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5日訊】北京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創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事實上，北大雖然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但同時也是中華數千年「太學」傳統的延續。在蔡元培任校長以前，北大成為科舉的替代品，甚至成為仕途捷徑。北京大學自蔡元培時代以來，科學氛圍濃厚。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一批重要的歷史人物都曾在此時期在北京大學任職或任教，魯迅也在此兼講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從而北大成為中國的學術中心，乃至「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民主」、「科學」也成為與北大密切相關的詞彙。這樣的歷史經過積澱形成了一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愛國傳統，北大師生也不斷的為這樣的理想而奮鬥並付諸實踐。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北大教授陳獨秀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財產作為政治目標的社團。
蔡元培時代之後，北大進入胡適時代，包括蔣夢麟和傅斯年在內，這一時期的北大依然延續了其精英精神和貴族氣質。在民國時代，讀書上大學基本只是富人的專利。民國38年，當年那個圖書館管理員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中國包括北大都成為這個社團的財產。毛萬歲所做的不僅僅是更換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種意義上，馬寅初時代的北大依然是對胡適時代的延續，這種延續其實只是一種苟延殘喘。清洗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中，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被官方褫奪北大校長之職。馬寅初不僅堅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也苦苦堅持著北大的尊嚴：「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因為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如果說林昭是北大的聖女，那麼聶元梓則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淪落並不是從聶元梓開始，但聶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淪落。這個狂熱的社團分子創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場浩劫中，包括饒毓泰、翦伯贊在內的數十個著名教授自殺身亡。北大從此成為一種不祥的傳說。很多年後，孔慶東在他的博客上對網民說：「只有中國到了今天這個真正民不聊生的時候，人們才重新意識到文革的偉大」；「文革是人民的正義起義，要收拾但沒收拾利索的，就是你這種王八蛋！」他似乎忘了當年「砸爛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墳暴屍。這個「孔子73代孫」果然是大義滅親了。
劫後餘生的北大在王柴時代達到又一次輝煌，當時的校長丁石孫多少保留了北大的傳統遺風。在22年前的這場民主運動中，北大繼續扮演了重要的歷史角色。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構成了浩浩蕩蕩主體力量，而孔慶東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復燃使其最終遭到官方嚴厲的打壓，理想主義色彩漸漸散去。此後幾年入學的新生必須接受一年嚴格的軍訓。在軍人訓練下，此後的北大學生已經明顯不同。在丁石孫被罷免後，此後的幾任校長均來自社團成員，吳樹青、陳佳洱、許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鳳。曾經北大越來越變成社團的「黨校」。除過中關村時代的吳樹青有經濟學背景，以後3屆校長均是較少思想人文基礎的理工類技術專家型官僚；北大作為中國最精英的人文思想發源地早已不復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聞名，三角地佈告欄位於學校的大講堂南側，一直是「民間資訊發佈中心」，也是幾十年來歷次中共政治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如今，作為言論中心的現實中的「三角地」|已經早已不復存在，並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應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論自由受到相當的控制。事實上，在出國潮席捲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為北大學生的「必修」，關心政治已變得非常罕見；或者說，那只是社團成員的事情，因為他們需要經常「學習政治」。這就是李敖所說的：「北大變孬了」！
2009年季羨林之死象徵著北大又走過了季羨林時代。這個研究梵文的普通學者因其效忠社團，在他的耄耋之年獲得令人咋舌的榮譽。溫家寶出了實情，「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這些飛來的榮譽就連季羨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寵若驚。事實上，這種對北大的隆重禮遇洩漏了官方嚴重的文化焦慮，因為作為思想國的傳統北大已經沒有了。
俗話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李敖就對這個「國學大師」頗不以為然。「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季羨林成為一個犬儒時代的新模範。
極為諷刺的是，季羨林最終在一片有關虐待和財產的紛爭中死去；雖然哀榮無限，但無法掩飾權力下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可憐與卑微。
張維迎試圖以經濟學理論推動中國大學體制改革，結果被北大社團罷免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之職。作為經濟學家，張維迎曾經創造了一個「鑽狗洞理論」：「中國的好多體制就像一堵牆，上面挖了許多狗洞，然後讓我們鑽狗洞。我曾經說過光華不鑽『狗洞』，我們要從牆上跳過去。但是有的時候你跳不過去，可能會摔死。所以我現在想，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有一些人來鑽狗洞」。「鑽狗洞理論」的悖謬之處在於：所謂「狗洞」，顧名思義就是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從狗洞裡鑽過去，人就得成狗——否則就不叫「狗洞」，叫大門了——人要變成狗當然也沒什麼，但你要指望它再說人話就不對了。所謂「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個人，他不願意當狗，他壓根兒就從狗洞裡鑽不過去。
在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裡，「社會學」其實一直屬于禁忌。自稱「精神上有潔癖」的鄭也夫始終沒有加入社團，他是北大，也是中國不多的幾個良心社會學家之一。在北大，鄭也夫完全是一個邊緣化和被邊緣化的學者，他對「現在的社會包括學生越來越向錢看」只能空嘆無奈。2010年，他指導博士生馮軍旗完成了博士論文《中縣幹部》。這部長達25萬字的社會切片真實而殘酷地反映了中國地方政治生態已經嚴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團化。這次成功的田野調查成為近年來北大乃至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楷模，特別是在抄襲成風、官樣文章氾濫的當下。博士畢業後，馮軍旗並沒有留在北大，而是騎著一輛二手永久自行車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
也許，馮軍旗給北大學生的後來者開了一個好頭。良心社會學家之一的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劉寧軍曾說，「只要自由主義還停留在北大這樣的大學圍牆內，它就不會有重大的作為」。自由主義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思潮，卻不能兌現自由主義的根本意義，因為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關於「實踐」的主義。
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學習和引進是從自由主義的半途中開始的。除嚴復等少數人外，都是自由主義課程的「插班生」，而不是從自由主義的根本處──以洛克、孟德斯鳩、休謨、斯密、柏克、洪堡、貢斯當、托克維爾、阿克頓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開始的。即使是嚴復也是懷著「先天下後個人、先強國後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對自由主義抱持著工具主義的態度。胡適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淵源多半是來自杜威。杜威是一個實用自由主義者，而非古典自由主義者。而像張君勱、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淵源多半是來自英國的拉斯基，這位先生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由於中國的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從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難免膚淺，因而難經風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們無法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的自由主義傳統之間作出區分，他們輕視光榮革命，青睞法國革命，先是以盧梭的思想為自由主義的正宗，後又以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為楷模，因而極易受到各種偽自由主義的誘惑。那些被哈耶克視為通向極權主義的道路，被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通向自由社會的坦途。
這種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經徵兆了後來中國自由主義者命運的結局。
由於上述的缺陷，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唯理主義、科學主義、平均主義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場經濟的特徵。其中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系統的忽略。在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譜系中，經濟自由主義始終未曾獲得與之重要性相稱的一席之地。自由主義者們通常對經濟問題緘口不語，要麼是「均富」、「計劃」、「第三條道路」等反經濟自由主義的常談。連胡適這樣的大牌自由主義者在談到經濟模式時，也曾對蘇俄的計劃模式讚賞不已。40年代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幾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揚「均富」和「混合經濟」的旗幟，稱頌被哈耶克斥責為通向奴役之路的東西。
對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開始就是從經濟角度（財產權與經濟自由）切入自由主義的。洛克的自由主義政府學說就是建立在以保護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等基本人權為政府的根本目的這一命題之上的。同樣，20世紀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義者（米瑟斯、哈耶克、弗裡德曼、布坎南）無不以其經濟自由主義學說為依託。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喜歡自由市場經濟、不願意研究財產權與經濟自由的原因，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遺訓的影響；二是一些自由主義大家認為經濟問題膚淺，學問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談；三是自由市場經濟有缺陷、不是完美無缺；四是經濟問題不如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那麼重要、那麼緊迫。況且20世紀曾是左與右的極權主義瘋長的世紀，這也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更加無法擺脫極權主義的誘惑。而聲稱能徹底超越貌似滿目瘡痍的自由市場的那類極權主義思想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就更有誘惑力。這樣的自由主義更多地親近於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在根基處的鬆軟。
從自由主義脈絡上的半路出家，導致自由主義傳統的半途而廢。自由主義及其擁護者們一旦失去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內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依託，其下場和結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國的自由派堅持的是文化自由主義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始終與現實社會基本脫節，從未真正屬於過中國的普通民眾。
在北大100年誕辰時，迎來美國總統克林頓，那時北大中文系黨員學生馬楠對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相互牴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牴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瞭解自由的真諦。」
幾年之後，馬楠選擇了她想過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國。在孔慶東時代，北大每年有將近一半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託(GRE和TOFEL)的一代」。據《高教年鑑》說，2005年北大是獲得美國院校博士學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權力體制下，北大越來越成為貴族精英的子弟學校，這是一種典型的不正義。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中國公民日漸失去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的社會上升管道。
雖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學術領域乏善可呈，但卻陞官有道、生財有道。據南方週末2007年報導，「擁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人數近年呈明顯上升趨勢」、「在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共有57人」。其中畢業於北大77級歷史系的薄熙來更是其中最具權勢的一個，因此唱紅的重慶與孔慶東的北大之間發生怎樣熱烈的互動都不意外。
在清華之後，北大正在成為權力與資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頭。在1999年至2010年之間，北大校友中誕生了79位億萬富豪，連續三年高居內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佈的福布斯全球華人富豪榜上，中國首富李彥宏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專業。其他北大富豪還包括新浪網創始人王志東，以及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寧等。李彥宏甚至出資1000萬元設立北大回報基金。
畢業於北大梵文專業的錢文忠以在電視上講解《三字經》和《弟子規》聞名，並迅速混成渾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據說他收藏的LV就有幾百隻。這種「北大富豪」」語境之下，阿憶也高調「哭窮」，原來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來北大之前，「每個月的收入比5萬還要多」，他「每個月都是賠錢為北大工作」。還有一個北大教授將一個小他26歲的中學生誘騙上床，並發展為情人；當這個女孩向其所要30萬元青春費時，北大教授協助警察將這個可憐的「敲詐犯」抓捕。北大還拒絕公開這個教授或者說「禽獸」是誰。
據說很多年以前，前門大柵欄有一個賣冰棍的，每天大罵：「要不是爺爺我在這兒賣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媽的渴死！」孔慶東的邏輯與智商和這個賣冰棍的一樣。這個「叫獸」也跟一隻雞類似，一隻公雞常常以為，只要它不打鳴，那麼天就不會亮。
啟蒙運動時期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流氓往往是權力的伴生物，如果說權力是糞便，那麼流氓就是屁。在一個權力控制一切的時代，流氓往往會大成氣候，甚至成為一種時尚潮流和榜樣，將審美改寫為審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經與嚴肅，從而抹殺了人的神性。知識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眾的流氓就是市儈。
孔慶東的專業是研究青樓文學和通俗文學，或者說他研究的對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類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研究者孔慶東最終竟陷入這種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話語與流氓話語已經潛移默化地成為其言說方式。在去政治化體制下，孔慶東的沒落傳達出的是中國知識精英群體的犬儒化與人渣化。在一個民族集體罪惡從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們在掩蓋和遺忘中不知不覺又踏入從前的覆轍；物質與技術的發展並不必然提升一個人和一個社會的文明與思想。無論孔慶東穿和服還是用蘋果，他的腦袋其實還停留在40年前的毛時代，好比一個「五官可愛」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來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歲的兒童階段；如同孔慶東的筆名「醉嬰」：本來就是沒有智力的嬰兒，還醉了。對一個智力低下的兒童來說，成人世界裡的一切東西必然會被一概地斥之為醜陋和邪惡；在他的世界裡，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殺」這個，就是「操」那個。特別是當他學會了罵人之後，他就不再會說話；因為罵人已經成為他唯一的說話方式。
如果說孔子是喪家犬的話，那麼孔慶東則是一條瘋狗，不管是裝瘋假瘋還是真瘋。很多年前，余傑與孔慶東互相吹捧，余傑寫了《孔慶東：孔門幽默孔門淚》，其中寫道：「『荒誕的世界裡，必須收起你的莊嚴，才能混過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當你面對上帝時，嚴肅點！』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學博士，錢理群和嚴家炎兩位先生的高徒，現在又在北大的課堂上為人師表，本來應當最正經的，卻最不正經。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經裡，承續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國官吏們一邊口頭上反腐敗，一邊行為上腐敗；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妻女送到美國，孔慶東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現了當下中國的實用主義。
孔慶東幾乎每天都在罵美國，但他卻以受到美國大使接見為榮；他惡毒地罵喬布斯，但他卻用的是蘋果手機；他罵日本罵韓國罵漢奸，卻偏偏喜歡穿和服；他總是對朝鮮和金正日讚不絕口，卻津津樂道朝鮮的美女和美食。……
現在的北大變了。現在的北大的領導早已沒有了老校長蔡元培、馬寅初等老前輩的風骨。北大自己早已做出決定，北大的「右派」全都打錯了，全都改正了，那就是說，北大的反右運動不是什麼「擴大化」的問題，而是搞錯了。既然搞錯了，理應給予賠禮道歉，補發應得的工資，為此王書瑤、王國鄉等同學多次到北大上訪、寫信，可是北大的領導不僅不敢接見，連個書面的答覆都不敢，連個屁都不敢放。現在的北大有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教授」已完全變成的權貴集團的幫忙和幫閒，失掉了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格。更可氣的是像孔慶東這樣滿口髒話的痞子，居然成了北大的「教授」和旗幟。每一位還具有起碼的良知的北大學子，都不能不為現在的北大感到恥辱。現任的北大校長們，不感到羞恥嗎？！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