，當一紙錄取通知書發到黑龍江省某鄉李偉家時，父親低著頭對他說：「兒子，咱們還是別念了，爸實在是拿不出這些錢來了。」李偉知道，為了讓他們哥倆讀完高中，高二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賣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還了以前欠下的債務，給他和弟弟交了學費，他們爺仨現在還住在爺爺的家裏。看著作為一家支柱的父親雙目噙淚、滿面羞愧與無助的神情，李偉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殘酷。
據統計，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重費」之下，數以萬計的貧困家庭放棄了讓子女憑藉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
靠打工賺錢讀完4年大學的河北籍農村學生李剛選擇了考研。可昂貴的考研補習班費用、報名費、資料費讓他無力應付，加上讀研收費風聲漸大，迫於學費壓力，李剛撥通了「月薪2-3萬元的男公關」廣告的電話。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不但沒賺到錢反而被招聘公司騙走了2200元錢。當同學問起李剛知不知道月收入2—3萬元的「男公關」都做些什麼時，李剛低著頭說，自己並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學費的壓力太大了。
不僅僅是高等教育學費堪憂，中小學教育收費一樣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擔。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納了8萬元的贊助費才使自己的孩子進入了某重點小學，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筆帳，不將學費與其他雜費計算在內，僅贊助費一項，孩子上學的6年間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費的初中、高中就像一個個張開血盆大口的巨獸，需要大筆的金錢去填充。
試想，身為中國人，當你和你的孩子在沉重的學費壓力下苦苦掙扎時，你會幸福嗎？
八
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學說明什麼？除了說明中國的房改、醫改和教改均已失敗之外，還說明了一點：老百姓缺錢。
按中國官方公佈的資料，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11759元，增長了34.3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5.8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長了26.4倍。論速度，顯然不算慢，論增幅，也不算小。中國社科院發佈的藍皮書稱，按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但如果你去問問中國的老百姓，你對自己的收入滿意嗎？持否定態度的肯定居多。
為什麼？撇開對分配不公的不滿，以及中外工資和物價的巨大落差不說，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溫飽而已，日子過得拮据，入不敷出、促襟見肘的情況相當普遍。據人民網最近的一項調查， 70.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處於「溫飽」狀態，缺乏安全感、存在生存焦慮；認為自己處於豐衣足食狀態的受調查者占比22.4%；認為自己處於「小康」或「富裕」狀態的受調查者占比總計不足5%。
那麼，為何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得既不算慢也不算小，可他們的日子還普遍過得那麼拮据呢？
第一，這是因為物價跑得比收入快，人民幣的購買力在不斷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從1978年到2009年11 月，中國的CPI（消費物價指數）累計增幅為5.7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資料顯然被大大低估了。理由很簡單，1978年全國職工平均月工資51元，按5.7倍換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1978年的51元可以養活一家人，而今天的290元還不足北京市2008年每月390元的低保水準，只能喝西北風。可見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對於一個連房價年增1.5%這樣的離奇資料都能做出來的統計局，給不出真實的CPI大概也不稀奇。
更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單個物品的價格對比。南方基金高級研究員萬曉西先生曾經做過一項統計，他從《北京至•物價志》、《上海價格志》、《廣州市志•物價志》等資料上查詢了1978年的單品價格，包括食品、醫療、衣服、交通、煙酒和居住等6大類，然後和同類物品今天的價格進行對比：
第一類是食品類。1978年時麵粉價格 0.185~0.22元/斤，根據中國糧油資訊網，2009年11月上海麵粉價格為1.19元/斤~1.92元/斤，價格漲幅為5.4~10.38倍。
1978年豬肉價格0.85~1元/斤，根據中國價格資訊網，2009年11月底鮮豬肉（肋條肉、精瘦肉）價格為9.59、11.39元/斤，價格漲幅為9.59~13.4倍。
1978年帶魚價格0.305~0.38元/斤，根據中國價格資訊網，2009年11月底帶魚價格8.08元/斤，漲幅21.3~26.5倍。
第二類是高檔煙酒類。1978年中華香煙0.55元每盒，茅臺酒8元每瓶；當下價格分別為57元每盒，和828元每瓶，價格漲幅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類是衣服類。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漲幅5~50倍。
第四類是交通類。1978年北京地鐵票價0.1元，目前為2元，漲幅20倍（北京地鐵票價曾為3元，後為鼓勵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調低票價）。
第五類是醫療類。1978年闌尾炎手術價格8元，目前90~500元，漲幅11.25~62.5倍。
第六類是居住類。1978年水費0.12元每噸，目前3.7元每噸，漲幅30.8倍。
可見，多數物品的價格都增長了二三十倍，個別的甚至漲了上百倍。
依據這個對比，《第一財經日報》評論部主任徐以升先生估算出1978年51元的購買力大概與今天北京3000元相當。也就是說，人民幣的購買力31年裏縮水了58倍，換算成通貨膨脹率的話高達每年14%，遠遠高於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速（注14）! 須知，這還沒有把早已漲得面目全非的房價、學費和醫療費用包括在內。難怪有人感歎：「80年代萬元戶還是富翁，到現在誰家裏如果只有一萬元，跟赤貧也沒大區別了，財富就是這樣被消滅的。」
第二，在物價一路快跑，人民幣購買力持續下降的同時，人們的生活開支卻在顯著增加。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上學、看病和住房基本不要錢，現在不但樣樣要錢，而且價格漲得讓老百姓心裏發慌。就說看病吧，根據2004年衛生部公佈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後，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兩者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說，農民一年的收入，連住一次醫院的費用都不夠。
在收入跑不過物價，生活開支又明顯增加的情況下，買一套房、供養一個上大學的子女、或是遭遇一場大病就足以讓一個殷實的家庭變得窘迫，老百姓的日子怎能過得不拮据呢？他們對自己的收入又怎麼可能滿意呢？
有網友以上海為例說，文革時上海人最低生活費8元，現在450元，文革時小青年的工資是39元，如果按照最低生活費和工資之比，現在的工資只有不低於2200元才能與文革時期持平，要是加上現在高物價低福利的因素，3000元工資的人的生活也未必比以前好。要是有一個孩子上高中讀大學，還要買房，你的月工資只有不低於8000元才有可能，買房也要20年到30年才能償還完貸款。那麼，上海人的收入是個什麼水準呢？據媒體報導，201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36230元，人均月收入約3019元。也就是說，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甚至8000元的並不多!
試想，身為中國人，許多人日子過得如此拮据甚至艱難，他們會覺得幸福嗎？
九
除去食品安全、環境污染、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學、收入低之外，困擾當今中國百姓的還有養老保障的問題。
老有所養不僅是所有人的期望，也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標誌之一。眼下，中國正跑步進入老齡化時代，老年人越來越多，但整個國家養老保障的形勢卻陰雲重重。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玉韶坦承：中國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準還比較低，抵禦風險的能力弱，同時由於老人容易生病，醫藥負擔又很重。當前，擴大保障覆蓋面和提高保障水準，還是一個亟待完善的工作。
形勢最為嚴峻的是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2008年時，央視國際曾報導過，中央財政對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民養老沒有一分錢投入，1.1億農村老人老無所依（注15）。2012年7月10日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發佈的《201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主要資料報告》顯示，目前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覆蓋率僅為 34.6%，月均養老金74元，僅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
因為缺乏最基本的保障，相當一部分農村老人晚景淒涼，生活艱難。2008年12月22日的《法制晚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突出的例子：來自湖南農村的付達信當年69歲，是個獨身老人，平時主要靠村裏發放的600元補助金過日子。可在當地，買一個雞蛋就要8角錢，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年600元平均下來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夠生活的。「我已經兩年沒有吃上肉了。」付達信說。無奈之下，他決定通過搶劫犯罪把自己弄進監獄，因為監獄裏雖然沒有自由，但不愁吃不愁穿，完全可以解決自己的生計。果然，實施搶劫被抓進看守所後，付達信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來，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飽了，而且吃到了兩年以來的第一頓肉。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我很知足，希望這樣的日子能夠長一些。」
與農村相比，城鎮的養老保障水準明顯要高出一截，但由於養老服務滯後等因素，老人的晚年生活仍面臨諸多難題。
就說養老機構吧，現在的「空穴」老人日趨增多，很多人都想去養老院安度晚年，但中國養老院的發展現狀卻難如人意。據調查，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養老院的最低費用每月都在1500元以上，還不包括護理費、簡單的醫藥費及不再退還的用品費，好一點的高達5000元人民幣。《中國經濟週刊》近期對北京養老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床位缺口大、費用遠超退休金、及養老院並未真正實現為老人服務，仍以經濟效益為重等諸多問題，使欲將餘生託付給養老機構的老人們舉步不前，望而生畏。生活不能自理、現住北京昌平養老院的72歲的童奶奶，在選擇養老院時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想入住的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排隊，全部滿足預計要等十幾年。童奶奶無奈地說道，再等十年，估計都沒氣兒了。
據媒體報導，首次「全國城鄉失能老年人狀況研究」顯示，目前全國城鄉部分和完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即「失能老人」）約有3300萬，其中完全失能的有1080萬，占在家庭居住老人的6.4%。而這3300萬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由於沒有依靠或家庭貧困，養老機構不願接收，面臨十分淒慘的晚年（注16）。
那麼，再過二三十年，當現在的中年人退休的時候，他們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就比他們的爸爸媽媽要好呢？也未必！
中國銀行等機構最新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告訴我們，「按照我們現在的養老金情況來看，我們一旦退休，很可能面臨著悲慘的生活。為什麼這麼說?我們先以北京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養老狀況會是怎樣的?目前北京一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費是5萬元，如果CPI漲幅為3%，20年後要保持像現在這種生活水準的話，一年就需要9萬塊。假設你離退休還有20年的時間，退休後還要再活20年，那麼你需要的養老費用是242萬元。按照我們現在這種養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塊，再假設你薪水的漲幅和通脹一樣每年漲3%。當然，我深深地表示懷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漲3%，但是假設能，好吧。那退休時你的養老保險金總共也只有37萬元，但是你需要242萬元，你連這個零頭都不夠，怎麼養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什麼?我們看看清華大學養老金工作室提供的資料，說在2012—2017年，中國14~64歲的勞動人口開始下降，到2035年，65歲以上的人口約為2.94億。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每十人中有一個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後，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數量可能會達到四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這對我們年輕的夫婦來說意味著什麼嗎?意味著每對夫婦要供養四個老人，你們怎麼養得起啊?我都替你們擔心，你們完全不知道你們未來的日子有多難。」（注17）
試想，身為中國人，晚年生活充滿隱憂，誰會覺得幸福呢？
十
令人堪憂的不僅是國人的實際生活境況，還有他們的心理狀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儘管經濟持續增長，短缺經濟一去不返，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多數人的生活水準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羅大眾的相對剝奪感同時也越來越嚴重，使得生活水準提高的意義不免大打折扣。
簡單地講，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人們在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參照群體進行比較時產生的一種不公平感、被剝奪感。參照群體可以是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也可以是過去的「我」或「我們」。人們將自己與現在並存的「他」或「他們」相比較時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叫橫向的相對剝奪感，與過去的「我」或「我們」相比較時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叫縱向的相對剝奪感。
就今天的中國而言，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導致的民眾的相對貧困化。
正如人們經常談論的那樣，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利益再分配的過程。由於這一過程始終是在權力的主宰和操控下進行的，呈現出向權力和資本傾斜的明顯態勢，其結果，使得中國由一個原本平均主義盛行的社會迅速轉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占人口極少數的權貴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便紛紛一夜暴富成了腰纏萬貫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掙到的錢還不夠權貴們塞牙縫。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已達21倍和23倍，而根據經濟學家王小魯的研究，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已分別達到約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開放後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增長比作一場賽跑，那麼衝在前面的健將無疑是權貴，而被遠遠甩在後面的則是百姓。
貧富差距如此懸殊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多數民眾在絕對收入水準比改革開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時，卻普遍陷入了相對貧困化的窘境。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萬萬不會想到，當年他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無情現實。而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正是這種相對貧困化的必然結果。試想，有權有勢的，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無權無勢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對付出和回報嚴重倒掛的這種悲摧現實，民眾會感到公平嗎？能沒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嗎？ 當今中國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緒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如果說橫向的相對剝奪感主要源於由貧富差距懸殊造成的相對貧困化，那麼縱向的相對剝奪感則要歸結于工人農民改革開放前後社會地位的明顯落差。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共執行的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和政策，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成了中國舞臺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大戲。在這種社會格局下，作為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整治對象的地富反壞右和知識份子自然成了社會的最底層，而被中共忽悠著充當政治炮灰的工人農民則獲得了比他們高出一籌的社會地位，不僅在入黨、提幹、參軍、上大學和找工作等方面擁有明顯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被捧為「國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階級，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裏更是被渲染成了「領導階級」。凡是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人沒有誰會忘記，身為地富反壞右或知識份子在當時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而身為工人農民則要有面子得多，起碼在政治上是這樣。可以說，毛時代的社會中間階層就是工人農民。
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執政方針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發展經濟成了社會的主旋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社會結構重新洗牌，地富反壞右不復存在了，知識份子變成了香饃饃，新生的資本家更是成了共產黨的桌上賓，而工人農民雖然還頂著「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的桂冠，實際上卻完全淪為了為權力和資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會底層。毛時代的生活雖說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會地位比現在要高。今昔對比，他們的相對剝奪不免油然而生。
試想，在這種相對剝奪感的困擾下，他們會覺得幸福嗎？
十一
比相對剝奪感更普遍的是彌漫在整個社會的焦慮。有專家認為，「中國正進入全民焦慮的時代。」這絕非危言聳聽！
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由於社會競爭不斷加劇，生活壓力持續加重，社會不確定性和風險明顯增大，社會保障嚴重滯後，公共服務極不健全，加之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官民衝突日趨尖銳等多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如今的中國人，無論窮富官民，可以說普遍都有某種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以及無助無奈的感覺，擔心房價上漲、擔心職位不穩、擔心成為剩男剩女、擔心婚外情，擔心老無所依……形形色色的焦慮症可謂層出不窮，焦慮已成了國人的一種普遍心態。
據2006年12月4日的《中國青年報》報導，該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而且，和5年前相比，47.8％的人感覺「更焦慮了」。
底層民眾收入微薄，無權無勢，對現實不滿，對未來無望，生活壓力比其他階層都大，他們的焦慮可想而知。
今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黨91周年。網友「旭風東陽」在西祠網曬出的《普通打工者在南京生活的成本一覽表》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共鳴和熱議。帖子稱，如果要滿足衣食住行、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每個月至少要花費1045元。如果你還有上網、吸煙、買化妝品的嗜好，那麼意味著如果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連自己都養不活。這篇帖子還將不同收入水準對應的生活狀態進行了羅列：「月收入1000-1500元，你連衣服都穿不起，裸奔。月收入1500-2000元，城中村就是你的家，除非你爸叫李剛。月收入2000-2500元，你可以找個女朋友，結婚就算了！月收入2500-3000元，你就籌畫20年後叫你兒子給你買房吧！月收入3000-3500元，你可以想著在這紮根，光想就行了。月收入3500-4000月收入，你可以在這紮根，發芽就算了（紮根=買房，發芽=生兒育女）。月收入4000-5000元，紮根發芽，等35歲以後吧。月收入5000元以上，你還可以暢想下你的未來。」不過，有幾個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能達到5000的水準呢？帖子的最後，作者無奈地感歎道，「唉，生活真的太難了！」你想，他們能不焦慮嗎？
論收入，大城市的白領比普通打工者要高出一大截，但他們依然焦慮。
焦慮來源於過大的生活壓力。據2012年10月28日的《中國青年報》報導，一家世界知名調查機構的調查表明：中國內地上班族在過去一年內所承受的壓力位列全球第一。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師胡穎廉分析，人們之所以感到壓力大，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醫療、養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問題缺乏穩定感，另一方面則與當前社會存在一些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擴大，不少人產生相對被剝奪感有很大關係。
刊載於2012年2月28日《新京報》上的一篇消息《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國家 月入7500元無安全感》足以為證。這篇新聞舉了碩士畢業生小姚為例子。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從事研發工作，目前每個月的平均稅前收入約7500元，扣除五險一金700元及個稅227元後，實發工資約6500元。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與其他兩個同學合租一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個10餘平方米的單間，租金1500元；每個月基本伙食費約1200元，但如果算上應酬(同學、同事近期結婚的特別多)，還要多花約500元。加上交通費、手機費、上網費、水電費等開支600元，以及每個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個月的積蓄不足2500元。小姚說，生活在北京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就算老闆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篇新聞還舉了一個例子，在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任中層管理人員的毛女士，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她說，「我的工資兩三年沒漲了，但東西卻越來越貴」。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準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鬥著。
按說富人們住豪宅，坐豪車，穿名牌，日子過得風光無限，在一般人眼裏，應該沒什麼可焦慮了吧。其實也不儘然，在光鮮的外表背後，他們的生活同樣也抹不掉焦慮的陰影。如何搞定與政府部門和官員的關係，如何在守法與突破現有框架之間遊走，如何平衡財富創造與社會輿論，如何明晰企業的產權，如何處理家族內部的財產和人際關係—–哪一樁不是麻煩事？哪一樣不令他們煩心費神？
當官的也不例外。這是一個政治股票時代，他們隨時上升，隨時跌落，無法憑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能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著走。無論位置高低，他們似乎都難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霧濛濛的大海裏航行，每一個暗礁都有可能讓他們船翻落水。
蘇州榮格心理諮詢中心高級督導王國榮指出，焦慮情緒從輕到重會分為4個層次，先是身體緊張，常覺得無法放鬆，習慣於眉頭緊鎖；然後愛出汗、眩暈、呼吸急促、老想去大小便，這是自主神經系統反應強烈造成的後果；之後就會對未來產生無名的擔心，如擔心工作和健康；最後發展到對周圍環境的微妙變化和別人的言行都充滿了警覺。正如有人總結的那樣，焦慮是情感中的「破壞分子」，一旦染上這種病症，就會被不安的感覺追趕著，陷入了危機四伏的生活。
試想，身為中國人，被各種焦慮困擾著，大家會覺得幸福嗎？
十二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究竟如何？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情況下，他們的幸福指數為何不升反降？在完成了以上的盤點之後，現在可以做個小結了。
就生活水準而言，改革開放30多年，GDP一路高歌猛進，居民收入成倍增長，大多數中國人的錢袋子確實不同程度地鼓了起來，加之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市場供應大為豐富，他們的衣食住行也都比前好了不少，就總體而言，人民的生活水準確實有所提高。但這種提高僅僅只是有限的提高，而且伴隨著嚴重的相對貧困化和明顯的相對剝奪感，遠不像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什麼「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生活水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試想，如果真是這樣，今天怎麼還會有那麼多的房奴、蟻族、屌絲、窮二代、農二代呢？怎麼還會有那麼多人在感歎生活的艱難呢？不僅如此，在大多數人生活水準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同時，有一部分人的實際生活水準不但沒有同步提高，反而比以前還下降了，幾千萬的下崗工人便是最突出的典型。
就說居民收入吧，單就數字而言，與過去比，漲幅當然不算小，但與其他國家比，就不容樂觀了——不是一般的不容樂觀，而是很不容樂觀。你想，論工作時間，全世界如今數中國人最長，而論工資，中國人卻是倒數第一（注18），你說你能樂觀得起來嗎？這還不是讓人最鬱悶的，畢竟這是跟別的國家比，人家收入再怎麼高，咱們眼不見心為淨，當不知道就是了。最鬱悶的是，本國同胞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都領先世界了，基尼係數早過了合理的上限。你想，都是中國人，貧富那麼懸殊，廣大民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相對剝奪感能不明顯嗎？更何況，物價跑得比收入快。汽油，菜價，房價，奶粉，中藥，水電，白酒，燴面……凡是你需要的，幾乎沒有不漲價的。一個「漲」字，不斷敲打著老百姓脆弱的神經。在這種情況下，對老百姓而言，收入提高二三十倍有多大實際意義呢？至少有限吧。
就生活品質而言，今天的中國人，吃的是問題食品，喝的是不衛生的水，呼吸的是被嚴重污染的空氣，健康和生命每天都在遭受著防不勝防的傷害，再加上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社會風氣越來越糟糕，人們的自由和尊嚴一如既往地被隨意踐踏，下一代的教育更是讓人憂心不已——生活品質在諸多方面不但沒有與生活水準同步提高，反而還下降了，經濟發展帶給人的有限的物質滿足感因此被大大抵消了。正如經濟學家謝國忠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生活品質與經濟發展水準是脫節的。」難怪在經濟高增長持續了30多年的今天，中國竟然出現了「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而且大多是有權有錢的人。至於移民的主要原因，據媒體報導，除了小孩的教育，就是食品、水和空氣的安全。不言而喻，這是他們在用自己的腳給中國的生活品質亮分（注19）。
以吃為例，對於如今年收入在30萬上下的中產階級家庭來說，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上可以說是想吃什麼就可以放開了吃什麼，完全不必擔心錢的問題，而這在毛時代顯然是難以想像的。不過，雖說不愁吃不飽，也不愁吃不好，但大家卻吃得越來越不安全，越來越不放心了。各種各樣的激素、色素、防腐劑、吊白塊、甲醛、蘇丹紅、瘦肉精、漂白劑、增白劑、保鮮劑、催熟劑、甜蜜素、香精、雙氧水、福爾嗎林、工業鹽、明礬、滑石粉、石蠟、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敵敵畏、劇毒農藥 1605和3911等等，充斥著我們的一日三餐——從自家的菜肴到酒店的美味，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的健康。就連中共副總理王岐山也承認：「現在已經不是說有沒有吃、夠不夠吃、有沒有花樣的問題了，而是怎麼樣才能吃得放心的問題。越白的面越不踏實，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注20）這樣的生活水準你說到底是提高了還是沒提高？就算是提高了，提高的幅度能稱得上是翻天覆地嗎？
一言以蔽之，改革開放30多年，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其實有限，與此同時，民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相對剝奪感卻相當普遍和嚴重。更重要的還在於，生活品質在許多方面要麼是停滯不前，要麼是明顯下降，正如線民調侃的：「在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學——上不起，病——看不起，房——買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債——還不起，狀——告不起，官——惹不起，娃——養不起，愛——傷不起，良心——對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碾壓的女童——救不起，我們竟然還活著——了不起。」這便是當下的中國。改革開放成了這樣，經濟發展再快，民眾的幸福指數能提高嗎？
十三
針對上述結論，想必會有人說，恐怕也不是每個中國人的感覺都是你斷言的這樣吧！不錯，當我們說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不升反降時，並非意味著所有中國人皆是如此，而是就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總體而言。如果分階層看的話，情況自然會有所不同，你會發現，在廣大民眾的幸福指數下降的同時，少數權貴的幸福指數卻在不斷上升，兩者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最新一期發表了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理查﹒伊斯特林帶領的團隊對中國居民生活滿意度的調查。調查的結論是：在1990年之後的20年裏，中國上流階層的生活滿意度在增長，越富有的人滿意度越高，而窮人越來越不滿，低收入、低教育階層的滿意度下降得最顯著。（注21）來自中國官方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中國人幸福指數最高的是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換句話說也就是當官的和經商的（注22）。
網上有篇帖子對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幸福指數做了更深入具體的估算，讀了頗令人感慨：
1、城市完全失業人員，占總人口實際3%，幸福指數0.1%。這部分人生存都沒保障，更別談安全、自尊、歸屬、人生價值了。幸福指數倒數第一。
2、城市不完全失業工人，包括礦工、民營企業工人，民營企業工人又包括民營生產企業工人、給小商販打工的工人，他們占總人口的22%，幸福指數3%。這類人，除第一類外，收入最低、最無保障、社會地位也最低。
3、完全的農民，占總人口的10%，幸福指數5%。所謂完全的農民，就是完全靠種地的。安全感、歸整感比第1、第2類略強。
4、有地，農閒時出去出賣體力打工的農民家庭，占總人口的50%，幸福指數15%。
5、城市國有企業普通員工，占總人口的10%，幸福指數16%。
6、普通公務員，占總人口1%，幸福指數60%。
7、城市中小規模的老闆，占總人口的2%，幸福指數65%。
8、中小官員，占總人口的1%，幸福指數70%。這類一般生存無憂，受尊重，由於有一定的掌握百姓命運的權力，所以有一定的人生價值實現感。
9、演員，占總人口的0.6%，幸福指數90%。
10、大老闆，占總人口的0.35%，幸福指數95%。
11、大官，占總人口的0.05%，幸福指數99%。
這些具體數字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它跟來自各種權威管道的資料，尤其跟我們的生活經驗，可以說是基本吻合的。它表明當今中國不同階層的幸福指數相差十分懸殊，在整個國家或者說大多數人的幸福指數不升反降的同時，占人口一小部分的官員和富人的幸福指數卻相當高。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共的改革開放是以犧牲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嚴重損害國人的健康權為代價的，是以愈演愈烈的官場腐敗和社會不公以及罔顧民生民權為特色的，是無關民主自由的推進和人的尊嚴的提升的。總之，是以降低大多數人的幸福感和增進少數人的幸福感為結果的。
這樣的改革開放難道是中國人民所期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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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幸福感和幸福指數本質上是一回事。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於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感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是對幸福感的量化，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的滿意度方面的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包括生活水準、健康狀況、人際關係、安全狀況、環境改善、社會公正、未來保障等。
注2：簡單地說，生活水準主要是指人們的收入水準和消費水準，而生活品質主要則是指生活的好壞程度。按照維琪百科的解釋，「生活品質與客觀意義上的生活水準有關，但也有所區別。簡單地說，一定程度的生活水準是保持較高生活品質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除了保持基本的物質生活水準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品質也取決於人們是否能夠獲得快樂、幸福、舒適、安全的主觀感受，而後者是與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對社會與環境的認同有著密切關係。」
注3：引自《我國食品安全與食線性疾病控制對策》，轉引自北明《中國冥路》。
注4、注6、注7：引自《自來水真相》，載2012年第18期《新世紀》。
注5：引自《七一中共當局給全國人民的恥辱獻禮 消息遭洩露》，載2012年6月25日阿波羅網。
注8：引自北明《中國冥路》，載《新紀元》162、163期。
注9：引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致死人數達世界第一 65萬》，載2007年7月11日網易。
注10、注11：引自《可怕的空氣污染》，載施一公的博客。
注12：摘自西班牙《世界報》，轉引自《中國的年輕人為什麼不幸福？》，載天涯社區。
注13：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投入800億，而香港僅800萬人，政府向醫院撥款竟達400多億。從1991年到2000年，中國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從12％降到了6％。從1982年到2005年，中國衛生費用增長48倍，政府衛生預算只增長21倍，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卻增長118倍。今天中國個人衛生支出比例達到52%，遠高於美國人所承擔的15%，而英國、日本甚至印度都實行了幾乎全民免費的社會醫療制度。
注14：引自《徐以升：系統性質疑CPI》，載2009年12月22 日《第一財經日報》。
注15：引自《中央對農民養老零投入 一億人勞碌半生老無所依》，載2008年12月26日央視國際。
注16：引自《如何給「失能老人」一個幸福晚年》，載2012年7月26日新華網。
注17：引自郎咸平《中國人退休後可能面臨悲慘生活 應效仿歐美改革》，載百度文庫。
注18：引自《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為什麼這麼難》第4頁，第13頁，東方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注19：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載《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8期。
注20：引自《王岐山談食品安全：菜農不吃自己種的菜》，載2011年3月6日《山東商報》。
注21：轉引自《對於中國而言經濟增長不等於幸福》，載《鳳凰週刊》2012年第16期。
注22：引自《公務員幸福感最高》，載2011年2月18日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