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9日訊】有人說老百姓怕官，本人倒不以為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二十多次的改朝換代，不都是老百姓們揭竿而起推翻現政權，另立新國號嗎？史學家們計算過，從公元前五百年至今的這兩千五百多年裡，中國社會的平靜，或者說是穩定的時間段從來沒有超過十七年的，局部地區的官逼民反，周邊民族的進犯，統治階層爭權奪利引發的逼宮、兵變、甚至是內戰。

乾隆六十年統治被公認是盛世六十年，但在這六十年裡，他曾三次發兵攻打朝鮮，一次打新疆，還和緬甸發生了戰爭，在他統治的後期，各地的災荒和民間的造反是頻頻不斷，朝廷的國庫里竟然沒有錢去救災和發放軍費，而乾隆卻不相信這些，他接手的是個富足的江山，糟就糟在還有一個盛世的旗號，他自以為繼承發展了盛世，其實是把祖父輩積下來的家底花光了，敗完了，自他以後清王朝就開始走下坡了。

毛澤東進城坐了天下，他承認中國大陸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然後就沒有了下文。一邊強迫人民喊幸福，一邊弄出了一大堆的主義、路線，去達到和滿足他的狂妄的權力欲。所以古人說，小人得志是大不幸，又說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僅僅是造成了毛氏家族的不幸，更是禍害了無數的人命和國家。

經歷過十四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大陸，確實是一窮二白，但是當時中國大陸至少還有覆蓋著領土百分之二十二的大片森林，豐富的水資源，尤其是國民政府收回了被清朝政府喪失了的全部主權，還有經歷了二十年戰亂，可望修復家園過安生日子的四億多中國民眾，這份家底雖然說是窮了點，但無論如何也比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的家底要富足多了，怎麼會到頭來這兩個戰敗國倒進入了世界的七強，而中國大陸卻連個亞洲里的四小龍都沾不上邊。

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穩定的間隙從來沒有超過十七年的，而共黨的這六十多年，毛澤東當政的前二十七年，大大小小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是二十余個，上億條生命失去的是無緣無故，這與穩定是絲毫不沾邊的。以後對印度、對蘇聯、對越南、對朝鮮的四場戰爭，中國大陸都是戰敗的一方。

對漢、藏、蒙、回、維吾爾的至少二十次的大屠殺。以特權貪污腐敗和掠奪為宗旨的破壞民生，斷人活路的殘忍暴行，充斥著這所謂的改革開放的后三十多年。六十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過過一天穩定的日子。

縱觀歷朝歷代，病變、民變、政變乃至內戰無一不是當權團伙一手造成的，老百姓們盼望的是國泰民安，一語道破了主題。朝廷要政治清明，吏治廉潔那是國泰，於是民才能安心的過日子。朝廷也喊國泰民安，其實是顛倒了主題，老百姓們不鬧事那是主題。

至於朝廷整天爭權奪利、內訌火併，打得是血肉橫飛，那是朝廷的事情。國不泰民也得安，民不聊生也必須要認命，這就叫做不講理。共黨的特色就是更不講理，共黨霸佔著公權力胡作非為，還不許老百姓說話，不許老百姓反對，不許老百姓抗議，否則就是屠殺鎮壓，這才是真正的霸權主義。

無論共黨如何去罵美國政府是霸權主義，至少美國政府的權力是來自於美國公民們的大選，沒有一屆美國政府企圖霸佔公權力，阻止全民大選的，所以美國的社會是從來穩定，歷屆政府也從來沒有喊叫過穩定壓倒一切的，只有社會不穩定，民心不穩定的社會，統治者們才會喊叫穩定。

文革結束以後，所謂的改革先從農村開始的，其實就是稍微的放鬆了一點點對農民們的束縛，僅僅兩三年後，中國大陸就結束了三十年的憑票憑證限量吃飯的半飢半飽的日子。

接下來的城市改革，共黨不得不承認至今始終是失敗的，因為共黨們不懂得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吃飽了飯是為了要創造更好的生活的道理。經濟略有好轉，官倒貪污卻盛行了起來，民主是仍然在倒退之中，因而才引發了八九年春的北京民主運動。

就在這場運動的前和后，是鄧小平兩次提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主張，第一次是八九年的二月，他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另一次是九零年的十二月。他說，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從那以後至今二十多年穩定壓倒一切就成了共黨統治的唯一口號和唯一手段了。

為此本人曾幾次請教過一些民主人士和自由主義者們，他們的一致看法有兩點：一是共黨所要的是國人民眾對共黨的違法犯罪的行為視而不見，要順從認命的穩定，使共黨打算長久的統治，人民就必須心甘情願的忍受。

二是壓倒一切的意思其實就是壓倒民生和民權，也就是說人民應該被共黨任意宰割，哪怕到了無法謀生的地步上也必須穩定。這就解釋了三、四千萬冤民產生的原因和每年十八萬起民間抗暴維權運動出現的原因了。

國不泰民不安，穩定是無法做到的，法學家們更是一語道破，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和做法都是違法的，為了維持穩定，可以公然無視法律去為所欲為，胡作非為，反而把中國大陸變成了強梁世界、叢林社會，這其實是官逼民反。

近日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分析中國大陸的時局，總結出了中國人普遍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分別是：第一，是擁共維穩論；二是反共救國論；三是助共改革論。該文章作者顯然是站在了助共改革論者的一邊，理由是共黨仍有民意的支持和擁護。

而證據就是美國的一個研究機構，在七月的十二日發布的一個調查報告中說，世界上只有四個國家的人民對本國經濟是有信心的，一就是中國大陸，百分之八十三的國民是有信心的；二是德國，民意佔了百分之七十三；巴西佔第三位，民意是百分之六十五；其次是土耳其，擁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民意的信任度。

這家機構調查了二十一個國家，總共是兩萬五千人以後，得出的這個百分比和排名的，因此該作者的結論就是，以上三種主要觀點中，助共改革論者佔了大多數，代表了主流的民意。既然這是個國民對本國經濟信任度的調查，那麼我們就要討論中國大陸的經濟是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自由市場的機制，仍然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體制，權力仍在掌控著一切，所以應該說是個錢權相互勾結的經濟體制。從種種的事實和現象來看，權貴們的暴富是通過了兩個途徑實現的：一是貪腐；二是公然的搶劫。民間早有定論，把這種經濟稱作是貪腐經濟、搶劫經濟、土匪經濟。

本人不太相信會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中國人參與了錢權勾結的勾當，於是在貪腐搶劫的匪類行徑中成為了獲益者，於是又成為了願意幫助共党進行政治改革者。共黨恨的是普世價值，宣稱過六個不搞，反對政治改革的原因，就是因為共黨們是這種錢權貪腐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既然有現成的利益可圖，又為什麼要改變現狀呢？

維持穩定就是保護現狀的手段，而且維穩的開支是一年比一年大，如果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中國人是現行體制下的獲益者，他們也必然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支持者，絕對不會是政治改革的提倡者和擁護者，而是和共黨一樣的堅定的反對者，所以所謂的助共改革論其實就是擁共維穩論者。

不知這位作者與共黨有什麼淵源，把反共救國者與漢奸汪精衛放在了一起，把反共說成是反中、反華，下面想說的可是還沒能說出來的想必是反中國人或者是反人民了。其實反中、反華、反中國人、反人民的是共黨，真正想要明白這一點，是不需要有多少學問的，只要有一些常識就足夠了。美國的外交雜誌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說，中共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穩定高於一切。

一九九一年，蘇共解體是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一個事件之一，畢竟前蘇聯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具有最長的社會主義經驗的國家，因此其對中國自身的現代政治史和發展影響深刻。對蘇共解體的原因，至今中共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三個觀點主宰著中共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一，那就是歸罪於個人，也就是說歸罪於戈爾巴喬夫；第二是歸罪於系統或者是體制，也就是歸罪於蘇共內部的一些有自由和改革意識的人形成的第二陣營的力量，因為他們看到了這種制度最後崩潰的原因是體製造成的。例如，經濟的停止，管理的混亂，教條主義和官僚的僵化等等。中共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的模式的本身是不存在缺陷的。三，那就是歸罪於西方，特別擔心的是美國的政策和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所以對美國抨擊為霸權主義的話語時常出現在中國報紙的社論里。

文章最後說，當那麼多的人已經失去了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經濟和對共產主義信仰以後，中共又如何成為一個可以通變的獨裁政權呢？即便中共可以這樣做到，這種政權又能維持多久呢？在共黨謊話連篇，信息嚴密封鎖的中國人當中，或許有部分人還看不到共黨的大廈將傾覆的結果，但是共黨們是清楚的。

共黨的外匯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僅第二季度當中流出去的資金高達七百一十四億美元，而去年第四季度資金外流是四百八十多億美元；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字是，從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到二零一二年的第二季度，累計外流資金一千八百二十八億美元，摺合人民幣是一萬兩千個億。

這就說明了引進外資早已成為了昨日的黃花，而這些年是中國大陸的資金在大量的外流，外流是個好聽的說法，其實就是外逃，且不提贓錢外逃是為了逃避懲罰和清算；即便就是普通的人，手邊有幾個錢的人，也紛紛的把錢兌換成了美元帶到國外去，他們這樣做的理由通常是：

第一，人民幣資金不安全，預期不好，貶值的風險是越來越高；二是政局的不穩定，社會矛盾和衝突激烈，沒有安全感；三是不認同共黨的教育體制，為了後代得到正規良好的教育，也必須出國；四是環境的污染，有毒食品，腐敗之風已經影響到每個家庭和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了，在政權腐敗經濟崩潰之下的又一波大逃亡和離家出走的高潮已經出現了。

一位建設銀行的工作人員說，目前美元很吃緊，現在人民幣要換兩千美元都需要預約了，一些經濟學家們分析，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證實了企業開始大量的拋棄人民幣買進美元的情況，在經常項目下的貿易，收益和經常轉移都可能使資金出逃的典型做法，尤其在海外訂購投資的大量的出現，國企及其下屬的企業在海外訂購投資是特別多，其實是在向海外轉移資金。

根據共黨商務部的數字，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的投資者們對一百一十六個國家的兩千一百六十三家外國企業投資、融資三百五十四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另外併購外國企業的投資是一百一十八億美元。

大家都知道，所謂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共黨不但沒有存下一分錢的財政盈餘，反而欠下了九十萬億元的國債，那麼這些外逃的資金又是從哪兒來的呢？無非那就是利用股市圈老百姓們口袋裡的錢，動用老百姓們在銀行里的私人儲蓄，包括人民幣和海外親屬匯來的外幣，制定名堂繁多的苛捐雜稅和隨意出台的罰款名目，搜刮老百姓最後的一點錢。

瀋陽市政府的天價大罰款，造成了全市商業的大罷市，不但說明了這個事實，更使人們看到，為了撈取最後一桶金，共黨們不惜使用殺雞取蛋的滅絕方式。沒有別的解釋，只能說明政府的垮台在即，共黨們的末世心態，即使是五毛憤青憤佬們也無法把全市商業罷市歌頌為是燦爛盛世強大的必然現象。

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是很奇怪的，凡是災荒戰亂和政局變化，逃亡的都是老百姓，共黨當政的這六十多年，中國人曾經有過三次的大逃亡，第一次是在共党進城前後；第二次是三年半的大飢荒年代；第三次是十年半的文革期間，政治難民、經濟難民都是老百姓們為了活著所以要逃生。現在事情是調轉過來了，大逃亡的是共黨們了。

共黨們究竟是政治逃往還是經濟難民呢？應該說都不是，表面上入籍外國的理由都是相當的冠冕堂皇，什麼投資移民、技術移民、親屬團聚，其實都是畏罪潛逃的逃犯，他們自己清楚，各移民國的政府也清楚，尤其是民主自由國家的政府是更清楚，這些國家收留政治經濟難民，但不會收留罪犯。

蘇共和東歐共產陣營的垮台，極少有共黨的頭領們外逃的，犯有罪惡的共黨們，不過是判上幾年的監禁，放出來以後和平常人一樣的工作生活，只是不能像過去那樣耀武揚威了。

中國大陸的共黨就不同了，他必須要為一億多條無辜喪失的生命負責，必須要為時常發生的屠殺鎮壓人民的後果負責，為豆腐渣工程負責，為假冒偽劣毒的商品、食品、藥品負責，為幾千萬冤民的出現負責，為他們貪腐搶劫的行為負責，為他們來路不正的財富負責，為國家破產和經濟崩潰負責，為被他們所荼毒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所造成的中國人人性和道德缺失負責。

記得一九五零年，共黨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時，當時的口號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等，這些口號看來現在是都適用於共黨們，中國雖大，但沒有他們的藏身之地，世界雖大，他們逃不出法律制裁的下場。

有人說，沒有共黨中國必將大亂，共黨常年累月的在維穩，難道中國不是仍在亂象之中嗎？共黨時刻在犯著罪，老百姓們又如何能夠穩定呢？維穩中的暴行又加劇了不穩定，國不泰民不安，同樣民不安國不泰，國與民相輔相成。民不安的罪魁是共黨，國不泰的禍首是共黨，沒有了共黨於是民安，民安才有國泰，民為重，民為先的意思就在這裏。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里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