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5日訊】「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上山下鄉人數達1402.66萬，加上「文革」結束後陸續下鄉的260.04萬，共計1662.7萬人。對於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制性人口大遷徙（以及相伴的意識形態喧囂），探討其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對原因的認識有助於人們判斷這場運動的性質：它是徹底失敗了，還是有部分成功？是否留下了有教益的思想遺產？它為什麼失敗？
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國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重大貢獻和主要特色之一，是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動因，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啟發性意義。
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的專著《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可能是最早的系統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學術著作，他在書中首先就全面地分析和回答了「為什麼要下鄉」的問題。不過，他的夫人蘇道銳（DorothyJ.Solinger）教授在該書中文版前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更具典型性，她說：「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面臨著源於無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城市失業率日漸高漲的社會壓力。他們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業能力要求而與日俱增的教育壓力面前束手無策。相對這種一般狀況而言，中國曾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在這個國家曾實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脹、促進農村發展以及使教育與經濟發展實際相適應的措施中，一個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將城市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和邊疆去安家落戶……這無疑是本世紀任何一個國家中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這個解釋被廣泛接受，以至於由原國務院知青辦老同志編寫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也說：「美國教授的這段話比較真實、客觀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決策者發起上山下鄉的本意和初衷。」
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必將面臨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和處理過剩勞動力安置的問題。中國問題的出現顯然不可能脫離這個背景，但問題的處理卻更帶自己的特殊性，不然人們會問：為什麼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發生這樣的運動呢？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特殊的事件，而上千萬人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正是「文革」的產物。
將青年送到農村去的價值直接體現在減輕城市各部門的負擔。第二，將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可望為解決中國最大的問題，即對鄉村的發展作出貢獻
潘鳴嘯：經濟問題不是主要動因
潘鳴嘯認為，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有三種：第一種在意識形態方面，它在1968年的動員宣傳中具有突出地位。
第二種動機是要降伏紅衛兵，恢復社會秩序，重新穩定局面。在1968年，中國各個省市都結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亂」的局勢，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紅衛兵仍然沒有停止派性鬥爭，爭吵不斷，武鬥不斷。從7月底起，毛澤東派解放軍和工人的宣傳隊進入大學，強行制止派性、恢復秩序，緊接著就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個運動還有一種作用，就是加強毛澤東的權威，以及建立在領袖個人思想及威望基礎上的「魅力領袖」式權威制度。
事實是，運動進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鎮青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期。統計數據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與被下放到農村的知青數量基本持平，都在800萬左右。事實上，城鎮企業單位需要勞動力，但當時的政策不允許僱傭城鎮青年，於是只能在農民中招工，這說明上山下鄉運動並不是源於化解城市中待業青年人口過多的問題。
潘鳴嘯指出，降伏紅衛兵的這個政治動機雖然重要，但最高當局卻秘而不宣。他說：「下鄉『戰略』對於向共產主義進軍固然重要，卻不能掩蓋1968年末的緊迫形勢和急需解決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沒能給中國找到一種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想恢復一部分舊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員會。
很多紅衛兵拒絕結束『鬧革命』，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時有發生。1968年7月，毛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恢復秩序，並嘗試把青年送到黑龍江和內蒙等邊疆地區。但許多紅衛兵抵制恢復秩序，只有很少人自願離城，毛在9月發出兩條指示，並在12月22日最終作出了讓知青等『閒散』人員大規模下鄉的指示。可見，下鄉運動顯然跟結束紅衛兵運動、消除這些惹是生非的造反青年一旦在城裡無所事事所可能帶來的麻煩有關。下鄉運動的這種政治動機從未被公開承認，宣傳上始終堅持的根本政治目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表面的意識形態目標是與遮遮掩掩的政治目標聯繫在一起的。」
因為這一個動機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研究者很難找到多少文字證據。但分析當時的形勢不難看出這一點，事實上，在經歷了兩年多「文革」運動，有一定政治經驗的學生中，這一點是明顯的，他們對此發出了怨言。看得出來，學生的作用已經發揮到頭了。
他們不再是以前那種聽話的學生，而是組織起來的、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什麼都不怕對誰都敢造反的「戰士」和「小將」，他們有自己的主張，形成了自己的派性利益，為了保持或擴大自己的利益，他們必須戰鬥下去。對於紅衛兵，不重用和停止他們的活動不解決問題。幾乎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地區，派性鬥爭——幾乎全都演變為武鬥——都十分劇烈，清華大學兩派的武鬥就是典型事例。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是有自己的政綱和日程，各種異端思潮和理論紛紛出現，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的理論家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和湖南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就是很有影響的代表作。紅衛兵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們公然對抗，以至於毛澤東在接見「五大領袖」時對他們發出了赤裸裸的威脅，說再不聽話，就叫林彪用部隊消滅。
明擺著的情況是，只要紅衛兵還在學校、城市內，就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現成的辦法是：把他們放逐到農村去。1949年之後，中國廣闊的、條件艱苦的、控制嚴密的農村好像垃圾場一樣具有容納、消化任何廢棄物的功能：右派分子被發配到農村，被國家視為多餘的城鎮職工被清退到農村，甚至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的居高位者在政治上失敗後也向毛澤東請求到農村去種地。要降伏桀驁不馴的紅衛兵，他們的最好去處就是農村，他們的力量將在農村分散，他們的能量將在農村銷蝕。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