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日訊】這十年的維穩時代是最為黑暗的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國防最後都圍著維穩轉，維穩成功了，就等於政權穩定了，而維穩成功就必須超額開支財政經費，必然加重企業負擔，必然導致民怨沸騰冤民遍地，必然導致社會財富被無端浪費和揮霍，人員就業負增長，還可能隨時誘發社會大動盪。維穩「毒藥」引發混亂導致政治和社會秩序雙重破壞，相互殘害的維穩制度最終釀成了苦果，使走這條錯誤道路的中共一直撞到南牆直到死。
胡溫時代，歷經近十年的維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最終證明什麼也解決不了，維權實際上證明人們絲毫無權，而維穩實際是證明政權不穩，如此「維穩工程」仿佛是一個「爛尾工程」留在那裏，但無時不在擠壓著這個混亂無序的社會。最初先有民間維權，再有政權主導的維穩。維權行動由公民個人和利益群體此起彼伏的合法維權引出，不過公民維權是自下而上的，目前是短期的、利益化的和無明顯組織化的，但卻牽動了自上到下統治全國的中共執政當局及其相關實權部門的恐慌，由此產生的維穩政策就是他們統治者在慌亂中實施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策，實際是他們自身亂了方寸，他們卻不願意從源頭上來解決根本問題和尋求對策。
本來，統治者經常拿維穩這個「毒藥」當香水來用，維穩實際上就是統治者本身一面製造混亂，一面又同時在混亂中避免垮臺或者失去權力而製造更新更多的混亂。維權就是民眾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雖然這個法律經常連廢紙都不如，但民眾依然希望以此打開法治的一小扇窗戶。社會穩定本為國民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的基礎，可權力主導的政治、經濟、社會呈混亂趨勢，因此引出壓力型維穩體制，導致維穩成本高昂、越維穩社會越不穩定，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越混亂，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崩盤。
這裏提到的壓力型維穩體制，是指在政治壓力下以統治者執政黨黨委集權、黨政合一的方式，利用黨政垂直權力、以地方及部門責任制為區分並以政治經濟獎懲為動力杠杆將社會維穩壓力層層向下滲透、擴散，即所謂「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上級把穩定作為一種政績考核標準層層下撥，而下級迫於壓力，不惜動用各種手段實現上級硬性要求的穩定，不惜使用過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甚至警力，他們把一切抗議行為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運等都視為無序和混亂，都要採取一切手段進行壓制或打擊。由於壓力維穩強調事後控制，政府往往缺乏資源預警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而且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是層出不窮和全面開花的，一旦到了沸騰點，整個國家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秩序都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和破壞。
眼下，十八大（可能不會如期召開）前的北京，正是全國維穩的核心區域。北京城內有兩支明顯的隊伍，一支是訪民（多數是冤民）的隊伍，每天都有數萬人或幾倍幾十倍數量增長；另一支是攔截、接回訪民的維穩隊伍（截訪是中央政府下達給地方政府的死任務，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後者的組成人員有全國各地的信訪辦（信訪局）、政府駐京辦、政法委，涉公檢法及司法部門人員和鄉鎮街道人員等，一旦前方人員不夠時這些部門都要隨時指派補上，當局安排的人數雖然不如訪民多，但支出的成本遠遠高於訪民，所以這對於北京及地方政府的財政也是一大負擔。北京是全國的維穩大本營，也是全國政治壓力最大的地方，北京不穩定，全國會更混亂，所以說十八大「開個會就像打仗，甚至是決一死戰」，這是網友對此刻北京前期的緊張狀況作出的評價。
中共號稱有八千多萬黨員，所有有職有權的幾乎都有維穩的死任務，千方百計不讓訪民進入北京，並把訪民困在家中，或者堵在度假區強迫「休閒」。所謂武裝保衛十八大，大體上說，除了中共八千萬黨員，十三億人幾乎都是十八大明顯或潛在的敵人，如此巨大的壓力，只有兩千多名代表（也不是全黨黨內民主直選的）的十八大，還有必要開下去嗎？即使把訪民都截回，短期能開成功，但能防止訪民不回潮嗎？能省下巨額維穩經費的開支嗎？
當前的維穩成本連年居高不下，甚至一些地方到了不計成本的程度，維穩投入急劇上升，卻不願意解決真正的民生問級如何嘗試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體。比如2010年184天的上海世博會，上海市區內的花費就不用多說了，僅建設兩年多的工程建設的投資就高達五千億元，安保數字也是驚人的，單是其鄰省浙江的安保投入達到2億元；廣州亞運會的安保投入，則高達23.4億元。資料顯示，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其中保衛的重點是中共建政六十年閱兵大典），已經接近軍費的5321億元。到了2011年，財政部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發現其中《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安排情況表》顯示，2011年國防預算為6702.74億元，公共安全支出預算為7017.63億元，可見維穩經費又超過軍費等國防開支（外媒指2011年約為1064億美元，合人民幣6745億元）——2012年下半年十八大會期前後的全國安保費用數字估計會很驚人。面對強大的維穩壓力，執政黨的統治核心中央及其地方政府不僅擴大維穩工作編制、增設「應急辦」、「維穩辦」、「綜治辦」等特別權力機構，甚至工會、青年團、婦聯等都是成員之一。凡是進入敏感時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更是各個部門齊上陣，停止手頭一切工作，不惜代價，一切讓位於維穩，進行大規模的動員，儘管他們管制下城市和農村呈現出千瘡百孔，儘管民生養老福利等處處缺錢，但他們依然不顧一切地力保轄區穩定。維穩投入提高，用在民生上的錢就越少，必然會無度佔用其他用於解決社會發展或者社會矛盾的資源，這種狀況結果會使統治者陷入混亂甚至導致自身不能自理。
如今是高稅賦和低福利的民不聊生時代，維穩壓倒一切，不惜任何代價，本來中共政府是無意於任何政治改革的，只想抓住經濟增長不放，就好比一輛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汽車，抓經濟就等於把握好方向盤，踩油門加油，不加油就會慢下來。而維穩就等於頻頻踩刹車，不能踩油門，而汽車上超負荷負重，頻頻踩刹車就等於停滯，所以統治當局就陷入這樣的困境，經濟增長到了一定的程度，維穩占了上風，就無法增長了，開始負增長，所以這些政府一邊製造不和諧和不穩定，一邊又努力裝作解決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維持暫時的穩定，最後問題沒有解決，自己也就被自己拖死了。
近三十年來，這十年的維穩時代是最為黑暗的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國防最後都圍著維穩轉，維穩成功了，就等於政權穩定了，而維穩成功就必須超額開支財政經費，必然加重企業負擔，必然導致民怨沸騰冤民遍地，必然導致社會財富被無端浪費和揮霍，人員就業負增長，還可能隨時誘發社會大動盪。也就是說，相互殘害的維穩制度最終釀成了苦果，使走這條錯誤道路的中共一直撞到南牆直到死。
且看維穩到底維持了什麼？沒有法治，沒有公平正義，沒有人權和民生，處處民怨沸騰，怨聲載道，各地冤民特別是訪民遭遇政府權力不公或司法不公，到北京及上級衙門找清官訴苦，還沒見到清官——就別說見皇帝了，人就被抓起來，毆打，遣返，甚至軟禁、關押和勞教、判刑，他們豈不更為看清楚這個邪惡當局的本來面目？這還有什麼穩定可言？最關鍵的是維穩人員並不知道什麼是維穩，他們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受損，簡單說他們也是混口飯吃，一旦有條件了，一旦人數到了一定的數量，他們也會和訪民匯成同一條河流，衝擊這個腐朽荒唐的邪惡制度。再說，如今是互聯網時代，本身製造社會不公的政府急於維穩，大量製造混亂，還會因其政府及部門發佈的傷害民眾的不實或錯誤資訊，甚至掩蓋隱瞞真實資訊，很容易激起民憤和聚集人員，使事態擴大，而真實的資訊或真相則主要通過手機短信和網路進行傳播，政府控制的人為力量根本無法阻擋，這樣就起到解構政府權威的作用，政府維穩就顯得無能為力，導致維穩工作前功盡棄，民間社會就贏得影響事態發展的機會。
統治者的維穩體制最擔心的就是民間社會維權群體的組織化，可事實上他們恰恰不知道什麼是組織化，對於訪民來說，看不見的組織才是真正有力量的組織，而且是無數個潛在組織，比如維權律師群體、各種領域的中產階級群體、企業家商會及老闆聯盟（商人及中產階級群體和知識份子群體最能看清楚中共政權的腐敗和混亂）、城市外來人員群體、被拆遷征地的維權戶群體、教師維權群體、未在官方登記的NGO或民間工會等其他民間組織、宗教群體，政治異議人士及其政治組織，以及更多的城市弱勢群體，都不是執政黨的人，這些沒有組織的群體其實都是一個個無形的組織，一旦社會變革，社會矛盾的累積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政府資訊無人相信，權貴威望如落葉掃地，處處是「牆倒眾人推」，民間社會這些無形並超級的組織就可以馬上形成並深刻地影響社會全方面，將來這些人中能夠湧現一批優秀人才來參政，推行法治和民主制度，實行一種新的普世的保障法治和人權的政治制度，通過全新的方式治理國家，這個國家才有望告別惡性循環，告別無序和混亂，並得以進入良性迴圈，獲得真正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