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日訊】今年以來，美國和歐洲經濟不景氣，引發了各國對世界經濟「二次衰退」的擔憂。而在中國，企業主因還不起貸款逃亡的現象頻繁出現，資金鏈斷裂幾乎蔓延所有行業，房地產已成為「地雷」。經濟分析人士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崩潰的不祥之兆。
日前，世界上兩位知名的經濟評論人士魯裡埃爾•魯比尼和吉姆•夏諾斯，都對中國的經濟前景表示悲觀，他們聲稱，經濟硬著陸已經無法避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過去兩三個月裡，投資者們對中國的經濟，籠罩在一股極度悲觀的情緒中，中國的經濟危機凸顯。報道說，中國大陸目前幾乎所有行業都在經歷資金鏈斷裂的痛苦。無論是政府的融資平台還是官方的投資公司，無論是銀行還是上市公司，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無論是鐵路投資還是其它產業的擴張，無論是溫州還是鄂爾多斯……，都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在被視為中國經濟風向標的溫州，僅八月和九月間就發生了40起企業主逃亡的案子，原因在於無法償還地下錢莊的貸款。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將近110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近40%。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謝田認為，由於民營的中小企業向來受國有銀行的歧視，官方銀根緊縮的政策對他們的影響很大。「沒有資金周轉的時候，最近世界經濟比較差，中國出口受挫，這些小企業生存越來越危機的時候，從國有銀行得不到錢，他們只能從地下錢莊去要錢。而更多的企業陷入這種境況的時候，就會把利率越推越高，那些人明知道這個是不可能還得了的，他還要鋌而走險去借個高利貸，就說明中國的經濟狀況和金融狀況都處在一個很危機的情況。」
德國《世界報》認為，現在的中國，不僅地下錢莊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同樣在劫難逃，特別是面臨巨額的壞賬威脅。地方債務按中國大陸官方當局的說法有10.7萬億元，其中40%今年到期。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沒有償還能力，這將導致銀行再一次出現巨額不良資產。另外，與資金鏈斷裂並駕齊驅的風險是房地產。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資金清算中心理事長王世豪在9月份坦言，房地產20萬億元的貸款，已成為中國銀行業的一顆「地雷」。王世豪說，銀行目前貸款總量是55萬億元，房地產行業的貸款已經佔到銀行貸款總量的36%，開發商必須要到別的地方去拿錢，低廉資金時代已經結束。
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陸70座城市中有16座城市的新房價格8月份比7月份下降。雖然銀行方面聲稱可以承受房價下跌四成，但滬寧的退房潮仍顯示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淡市場，通過在房地產市場套現填補其它資金缺口。謝田教授認為，現在開發商手中握有大量房產滯銷難以變現，商品房已經嚴重供過於求，鄂爾多斯的「鬼城」現象層出不窮。房地產商的資金鏈開始緊張，還貸壓力越來越大。「現在這個資金鏈斷裂的事情已經迫在眉睫了。一旦由地下錢莊引起的，和國有銀行私下拿錢去放貸，這些問題集中爆發的時候，就會把連帶的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就一起爆發出來。這樣的話，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泡沫就會破滅。」
同時，資金短缺的危機還波及到了政府投資的重大項目。《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全國鐵路建設由於資金問題，拖欠工人工資引發工人不滿，建設單位、供應商難為無米之炊。全國範圍內停工的鐵路項目裡程在1萬公裡以上。中鐵隧道集團副總工程師王夢恕坦言：「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東南，大部分鐵路項目都停了。」《德國金融時報》表示，北京對貸款的供應和價格已缺乏掌控，因為地下銀行提供給經濟界的資金總和已超過了官方銀行。中國目前不僅沒有能力挽救歐洲，而且能否保持自己的航向也成問題。
據中國廣播網報道，跟往年臨近年末才有企業老闆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闆跑路，之後逐月增加，至8-9月達到頂峰。「9月21日溫州1天跑了8家企業的老闆，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與去年同比增長41.6%。」浙江主管部門人士介紹，浙江跑路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製造產業，不乏一定規模和知名度的企業。
據報道，企業老闆跑路事發前沒有明顯徵兆，誘因均為資金鏈出問題。比如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組織員工外出旅遊。2天後員工返回，發現老闆和設備都「蒸發」了，事先沒有一點徵兆。近期發生的老闆跑路事件，多數是在企業生產經營表面正常情況下發生的，事發前沒有明顯徵兆。其誘因基本相近，主要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信貸緊縮、民間借貸、經營不善、盲目擔保引發資金鏈斷裂，如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首先收縮中小企業貸款，轉而尋求民間借貸，但高額的利息使得企業不堪重負，直接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另外，原材料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業生存壓力。
老闆跑路並不僅發生在頻頻見諸報端的溫州，嘉興、金華、台州分別以49、30、29起緊列其後。溫州民間資金雄厚，長期在體制外流動，通俗地說就是高利貸盛行。在宏觀調控下，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只能轉而去借高利貸，令企業不堪重負。另外，溫州當地人有四處闖蕩、投資的傳統，跑路的企業主其主業大多沒問題，而老闆將自有資金，或者通過主業申請到的貸款投資到了房地產、礦產等大宗商品當中，後者恰恰是當下的調控重點，令其受損嚴重。「老闆跑路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產業轉型升級未能很好地完成」，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表示，目前的情況跟2007年-2008年初類似，招工難、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CPI高漲，如2008年初高達8.1%，中央提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雙防政策。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弊端暴露無遺，但之後為政府救市所「掩蓋」，搭上經濟復甦的便車，未能利用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進行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且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城市要素集聚不強，正規金融方式融資能力不強，而民間借貸活躍，企業資金對民間借貸依賴性強，一旦民間資金本身出現困難，老闆跑路多發便成為必然。
相比溫州、金華、台州等民營經濟活躍地區，曾被稱為承襲蘇南模式的嘉興以49起企業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詫異。嘉興學院教務長徐永良分析表示，蘇南模式的最初意義是以鄉鎮企業、集體經濟為主，而非浙南等地的私營經濟為主，發展到現在就是以外資大量進入為特徵的經濟模式，如蘇州、崑山等地。而嘉興自1995年開始企業改制至今，民營經濟佔了絕大多數，已脫離蘇南模式，反而跟浙南模式相似。嘉興雖然也有產業集群，如平湖的服裝、海寧的皮革、桐鄉羊毛衫、嘉善的木業，可大企業不如溫州等浙南地區，90%以上為小企業，且利潤率較低，外貿依存度高，一旦外需疲軟，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便會受到較大衝擊。
今年9月以來發生在浙江溫州的企業主「跑路」風潮如今已蔓延到了江蘇、廣東。近來媒體接連曝出多起涉嫌非法集資、攜款跑路的事件，均由民間融資引起。面對這些異常活躍的民間融資行為，相關部門在其運行規則、利率標準、風險防範等方面卻往往監管不能到位，存在著很大的風險。如最近鎮江句容市後白鎮居民王某，以開辦工廠的名義，向同鎮38戶居民借款1千余萬元，並承諾每月向每人支付2%到3%的利息，隨後全家攜款離開；深造有業主居然以開酒店為名向人借貸1億多元後消失。
國家規定，公民間借款利息不得超過銀行利率的4倍，但深圳、南京市面上民間借貸實際的利息遠高於此。記者採訪了37家所謂的貸款公司和個人，月利息在5%的佔14家，6%的有10家，最高的一家達到12%，這些人在在交付借款時會把利息從本金中扣去，然後在借款合同上寫上本金金額和國家規定範圍內的利息。
對此，南京傑仁律師事務所律師田茂通律師認為，國內對公民個人之間的民間借貸是允許的，而對註冊在冊的小額貸款公司也給予了發放貸款的權利，但不允許從民間吸取資金。可是，中小型企業對民間資金又有迫切的需要，這樣一來，必然導致一些金融機構打法律擦邊球，導致一些違法事件發生，而法律監管在這一塊實施難度很大。
但在溫州商人陳志國看來，溫州遭遇的不是金融危機是信任危機。整體看，溫州與中國其它二線城市沒什麼不同。惟一明顯的區別是，這裏的銀行、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格外多，尤其是銀行，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街道，六七家銀行很普遍，常見。中建工農四大國有銀行，京城不常見的浙商、稠州等中小銀行，可以說是應有盡有。關於溫州商人，外界流傳著很多他們的故事和傳說。故事一：「我，1千萬。」「我，1600萬。」「我，2千萬。」這隻是幾個溫州商人的普通飯局，喝著清茶，談笑間，2個億的資金已籌集完畢。故事二：「這張800萬。」「這張1千萬。」「這張1200萬。」紙條擺了一桌子，溫州商人焦急地問律師：「這些錢，您幫我想想辦法，我怎麼才能儘快收回來？」流傳著這兩類截然不同的傳說的分水嶺是：溫州數十家企業老闆跑路消息的曝光。
民間借貸，對於溫州人來說，早已是一種常見的「理財方式」。在溫州，民間借貸就跟吃飯、睡覺一樣，是很多人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財方式。「有貸就有息」，包括夫妻、父子、兄弟之間，溫州人的民間借貸還錢時都會主動按規矩還息。溫州女人結婚後，先生做生意，女人也絕不閑著，大多自己開廠或炒房。陳志國的太太開了一家輪胎廠生意很好。陳志國有時需要資金周轉，和太太借錢也要按時付息。只不過，利息和銀行的貸款利率相差不多。
在溫州，跑路的、跳樓的人基本都是借了「刀款」的。「刀款」是當地人對民間借貸中高利貸的稱呼，月息最高的達到1毛5，比如，一萬元錢放出去，一天的利息就是50元，一年的收益高達180%。陳志國記得，最瘋狂的時候，都是大家追著給「老高」錢。「老高」當然不姓高，而是當地人對民間「高利貸」放貸人的稱謂。
「我有個朋友，是個有名的"老高"。那時，誰要能把錢給到這個朋友，會覺得是特別榮幸。」陳志國說，有人粗算過這個朋友的債權人，多達150多人。因此對於老高們來說，一個晚上幾個電話，籌到一兩個億不是天方夜譚，朋友再把這些錢用到炒房、高利貸上。然而，就在利息不斷攀升的同時，因為限購政策，房地產市場日趨冷淡，房價開始走低，而銀行的錢也越來越難貸。陳志國身邊一些朋友，先從銀行貸了款，到期時沒錢，只能借了高利貸還銀行的錢，想著從銀行再貸出來錢還高利貸。隨著銀行銀根緊縮，很多人貸不出錢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貸的利息越滾越高。
「很多人沒想到這次調控時間這麼長。」陳志國說，不少人買的房子短期根本轉不出去，或者利潤沒有原先預計得那麼高。最終，資金鏈斷裂了。對於引發外界震驚的「多家老闆跑路」，陳志國早先並沒有太在意，因為在溫州，跑路的、跳樓的現象以前就有，並不算什麼新鮮事兒。從今年四五月份，陳志國身邊就開始有人跑路了，讓他開始警覺起來的是一個電話。「一天，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很好，沒有跑路』。後來才知道，前一段時間，他去香港玩了3天，手機關機了。等回來一看，廠裡的辦公室坐滿了人，有銀行的、有要債的、還有供貨商……所有人都以為他跑路了，趕緊來要賬，甚至還有人準備把廠裡的設備搬走。這個朋友回來後就急忙給周邊的人打電話一一解釋。我心想，以後甭管去哪兒，千萬別關機。」從那以後，陳志國就開始24小時開機，以避免類似的跑路傳聞。
24小時不關機的結果是，陳志國的電話、簡訊從此一直未斷。無論出門在外，還是在廠子裡，他都必須隨時帶著充電器。
打破平日寧靜的不僅是不能關機，還有進一步的信任的崩潰。陳志國發現，僅僅幾個月前，熟人之間借款，一兩千萬的額度，打個電話就從卡裡打過去了。而現在，哪怕只有200萬的額度，都需要打個條子、寫個字據。在溫州，民間借貸之發達，不僅是一條鏈，更是一個網。當一個網眼出現破損時，產生的裂變反應就是信任危機。
10月初，陳志國就接到一個十萬火急的電話：「陳總，救救我！」電話那頭喊救命的人既是陳志國的鄰居，也是他的朋友和債務人。原來，鄰居欠了別人600萬元，到期未還，債主找上門來，一頓爆揍。陳志國接到電話，立刻報了警，隨後趕至鄰居家。「我和要債的人說，你別打了，他才欠你600萬，他還欠我2千萬呢。你要把他打跑了，咱們誰的錢也拿不到。我報警了，你趕緊走吧。」在陳志國的極力勸說下，要債的人才放了手。
溫州到底有多少老闆跑路？公開的數據是：90多家。陳志國有自己的看法：「溫州有36萬中小企業，跑了90多個，比例是十萬分之幾，實際經濟影響應該是不大。你晚上到KTV看看去，還是歌照唱舞照跳，這些老闆還有心情唱歌，說明日子過得還不算壞，但它帶給人們的恐慌是可怕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壞了溫州自己人之間、及外部的信任。」曾經構成溫州民間借貸基礎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變得不堪一擊。
據「東方早報」報道，溫州老闆不斷「走佬」引起關注之時，大陸媒體揭發，浙江金融危機背後，是大批企業老闆移民外國，「走佬」前將資產轉移海外，只等宣告破產。註冊資本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浙江企業老闆，逾半已經或正在移民外國。義烏市一年有40多位大老闆移民，很多企業基本已變空殼。
「身邊很多老闆都在移民，只等銀行貸款和債務達到一定數量，就申請破產，可以規避責任，把爛攤子留下，直接去外國定居。」
義烏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縣級市，經濟實力全國第八，居民人均收入全國第一，是世界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當地億萬身家老闆無以計數。據透露，不少老闆現今都用實業抵押，獲取銀行貸款，然後到海外買樓，辦理移民，再通過各種方式向海外轉移資金，很多義烏老闆名下實業其實已是空殼。「僅今年9月份，我們已為25位企業老闆辦好移民手續，去加拿大，而且是全家移民。」義烏一家移民中介公司負責人表示，他們最近推廣一個快速移民項目，即通過投資購買美國和加拿大的商鋪，進行投資移民，大受當地老闆歡迎，已有近百老闆透過此移民加拿大，「多數是企業大老闆，彼此介紹辦理移民。」
中介公司負責人稱，僅在義烏辦理加拿大投資移民的企業老闆每年就有40人，按加拿大投資移民需400萬元起步計，每年僅義烏移民轉走資金就高達1.6億元；很多浙江老闆在上海、北京申請移民；負責人還透露，他們會配合做假材料，「讓加拿大政府覺得，該老闆是真想投資做生意，而不是以移民為目的。」另一家中介公司指，其公司每年要幫四、五十位浙江老闆辦理加拿大投資移民，主要去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城市，諮詢者每年有2千人以上，且正不斷上升。「我們客戶幾乎都是企業家，以義烏、溫州和台州老闆居多，企業註冊資本都在5千萬元以上，擁有資產10億元以上客戶佔三成，還不包括隱形富豪。」
杭州萬事利集團總裁李建華引官方資料指，該省1千萬元註冊資本以上企業老闆，有24%已辦完移民手續，有32%正在辦理移民。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直指：「溫州老闆好多都變成了外國人，只是他們的生意還沒移走。」
受宏觀調控、資金鏈斷裂等影響，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員工數千人的企業。據媒體獲取的浙江官方關於企業主逃逸的調研報告顯示，這些企業共拖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欠薪人數和欠薪數額均為歷史之最。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