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日訊】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工作多年的維佳，退休後常與我聊天。說到一些他認識的老軍人們道出的鮮為人知的過去。例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時候，斯大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10年至25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專門讓他們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

戰爭期間，許多壯年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飢渴的問題。部隊唯一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是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者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登登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合法的機會。一位護士剛被打死了，身上冒著熱血、熱氣，大家立刻上去扒掉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在計算的不同距離，放下坦克車、動物，遠一點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的性能質量不可靠、不起作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然後給家裏發信，編造光榮死亡的理由。

2006年6月29日11點，我們去拜訪這位年事已高的退役軍官：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中校（以下簡稱巴），他精神矍鑠地站在遠東軍區司令部軍官家屬樓迎我們。

巴中校被迫當兵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面是他講述的人生經歷：

一九三三年強制徵集糧食



蘇聯十月革命後，到處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男人缺少。父親找了一位姑娘結婚生活。他們沒有房子，就到鄉下住在教堂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飼料室內裡。出生了我們姊妹四個人：我是老大，餘下的三個是女兒。

1933年集體農莊運動開始了！蘇聯農民更大的苦難也就從那時候發生了。那一年深秋，從城裡派出大批工人黨員工作隊下鄉。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徵集糧食。按照黨中央命令，『必須把農村的糧食全部徵集上來，裝上火車運回城，解決城裡（由於只顧革命了）出現的大饑荒和經濟蕭條。』工作隊不顧農村現狀。盲目確定指標，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管你有沒有吃的（實際上是到鄉下搶劫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繳納糧食就地槍斃。

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工人老大哥』搜查出來一點，也要把人槍斃。

那一天我家進來了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其中一個女的，上身穿著皮夾克，腰間挎著一把手槍。（巴中校比劃著手槍的位置）他們掃視了一下我們一貧如洗的家庭﹐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就動手翻動尋找糧食。家裏這幾天就要斷炊了，他們搜查出還可以供我們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全部裝入口袋；又在一個破木箱裡找到了一公斤多散雜糧食，也全部掃入口袋。母親看著四個嗷嗷待補的孩子，只有這一點維持生命的口糧，就伸手爭奪，他們不還給，踢打推倒了妹妹和我，硬性搶劫。母親手裡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齒咬他們的手背。那個女的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母親的頭和臉，多處打開花，鮮血噴流。這時候他們三個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甚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一家人全部槍斃！

「他們分別掏出了手槍…在這最後時刻，是母親拯救了全家。她拚命地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互相對峙，兩名男人膽怯了，說：我們現在把他們處死，農民可能把我們也打死了。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

好心眼的鄰居們告訴我們，紅色政權必然要來報復，讓我們趕快逃命。媽媽去找來了爺爺，他趕來一輛大馬車，讓我們全家人躺在車上，身上蓋上大麥草，然後向上面裝了滿滿一大車牛糞。拉著我們出村莊。（六七十年後，我們兄妹相見，回憶當年死裡逃生，鼻子裡還有那時候全身浸透糞水留下的濃烈牛糞味道！巴中校用手摁一摁鼻子，似乎就在昨天。）

村口外與人民為敵的「紅色政權」執勤崗哨反復探查，沒有發現破綻，認為只是向田裡送糞，放過去了。全家人逃到深林裡，找到了一個廢棄的獵人臨時住的小窩棚貓下來。當時全家只有一個大圓麵包，（巴中校比劃一下大小）我們分吃了兩天。

逃到森林 開始吃死人維生



過去了幾天，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爸爸說﹐『我是判決書上寫著的人，出去就沒命了。你是我的大兒子，家裏的長子，你回村莊裡去尋找點兒吃的吧！』就交給我了一把斧頭，一個口袋。母親還是決定陪我同去。我們走了幾戶人家，人都沒有了。我自己到鄰居家，一看13歲的男孩子別佳死在屋子裡。就大喊『媽媽，別佳死了！別佳死了！』（巴中校那凝重的敘述回憶，驚恐呼喊的眼神，與73年前童年時一模一樣，仍然懾人心魄！）媽媽讓我用斧頭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並且囑咐我，不能砍腦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們拖著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裡。

從此吃死去的人肉，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找到的活命食品。６歲的我（1927年出生）從此負擔起養護全家六口人的重擔！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砍下肢體背回來。有一次一條活活餓死的牛，只有皮包骨頭，扔在了村莊邊。我發現牛肚子已經被狼撕著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這時候已經進入冬天了,氣溫在零下25℃～30℃。寒冷異常，村莊裡被『無產階級先鋒隊』槍殺死了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殭屍。半年的長冬，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和新打死、餓死的人。那時候宣判執行槍決的人家，逃跑出來了部份，躲藏到深林裡和其它地方。尋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經成幫結伙了。每當村莊裡向外扔死人的時候，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村子多數人被打死或餓死



一年以後，在一個農莊擔任文書的舅舅，給父親謀職了一個偏僻的山林作護林人，我們才在那裏搭起來兩間草窩棚棲身。

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依靠吃死人的才可能活了下來。不留情的鎮壓，剝奪和搶劫，真正的民不聊生。」巴中校提高了說話的語氣和份量：「我雖然長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證—我沒殺死過一個活人，沒有吃過活人！

維佳幫著解釋：他一生特別痛恨列寧和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政策！

全家人甚至沒有棉衣、棉被御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來，面對著外面堆放的死人斷肢殘臂，告罄了還是夠一天果腹；住處周圍，堆積如山是人的骨頭；一個少年兒童在過膝深，甚至齊腰深的大雪中，掙扎出來奔向遠方，尋找各種面孔痛苦死亡的屍體，砍成拿得動的小塊拖回來。

被共產黨槍決打死的人和活活餓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衛國戰爭期間，人們都沒有那個時期挨餓、困苦，朝不保夕。這就是走『集體農莊』道路。

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甚維克黨員，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配合幫助行兇搶劫。村莊裡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颳大風一定能夠把人吹倒！

「後來知道，確實有少數人成功地隱藏了自己的口糧。他們在工作隊掘地三尺搜查的空檔，把糧食裝到袋子裡，沉入河底。躲藏了過去。」

你們那個村莊有多少人？叫甚麼名字？在甚麼地方？

「有幾萬人——最少兩萬人以上。（維佳插話：那時候的村莊大！）村莊在伏爾加格勒，歸薩拉托夫市管轄（Саратов），名字叫吉亞切夫斯卡Дьяческа。」

父母辛勤能幹養活十三個兒女



說到後來：「媽媽曾經給一戶富裕的家庭當過女傭，那戶有見識的人家告訴媽媽，『想方設法讓兒子讀書吧！』媽媽牢記住這一條出路，把我前後送到遠處10幾個農莊，更名改姓10多次，終於在建築大學畢業。我報名當了兵，經過考試授少尉軍銜。是部隊的建築工程師。25年的部隊生涯領導了好多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

「1951年開發軍事工業新城市『共青城』，我們到那裏。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結了婚。」他的太太看著我在攝影記錄，就找出了他在部隊穿的軍裝：肩牌上兩條槓兩顆星，胸前掛滿了各種勳章。太太幫助他穿上，軍官的威武莊嚴立刻顯現出來，英雄不減當年。讓我繼續攝影、拍照。

「我們是同齡人」，他的太太卓婭說。「我們家在毗鄰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名字叫做茨別那依郭勒斯克（Змейногорск）。那裏是高寒地區，冬天的最低氣溫可以達到-60℃。

「我父親是最勤勞能幹的農民。『新經濟政策』的幾年裡，父親蓋起了四間大房子，母親前後生養了我們12個女兒，父親讓她再生，第13個是個男孩子，我們的弟弟。養育15口之家，能夠生活富裕多不簡單！是『十月革命後』倖存農村中的能人。

「1933年同樣的罪惡政策也施行到我們那裏。父親被定為「新富農」。全家人被掃地出門。房屋財產全部沒收，誰讓你敢在共產時期先富起來？父親逃到深山裡，免遭處死。

「母親帶領我們13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濕陰暗的地下室裡，後來孩子們陸續大了一點，就送到了孤兒院。父親東躲西藏還是被抓住。讓他到軍隊前線「送死隊」。還算幸運，父親由於能幹會做飯當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燙傷了雙腿，才活著回來了…」

79歲的安娜，是位美女。去年在大街上與姊妹穿著自己裁縫的夏裝，順路參觀服裝設計比賽，被評委發現是最合體的老年時裝，發給最佳設計縫紉獎勵。

這位「新富農」的女兒，天生遺傳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幹。蘇聯解體以後，年近70歲的她，肩扛手提當「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國綏芬河，買貨回來賣，硬是為50多歲的兒子買下了一套房子！現在的退休金每月4,000盧布，丈夫6,000盧布。

把歷史、真實的經歷如實地講述出來，巴中校如釋重負。顯得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們，讓世人們知道這一段秘聞，也是對歷史的貢獻和交代。

二OO六年七月五日

原標題：前蘇聯軍官：我們是吃人肉活著的

文章來源：《開放》2006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