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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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2月29日訊】 【導讀】目前在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談論,幾乎是圍繞在「元凶是否是蔣介石」、與「涉案人員的責任歸屬」上。本文則是從一個幾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角度,來探討「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一段您可能未曾聽過的歷史。

一、前言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出席2006年2月25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所舉辦的「二二八事件」五十九週年追思儀典」時表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包括當時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濟困頓,國共內戰、軍糧不足,及當時陳儀主持的台灣省政府貪污腐敗,引發民怨等。

著名的歷史學家辛灝年,透過對共產黨歷史的真實客觀研究後,寫成《誰是新中國》這本震撼人心的鉅作。辛灝年表示,從1927年開始,共產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就為當時的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份台獨綱領。1928年中共在上海霞飛路45號一家照像館的樓上,為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個新的台獨綱領叫「三大主張」:即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而且,造成台灣社會族群撕裂的「二二八」悲劇,其策劃者就是中國共產黨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6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特別是2004年《九評共產黨》發表以後,徹底揭露了共產黨的真實面目,揭開共產黨極不光彩的流氓起家史。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該如何認識、理解這段歷史?

打從20世紀初,列寧在俄國建立全世界第一個共產黨政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1922-1991)之後,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主軸,就是自由民主世界與專制極權主義的鬥爭。前期是自由世界與納粹極權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是自由世界與共產極權主義的鬥爭。這場鬥爭尚未隨著1991年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解體而結束,因為中國共產黨已取代了蘇聯的位置,繼續以飛彈對準台灣、美國等自由世界。

國際共產黨倡言「世界革命」,因此,祗要有機會有可能,任何地區都是它滲透發展的場所。台灣是中日衝突的焦點之一,當然,國際共產黨在建立「中共」與「日共」之時,它也要建立「台共」。同時,在對日抗戰勝利前,由於台灣或是中國的領土,或是日本強佔的殖民地,在「台共」建立的過程中,有時會受「中共」的領導與節制,有時則又受「日共」的指揮與卵翼,有時又同受「中共」與「日共」的雙線領導。

目前在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談論,幾乎是圍繞在「元凶是否是蔣介石」、與「涉案人員的責任歸屬」上。本文則是從一個幾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角度,來探討「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一段您可能未曾聽過的歷史。

二、台灣光復前的台灣共產黨

1921年,台灣人連溫卿與日本左翼份子山川均在台灣推行「農民組合活動」,這是國際共產黨觸角伸進台灣的最早記載。

1928年4月15日,台灣留俄學生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在上海集會,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並通過政治大網、組織大網等文件,決定以現有「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為活動中心,推選林林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教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以翁澤生、謝阿女為「侯補委員」。

之後又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等三人為「中央常務委員」,林木順為「書記長」兼「組織部長」,洪朝宗為「農民部長」,莊春火為「青年部長」,蔡孝乾為「宣傳部長」,林日高為「婦女部長」,並以林日高、潘欽信與謝玉葉為入台工作人員。

同時,在日本居住的留俄台籍青年許乃昌、謝廉清等人,也組織「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會」,從事組織活動。之後並於「台灣青年會」內組設「社會科學研究部」與「日共」領導的「帝大新人會」保持聯繫。其後,許乃昌將在日組織改稱「東京特別支部」,並與上海「台共」發生組織關係。「台共」則派陳來旺與謝阿女為聯絡員,以與「東京特別支部」相聯繫。

1931年4月,「台共」人數增加許多,「台共」工作已有擴展之勢,此時潘欽信自上海攜回「第三國際」指令,「台共」實行改組,以王萬得為「書記」,潘欽信為「組織部長」,蘇新為「宣傳煽動部長」,蕭來福為「勞動運動部長」,顏石吉為「農民運動部長」,劉守鴻為「南部地方負責人」,盧新發為「中部地方負責人」,北部則由「中央直轄」。

1929年,由於台灣中南部農村,在「台灣農民組合」的煽動下,發生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檢肅」案,計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訴,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發動第二次 「台共大檢肅」,計捕獲「台共」重要幹部王萬得、謝阿女、潘欽信等107人,均以違反治安罪,判處重刑。經過兩次檢肅後,「台共」重要份子,或則坐牢,或則逃返大陸(如蔡孝乾),或則潛伏,已無力展開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警方對台灣作全面性的嚴厲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

綜上所述,在日據時期,「台共」組織的產生,完全受國際共產黨指使;以後,又與「中共」及「日共」發生組織關係。至於其主要活動,則是一方面藉「台灣文化協會」,與知識界發生聯繫;一方面藉「台灣農民組合」對農村進行滲透。其後雖遭日本警方連續加以檢肅,但其組織既已建立,且與「中共」、「日共」、「第三國際」等發生組織關係,當其一旦恢復活動,發展上就非常迅速,因為有國際共產黨作為依靠與獲得助力之故。由國際共產黨卵翼下的共產黨,其組織「再生力」之強,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如同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九評共產黨》一書的第二評(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中指出:「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六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畫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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