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上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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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監獄歸宿

第五節:孫家花園監獄

囚車在顛簸的街道上,足足開了一個小時,繞過了好幾條小街后,馳到了一道巨大的鐵門前,那鐵門旁邊沒有懸挂任何的標記,他的右側,一座大約十米高的崗樓上面,隱約可見架著的機關槍和荷槍實彈的哨兵,守門的是兩名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從押車人員的手裡接過一張紙,驗過以後,便打開鐵門柵,囚車便緩緩的馳了進去。

(一)入監

一進大門,左側是一個很寬的大壩子,大門左側靠馬路的圍牆內,是一個高出大壩一米多高好幾百平米的看台,若遇到開大會時,這兒便是臨時的主席台。

大壩子周圍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綁起來的臨時工棚,裏面放著許多長條的鉗台桌和鑽床,馬達之類的設備。大門右側是兩排很長的廠房,那裡面機器在轟鳴。

這孫家花園原是一個從毛鐵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齊的機械加工工廠。許多穿著藍色背心、背上隱約有勞字標記的犯人,就是這兒的工人。

囚車一進監門,在左側的空地上停下,車間前方的一排辦公室里走出一個年紀四十歲上下,身著白汗衫的中年人。在雙方交接之際,我下了囚車,雖然天氣很熱,但心卻很冷,一陣莫名的顫抖控制了我,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幾分鐘后,我從車上拎下了那又破又髒的「行李」。

偌大的中國國土上,被這些小監獄密密麻麻的控制著,令人喘不過氣來。在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里,這兒被稱為「下水道」。那監獄的牆壁和車間的牆上全是與大街上相類似的標語,仗著警察和刺刀,監獄對人們的思想和語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鐘以後,白汗衫領我走進黃色辦公樓。我拎著那兩捆破爛跟著他,到了辦公室門口,叫我站在門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進去辦了交接手續,大約一刻鐘才走出來,白汗衫在腋下夾了一個檔案袋,領著我向那一直通向裏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這時已近正午,車間里的藍背心們陸續從車間里向外涌,他們看見了我,向我投來了一束詢問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說:「又來了一個不識時務的。」

從車間出來的藍背心們,擠在車間外一長條洗手水池邊,用木屑和沙子搓著滿手的油污。然後,陸陸續續的又走回車間,拿著自己的「碗」,這些碩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臉盆和鐵皮製作的餐具。

現在回想起來,不知道有沒有有心人,在當時就留下這些難得的歷史文物,以作為後輩人對這個時期監獄生活的活證物,就像當年在大邑縣地主莊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處搜尋當年劉文彩的長工們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樣。

一個臂上套紅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勁吹著口哨,從車間出來的藍背心們,在飯桶面前按車間排成了十幾個隊列。紅袖章挨著隊列從左到右隊清點人數,清點完畢,便小跑到站在隊列左側的,也是穿著白汗衫的人面前報告了人數,只見那人揮了揮手,隊列分成兩排便開始蠕動起來,魚貫的走到兩個大飯桶邊,由站在那兒的炊事員依次發給一盅「罐罐飯」。

接過飯罐的人,將手中碩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著舀菜的那勺子舞動起來,生怕炊事員打起來的那一勺菜,因碗沒有及時湊上去而灑到菜盆里去了。接過菜的藍背心們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邊走,一邊還在回頭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對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連串的動作完成後,蘭背心們便端著自己的「飯」、「菜」,回到自己那個組已圍成的圈子裡,席地而坐,並把盅子里的蠶豆倒進碩大的碗里去,一邊數著那豆的粒數,幾乎無一例外。

我至今還記得,領到手的如果是蠶豆,每一兩大約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兩大約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黃豆,大約每兩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種不同有三兩、四兩和五兩三種份額。翻砂和運輸工種最高,電工最低,按兩數數豆粒可算一種求放心的遊戲,倘若吃到的粒數與額定粒數多了出來,便津津樂道向同伴們誇耀稱自已運氣好。倘若,顆粒數不足,便嘟噥著說自己運氣不好,這一頓「輸」了。

我跟著白汗衫走過了那足有百米長的水泥過道,再緩緩的順著石階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帶上的小山頭。這兒是一幢很寬的兩層樓房,四周圍著整齊的花圃,花圃與樓房之間環繞著一條一米多寬的三合土通道,周圍打掃得倒也乾淨。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鐵門。從鐵門進入黃樓是一條寬約兩米的木地板鋪成的通道,通道兩邊便是一些很大的監房。我們進去時巷道里正在開飯,一些頭剃得精光,面容蒼白,穿著清一色藍色囚服的犯人正排著隊,在一個飯桶邊領取飯菜,與下面壩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參加勞動的人小很多。而且他們大多數並沒有用鐵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將一名正在發飯大約五十多歲的老犯人叫到門口,高聲向他吩咐道:「方伯非,這是剛來的新犯,你看現在哪一個組還有空位,安排一下。」說著便獨自離去。

那姓方的一隻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頭髮已經花白,他向發飯的炊事員交待了一聲,便領著我順著巷道往裡走。

在巷道盡頭,他打開了一個小屋的鎖,一股霉氣向我襲來,我把我的破爛寫上我的名字,放在貨架上。他又打開了隔壁的房間,從那裡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樣的被蓋和藍色的衣褲,交給我。

接著又領著我返回巷道,把我帶到了門上寫著4的房間。那房間足有六十平米寬,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個地鋪,每一個鋪上放著藍色的棉墊、藍色的被子和枕頭。那鋪位上已坐著十幾個人,此時他們都在津津有味的數著自己罐里的胡豆。監舍組長的鋪位是靠門右側的第一個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邊第六個鋪位上。

我將所領的衣被放在我鋪位上以後,第一個動作便是去領我的中飯。自入獄八個月來我還沒有走過那麼遠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時感到十分的睏乏。當我領過那最小一號的飯盅,顧不上去細看飯面浮渣,也沒有去數那盅子里的豆顆數,狼吞虎咽吃下入監的第一餐飯,吃完便倒頭睡在剛指定的鋪位上。

整個黃樓分為兩層,過道盡頭便是到二層樓的樓梯,樓上八間監舍中住的全是在車間里從事機械加工的犯人們。住在底樓的六個監房中是等待轉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還有兩間特別小的單人禁閉室,底樓六個監舍中一共有一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訴、「案情待定」的上訴者,和從車間因「抗拒」改造,交到這裏來進行批判鬥爭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監規,靜坐反省和交待「餘罪」,所謂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思想,這些年攻擊三面紅旗、反對人民公社,或因無法忍耐饑寒交迫而奮起反抗的人。

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凡是不認罪守法,打上訴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規定的,具有最高權威性,反對黨的政策便是反黨已是無疑,因反對錯誤政策而划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認倒霉,於是「申訴」不斷。申訴再次觸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當局施加的壓力也越大。

解決這個無法調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鬥爭會。這樓下的「新犯組」,經常開鬥爭會,吊水桶、捆蘇秦背劍、以「端正態度」為名的拳打腳踢,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事。那時間常因公開喊吃不飽,或因飢餓逼迫「企圖越獄」而送來批鬥的人特別多。

以「吃不飽」為內容的鬥爭會,往往開起來變成了對現實的控訴會,紅毛犯人常借人之口,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成了對當局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所以這兒的白天十分熱鬧,罵架聲、打人聲、充斥著這裏。

清晨五點鐘,東方還沒有顯出魚肚的白光,監舍外花圃里歡叫的蟋蟀還沒有停息它們的鳴叫,整個監獄還浸沉在黑夜的迷濛中,那令人心驚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聲刺破了監獄上空的寧靜。

「東方紅」開始曲后,便是那單音調的吶喊:「社會主義好。」這調門沒有改變,歌辭卻作了修改,然而無論是對帝國主義的咒罵,還是對右派份子的咒罵,一清早剛睜眼,就被它弄得神經兮兮的。

大監各監舍的組長立即從鋪位上跳起來,用腳踢醒那些入睡還不到兩小時,此時還沉睡在夢鄉里,睏乏不堪的「勞動力」們!他們中大部分人大約在凌晨三點鐘,連腳都沒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鐘以後,那雜沓沉重的腳步,逐漸向樓梯口移去,一陣下樓的咚咚響聲以後,腳步又經過我們舍房門外的過道。

木地板上的敲擊聲和四壁的迴響,使我們睡在樓下的的人再也無法安睡。剛剛熄去不過一個小時的路燈和崗樓上的強光探照燈都一齊打開,在強光的護送之下,一群藍灰色的影子忽長忽短的由廣播樂曲伴送著進了車間。

接著便是隆隆的機器聲,把整個的工廠淹沒在「躍進」之中,大躍進的又一天就這麼開始,隆隆的轟響一直在監獄上空盤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鐘。

新犯組規定住在這裏的犯人,早上六點鐘起床,按照監規的規定,起床的哨聲一響,全體人員都必須爬起來背靠著牆靜坐反省。等到七點鐘,值班的管理人員打開監舍的門鎖,大家才走出鐵門,在大樓右側的洗臉池中取水洗臉漱口。

七點半鍾,炊事員送早飯上來,八點以後,吃飯完畢便開始監規學習,或繼續前一天晚上沒有開完的鬥爭會。鬥爭會是新犯組的主要內容,晚上依然是這種堂會式鬥爭會,有時一直開到十點鐘還沒有結束。

與看守所完全一樣,這兒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及時發現,鬥爭會是不斷發生的,只是平時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較大的活動空間,飯後的休息時間被允許在黃樓周圍散步,可以圍坐在花圃周圍捉虱子。

我們監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幾乎人人都有輕重不同的水腫病,即使很年輕的人行動也很吃力。平時無論是開鬥爭會或在花圃邊納涼,談論的主體必是「吃」。

晚上開飯,全監人員不分工種一律二兩,開飯中,端著碩大的洗臉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著炊事員手中的勺子上下飛舞的戲,當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兩瓢以後,桶中的飯一般都有剩餘,於是便挨著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監不同於小監,那裝著稀飯的大黃木桶雖然已被刮盡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餘的殘羹,是無法用瓢清理乾淨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後一人,炊事員便會將桶交給那個人,任他用手指細細地在桶邊抹凈,有時遇到稀飯較稠的時候,那從桶上抹下的足足有兩瓢。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大壩子里抹桶的事,讓新犯的一個名叫王三的小夥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員在壩子里分稀飯,沒空光顧小監送飯的機會,混在上班人的隊伍中到了大壩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馬上端著預先準備好的「洗臉盆」,接過那最後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凈的飯桶,正用手細細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殘羹時,新犯組正四處尋找他,方伯非氣急敗壞的報告值班幹事。

當兩個套紅袖套把王三在壩子里捉到,像拎小雞一樣送到方伯非面前時,仔細看王三,那光頭上還沾著在刮桶時糊滿的稀飯漿,一面還喃喃的叨念那臉盆里已經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飯」。

王三成了我們監舍當晚鬥爭的「對象」,這王三說來聰明,他發現了任何人都沒有發現的意外食物,為了王三這種「浪漫」,黃樓小監里的一百多號人被管緊了幾天,不准我們走下那石梯階。

雖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殘害,但人心不蠱,想從這地獄里象狗一樣爬出去的人到處都是。禍從口出的意外是經常發生的,無所謂告密,更無所謂可恥。為了給自己已經很苦的日子,少添煩惱,所以我對緊鄰的前後鋪,有一種特別的謹慎,前面鋪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監的一貫道首,從不與他交談。

(二)張臘元和王大炳

我寧可同不善言談、口鈍舌訥的張臘元、王大炳交朋友,他倆都是長壽地區的農民,憑我的直覺,感到他們質地純樸,雖文化層次極底,但與他們相交起碼少了提防之苦。

黃樓右側,一條被人踩出來的坡道下面,是鑄工車間傾倒化鐵爐排出的爐渣和廢鐵芯的地方,每天從監房清掃出來的垃圾也倒在那裡,所以有些破布、用廢的圍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們倆人常來這裏撿些破布,洗凈後用來修補自己的舊棉衣。日長之後,我也跟著他們在這裏撿破爛。

有一天,我見張臘元獨自坐在這裏發獃,從他那瘦削的肩頭側面望去,只見那清瘦的臉上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好像哭泣過,可是眼裡並不見淚水。王大炳說他這樣對著臭氣,可以蹬上一個上午,發獃以後,長嘆一聲慢慢離去。

從他記事時就沒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時相繼亡故已說不清楚。十幾歲開始,跟著哥哥嫂嫂生活。農村中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就實行統購統銷,農民開始了缺吃少穿過日子,從十二歲開始,他跟著哥嫂每天在生產隊的土地里掙工分糧。

後來小侄子出生以後,晚上帶孩子的事就交給了他,白天幹活已很勞累,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保姆那樣對孩子按時施尿,尿床是經常發生的,而他哥哥便經常遷怒弟弟身上。老實巴交的張臘元,身上到處是他哥嫂用柴塊給他留下的傷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歲的張臘元,由於天生的呆笨,哥嫂不僅剋扣他的口糧,把分到的很少的穀米,留給自己的孩子。並把剩下的雜糧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紅苕滕是專給張臘元準備的,另一盆加上包穀面是留給自己的,吃飯時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們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這是哥嫂對他的虐待,但卻不敢說。飢餓的張臘元很快得了水腫,他只有拚命在山上尋找野果野菜充饑。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飯時,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飯盆里去搶飯,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驚呆了,拿起飯瓢往弟弟頭上猛砸,哥哥聞聲從裡屋走出,兩個人給張臘元一頓好打。滿頭血跡的張臘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頭,猛然輪起了斧頭……

血案釀成,張臘元投案,本來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脫下衣服,顯示哥嫂給他留下的無數傷痕,然而,善良而可憐的張臘元,口口聲聲說他殺人該抵命。

法院根據鄰居的介紹和他的年齡免去他的一死,判決了他的無期徒刑,在孫家花園關押了幾個月,便轉到了南充監獄去了。

我們短短相處兩個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卻永遠的刻在了我的腦海里。無期徒刑對於張臘元公平嗎?他的罪孽又是誰造成的?每每我在回憶到他的時候,我該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張臘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訴衷腸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據大炳的自述,他早年喪父,母親在艱難的歲月里為了撫養他和弟弟兩人成人,按當地農村中的普遍情況,找一個能維持生計的勞動力嫁人,於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給了當地一個李姓的小光棍。後來,年僅十六歲的王大炳,在親戚的介紹下,進了重慶一家工廠當臨時工。沒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聯社時,姓李的拋棄了人老珠黃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變遷,重創了他的母親,母親吵不過那個姓李的,恰恰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他們的房子晚上失火,蠻不講理的繼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燒死他,理由是火災的現場發現了一雙燒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有人看到失火的當天晚上,母親曾提著那雙剛洗過的鞋進了廚房,母親被領著民兵的李姓隊長痛打一頓,搶去住房。

聞聽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強佔,母親受傷,露宿街頭,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長壽,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農村裡中共黨員的橫霸,母子三人抱頭痛哭以後,王大炳和幾個同伴將這個事寫成控訴材料在工廠散發,並被工廠保衛科以煽動反革命傳單立案起訴。

苦難使我倆結下了不解之緣!

(三)勞改工廠

我在新犯組只呆了三個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車間鉗工組,正式成為這支監獄創造財富的無償勞動力,並在大躍進的尾聲中度過了最後兩個月的通宵夜戰。

最開始,我被分配到製作電機轉子用硅鋼片的沖模鉗工一組。裏面放著十來張寬大的鉗桌。每張鉗台上安裝著六至八台數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鉗,可以容納八個人在上面同時幹活。

我剛到車間,鉗桌上鉗工工具和馬達的另件混堆著。從馬達機殼,轉子繞組、硅鋼片和螺絲螺帽銼刀宰子等等無序的堆放狀況便知道,這是一個管理極差,章法極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類似中世紀的工奴,沒有習慣,也沒有時間來清理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鐵貨架上雜亂的堆放著零件,弄不清正在組裝的,還是報廢的。

把我引來的「紅袖套」向我介紹,其中一位大約五十來歲,右手纏著厚厚的紗布,繃帶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孫經海,是整個鉗工車間的技術負責人。後來聽大家說它是一位八級鉗工,當時,整個重慶市像他這種級別的鉗工屈指可數,能憑手工製作零級塊規。是這模具組的掌火人。

先於孫經海以前的鉗工組技術負責人,因製作模具衝出的硅鋼片用來裝機后,發生溫度超過技術標準而報廢了一大批馬達,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併流放外地。

那百噸沖床還是不知從哪裡弄來的漢陽造,屬前清張之洞時代的遺產,早已報廢,加上測量手段幾乎只有一個百分表,在配製時沒有磨床。孫經海口中不說,心中卻犯著愁。以為這簡陋的設備和加工條件搭上一隻手不說,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轍就是喊冤也沒用!

從此以後,直到從孫家花園調出,我便與銑刨組編在一起學習。

劃線平台的後面並列著兩台沖床,靠廣場的一台便是奪去了孫師傅右手的100噸沖床,是一台大約服役了幾十年的老掉牙的設備,稍不留意便會造成硅鋼片批量報廢,或打爛沖模。橫過車間中過道的左邊安放著四台銑床和三台立式鑽床,四台銑床中最大的一台舊式銑床,是當年中共新華社印刷傳單的大型印刷機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銑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開外,但精神挺好,穿著的那件補丁的中山裝洗得乾乾淨淨,顯出它與常人不同的身份。經過介紹,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內戰時期任過浙江金華縣的「縣太爺」,在國民黨部隊中供職湯恩伯部下,任少將軍銜。那段日子他終日沉默寡言,給人一種城府很深的印象。

與他同機床共事的是一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年青人,名字叫陳旦,外表看去很老實,甚至有點招人憐憫。

這台卧式銑床的後面擺著兩台立式銑床。一台較新銑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蒼白而浮腫。另一台銑床上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年人,平時陰陽怪氣的,永遠是打不濕扭不幹的那種。

我剛調進車間時,陳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來我的划淺平台找我聊天,說他從前是××中學的學生,因家貧,讀不成書流浪街頭,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圖。後來每次吃飯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來。

有一天晚上陳旦從沈師傅的工具櫃里偷了一塊肥皂。我覺得這麼一點小事,便為難別人,頗有些為陳旦不平,便注意地聽起來。只聽見那姓潘的憤憤地喊到:「你真沒出息,年紀青青就知道偷,進到這兒來還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裡厭惡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腳下踩的作風。雖然我知道,那時間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憑票供應,每人每季僅1/4聯,車間里發給大家用來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鹼和鋸木面。

只見那年青人好像很可憐的樣子,結結巴巴地解釋道:「對不起,下班晚了一點,鹼盆不知放那兒去了,我看沈師傅的工具櫃開著,順手拿來用一下,就忘了還回去。」他不停地眨著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吼道:「不,你這娃兒不老實,上個月還偷了我一塊毛巾,國慶大檢查才查出來,你是慣偷。」「真不要臉。」潘老漢繼續在升溫。我感到過份,他還不是因為太窮才偷,在今天這種物質條件下,誰也犯不著為這麼一小點肥皂而遭人辱罵。我一邊聽著銑床組傳過來的七言八語,心裏很為陳旦不平,也對那潘老頭產生了反感。

沒想到過了才一個星期,負責洗刨組的張管教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大大地訓斥了我一頓,他把我向陳旦講的很一般的話,例如說:「形勢大好什麼都買不到」、「大躍進吃不飽」、「活有你干,飯不讓你吃飽」全都抖了出來。

他嚴厲地警告我說:「政府看見你年輕,又是機械製造專業的,才相信你,允許你單獨行動,你還反動本性不改,在監獄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後,要我立即寫出反省,否則就要召開車間批鬥會。

我著實地小看了這可憐巴巴的陳旦,沒料到,與我做出偽善友誼的他,竟會用我的話來表現自己。

從此以後,我對刑事犯罪的人特別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體會到,為什麼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勞累的監獄中,人們緘口不言的原因。

外也開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對待他的學徒,平時又為什麼冷冰冰的對待周圍所有的人,我們開始接近和交談。不過,看得出他在告訴我有關他的身世時,始終保持著一種審慎,並不作評論,也不講他的感情,在那種環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點到為止。

從他的介紹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戰場上與中共打過很慘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準備潛入香港被中共發覺抓獲。當時沒弄清他的身份,在廣州復了兩年刑,刑滿后回到重慶,正逢大鎮反,他便在棗子嵐埡被捕,以歷史反革命罪判處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來的傷悲告訴我,他內心一直牽挂著他的兩個女兒和他的愛人。也許就因為這種身份,把我們倆聯繫起來了。從此以後,他成了我監獄中的摯友和老師,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後,他含著未能伸張的怨恨離開人間。

(四)邂逅蒲世光

由於我的特殊工種,我被允許在所有車間單獨的走動,被允許單獨上廁所。當時的廁所在翻砂車間旁也只有一個。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見鄰位置上冒出了一個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幾乎驚叫了起來,這位當年青年團治金系團委書記,曾以人很難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的大字報,並因此而定罪為組織反革命集團。

我在學校並不認識他,後來,他被捕時,我也只在治金系大門口見過,他被捕后,我們七十六個同學被押往南桐,從此與他斷了音信。當時,只覺他怎麼會為家庭有問題的「階級異已」者鳴不平,並因此而蒙冤,所以,雖然只有一面之緣,印象卻很深。

兩年後,經過南桐的煅練,對他深刻的印象中滲入了一種敬佩。在這裏,他突然的出現並被我認出,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份了。然而,他卻並不認識我,他見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詫異,轉過頭去看了看與他一同上廁所的另一個人。我只問了一句:「你在哪個車間?」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車間」,便帶著一種疑惑匆匆離去。

由於連續的日夜鏖戰,幾乎沒有時間洗衣服。冬天到來的時候,有時連續一個月沒換過內衣,也從沒洗過澡,加上轉運站來往人員複雜,衣服和被蓋上染上虱子習以為常了。坐在過道里,脫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時間的一種消磨法。人在那種環境下,同乞丐已沒有什麼區別。

只是虱子令人煩惱,所以每當化鐵爐開爐化鐵的時候,便會有人通知各車間去那裡燙虱子。那方法極為簡單,只消拎著鐵桶裝半桶水,將化鐵爐內排出來大塊的帶著火花的爐渣,用鐵鉗夾進盛水的桶里,在一陣爆炸聲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會沸騰,然後再將長了虱子的衣物按進沸水中……換下來又臭又汗內衣,沒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這種方法兼去油汗。

借燙虱子的機會,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同他交談的機會。彼此作了自我介紹后,他便詢問了我們去南桐的同學情況。我告訴他。去年楊治邦,李天德他們被抓進監獄了。問他碰見過沒有?他搖搖頭說:他不認識楊治邦們,也不曾聽過此事。

接著便介紹了他自己的經歷,自從五八年夏天,他從學校被捕后就關進了石板坡看守所。重慶檢察院以組織反革命集團首犯對他起訴,這使他憤怒不已,在預審中,他要提審他的人,拿出「集團」綱領和組織成員的證據來。法院明知給他定的罪是強加的,於是回答他,非團員呼聲編輯部,既是一個編輯部,那一定是一批人,還要他交待其它成員,只經過一次預審,便一錘定音了。

蒲世光就這樣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兩年,「最後以趁中共整風之際,書寫反革命標語,大字報、策劃反革命組織,猖狂進行反革命煽動的大罪極惡,處以廿年徒刑。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當時,真要處以極刑,那又怎樣呢?當法庭向他宣判時,蒲世光毫不猶疑地向法庭申明:「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判處后,蒲世光便被送到這裏,殊途同歸,我們終於從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來了。相同的歸宿告訴我們,我們是同一個政治目的犧牲品。

他告訴我這裏共三個車間:鑄造車間、金工車間和電工車間,並說出它們的負責人,看來他對這兒的情況很了解。

剛來的第一天,新犯組的李隊長問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說」:「一天!」「什麼?」「一天。」他重複地回答著。李隊長被這種明顯的輕蔑和作弄惹惱了,立即厲聲訓斥道:「你給我放規矩點,這不像你在重大可以胡說亂言,老子對你的狂妄可以銬你,鬥爭你。」

然而蒲世光卻笑了笑不緊不慢的回答道:「這刑期可是你們給我定的,這話也是你們講的,怎麼就不認?」「你敢頂嘴:你敢囂張,你以為打不掉你的氣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當下安排了晚上開鬥爭會。

晚上鬥爭會開始了,姓李的問道:「你說,為什麼用這種態度向政府說話?」他對著到場的陌生面孔,不緊不慢答道:「一天等於二十年,可是你們這麼說的,對不對?我判的就是二十年這也是你們法庭判的。我用你們自己說的話回答你,你怎麼就聽不懂?向我一個小犯人發火?」鬥爭者哄堂大笑,連那李姓的幹事也忍不住把臉扭了過去。

用輕蔑的態度,譏諷鞭打橫蠻的人實在是一種上智,何必為自己的不幸而傷心?笑對著暴政,笑對著今天,這種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輕而易舉可以修成的,「推古驗今,所以不惑」。看來這位同學入門了。

我們本約定,下次開爐時,再在這裏約見。可沒有料到,五天以後他便被調走了,後來他到那裡,再也沒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難生還的同學們,都說沒有見到過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間?他的這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笑談,卻至今還流傳在我們之間,與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與蒲世光相見前後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車間,邂逅南桐看守所認識的「319」。那是為解決一個車頭箱的主軸孔加工余量不足該如何捕救時,我到了車工組那架老八尺車床上,當時他是這台設備的主機手。我最先認出了他,自從南桐看守所鬥爭以後,他被很快調走,就沒聽說過他的下落。至於當時在看守所,他如何會嚴重到像死囚犯那樣截著全刑具入獄,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漸漸來臨,1961年最後的歲月充滿了寒氣。早上起來天還沒亮就在黃色的燈下觸摸這些冰涼的鐵塊,全身都會發抖,人們說肚子里沒有貨,身上當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種內心寒冷所控制,廢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車間的分隊長,成天紅眉毛綠眼睛的盯著致廢的工件咆哮,雖然有時參加鬥爭會的人,聽著聽著竟閉上了眼睛打起瞌睡來,他們顯然是太疲勞了。疲勞得連這位分隊長操起鐵棍向他們刺來,他們只是白白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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