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9日訊】去年二月，奧巴馬向史蒂夫•喬布斯發問：為什麼蘋果公司不在美國本土生產iPhone呢？為什麼不把這些就業帶回美國？據另一位在場人士回憶，喬布斯毫不含糊地回覆道：這些就業不可能重歸美國。隨著就業議題在美國選戰中升溫，這場交鋒又被往事重提，上個月《紐約時報》刊文批評蘋果，不滿該公司將大量就業崗位輸出到中國，掙美國人的錢，把工作機會留給中國人，在《紐約時報》刊登的讀者來信中，蘋果公司被稱為「貪婪冷酷的無情巨獸」。

不過在中國，蘋果以及其他跨國公司招致的是另外一種不滿：「一台iPad在美國售價499美元，而每賣出一台iPad的時候，台灣富士康和深圳工廠的40萬中國工人只分得9美元！」中國雖然有數量龐大的「果粉」，但說起「血汗」代工廠，幾乎所有人又都義憤填膺，極少有人為之辯護。在為數眾多的民族主義者眼中，蘋果和所有將生產過程放在中國的跨國企業一樣，從中國帶走巨額的利潤，留下的只有環境污染和工人的血淚。

《紐約時報》以同情的口吻寫道，富士康工廠大多數工人每週工作6天，一天經常工作12小時，超過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廠宿舍裡，許多人一天工資不超過17美元，而富士康讓工人住在集體宿舍裡也成為DailyShow節目主持人JonStewart控訴的理由。其實簡單計算可知，富士康的工人按照每天掙17美元，每週工作6天算，一個月可以掙至少425美元，即人民幣2680元，在中國這並不算是很低的工資。工人住在宿舍裡而不是和配偶住在一起讓美國人感到非常不人道，但當富士康工人在「缺乏人道」的宿舍裡入眠的時候，中國另一些工資未必低於這些工人的勞動者卻寧願在麥當勞裡過夜。

還有一些事實是批評者不知道或者假裝不知道的：中國工人常常要求企業給予足夠的加班，每星期大量超時工作，掙夠了便回老家，在前幾年的一些工廠裡，加班甚至是一項需要行賄才能得到的特權。如果企業未能提供足夠加班工作或工廠已實行三班制，員工流動率往往居高，很難聘請到工人。

體恤勞動者的辛勞是一種正常的感情，但由此痛恨勞動者「被資本壓榨」卻顯然搞錯了對象：壓榨只能在暴力和強迫下實現，只要沒有暴力和強制，人就不會白白受苦，許多在旁人看來的痛苦，實際上已經是對當事人境況的改善。

山西「黑煤窯」裡面的工人曾經是人們深刻同情的對象：工作環境不見天日，經常面臨安全事故和生命危險，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干這行呢？與高風險和高強度勞動相對應的是高收益，2008年以前，在一些效益較好的小煤窯，工人一個月掙6000塊以上是很常見的事情。

手拿iPhone、iPad、MacAir，在網上敲擊怒罵血汗工廠的文字，這是多少「果粉」的快意人生？全球新生產體系本是市場本身的力量促成的，與所謂「資本壓榨」沒多大關係，但很多人就是不願意面對產業升級、轉移的現實，樂意揮舞道德批判的大棒。

一個現任蘋果高管說：「不應該因為使用中國工人而指責我們，美國早已不再供應我們需要的工人了」—是的，美國只提供開著吉普牧馬人，住在帶白柵欄房子裡的工人。用我們的話說，美國已經「產業升級」了。誰主導了美國的產業升級？沒有人給美國畫一個圈，更沒有人能在計算機發明之前規劃出硅谷新經濟帶，產業升級的過程是這樣的：當美國的企業家發現日本工人比美國更便宜，他就把生產放在了日本，當企業家發現印度人是能接受更低工資的接線員，他就將呼叫中心設在了印度。更奇妙的是，當越來越多的工作被遷往國外，滋生的優厚利潤卻同時孕育了新工作的出現，在這個過程當中，產業從勞動力密集型變成了資本密集型，一百多年前，美國是紡織業和服裝業大國，幾十年前，美國是鋼鐵大國和製造業大國，但現在，美國是技術、金融和管理的大國。

這正是我們理解的「產業升級」之路，只不過我們常常忘記的是，它只能是由市場自發完成的。沒有一個地區可以通過政府指令或者投票方式，在「世界工廠」和「世界實驗室」或者「世界辦公室」之間選擇產業定位，他們充其量只能在「世界工廠」和失業之間選擇。

遺憾的是，多數的人選擇相信道德批判，而不是市場演進的力量。

文章來源：《金融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