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2日訊】 自2011年9月中旬開始的「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現在已經席捲全美，據說還蔓延到了歐洲國家。雖說以往也多聽說民主國家社會多元化，各類抗議活動不斷，不過似乎從未有過如此大規模、大範圍。
初時，未感受這次抗議活動會有什麼特殊性，尤其是看到一位號召者在抗議號召中竟然提醒參与者不要忘記帶上樂器，更看到網路圖片中面帶笑容、懷抱寵物的參与者，到處販賣食品的商販、玩耍的孩童，更勝似一場戶外節日活動。然而，隨著事件的不斷擴展，民眾訴求的逐步清晰，各類公眾人物發聲支持，突然意識到美國人民這次是真的「較真了」。
每年20%的財富掌握在了1%人的手裡、政府用納稅人財富為華爾街壞賬「埋單」、政客被競選捐款綁架的腐敗殘局——這些成了這次抗議活動的焦點，雖然這些現象仍未跨越法律的界限，卻被美國民眾認為是現今世界性金融危機的起因。而之所以此次運動能夠席捲全美甚至遠波歐洲，亦是因為「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來時民眾買單」的現象並非美國獨有。
然而在這一次的紛紛擾擾中，我們「偉大的紅朝」似乎真的輕鬆了。雖說CPI在每天頑強的向上爬、雖然沒長眼睛的也心裏知道美歐的那些問題在我們這都是小巫見大巫，但至少大多數民眾還沒有因為基本生活水準走上街頭！當然，別管這是因為真的不需要走上街頭，還是專政機構太過強大，不被允許走出去。
於是，一眾「樂於被代表」甚至喜滋滋的歡叫：西方列強比我們日子難過！
不幸的是，事實真的如此嗎？最近，被視做「國內經濟風向標」的溫州，工廠倒閉、老闆跑路、「巨富」跳樓，已經不是一兩件。銀行金融壞帳曝光、民間高利貸崩盤，已經震動「紅朝」高層，中央調研組已經開進溫州，放寬銀根、補貼救市已經提上日程，只不過大多普通民眾並未意識到「這是在拿民眾的血汗錢去填補各類爛窟窿」罷了。
民間資本最活躍的中國大陸溫州，9月來不斷出現暴力討債、企業老闆出走和自殺事件。企業主逃跑欠下的債務動輒數千萬、上億元，牽連所及，供應商、上下游都會被累得陷入絕地，此起彼伏的騷動驚心動魄。
溫州老闆大逃亡現象，僅僅是中國私人企業境況的縮影。在中國大量央企、國企與民爭利，制度性歧視私人企業的前提下，私人企業倒閉潮恐愈演愈烈。事實上，中國中小企業困境是全面的，而溫州、東莞、上海尤為突出。從今年初開始，中國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日益艱難。造成中小企業生存難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貨膨脹，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內需不振，外部經濟環境不佳，人民幣升值，央行收緊信貸等因素之外，政府的各種費用也給企業增加了負擔。
溫州曾有著幾十萬家中小企業，溫州的產品賣向世界各地，當地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是中國中小企業的晴雨表。比如溫州市鹿城區黃龍一間皮鞋廠的老闆章女士已經在鞋業拚搏十幾年，她表示，除了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漲，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整個行業相對國內的消費量來說，產能太大，市場無法消化。「我去年在全國各地消費旺盛的地方開了四家店，但都沒做下去，只剩下一家」；「生產100雙鞋，可能只有30雙最終賣到消費者手裡，70雙壓在零售商手裡，市場消化不了」；「放在手裡就是虧，在國內處理都處理不掉，50元出廠，處理價15元，還得是有人要的情況下。」溫州雙嶼一間鞋廠的老闆吳先生也表示，市場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漲都壓迫了利潤，外單也並不好做，內部外部經濟環境都不好，「融資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現在越來越差，外銷的歐元匯率在跌，也不合算。」
在市場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一定會有企業被淘汰。日前，網路流傳一張《溫州老闆跑路清單》，將近幾個月來媒體上報導的眾多「跑路」溫州老闆加以羅列。《清單》稱，不包括一些小企業。《清單》從今年4月份開始羅列，當月，溫州三家老牌企業倒閉，老闆「跑路」。隨后的6月、7月，每月均有兩位老闆「跑路」。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災區」溫州龍灣區永強鎮，僅8月份就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借了高利貸的人，跑了三人。在溫州民間金融史上，如此規模的跑路實屬罕見。《清單》截止9月22日，9月份羅列了近20位「跑路」老闆，負債金額上億的不在少數。其中僅22日當天，就有9位老闆「跑路」。在眾多中小企業老闆爭相失蹤之時，9月27日，正得利鞋業老闆沈某從住所的22樓跳下身亡。這標志著當地一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已經從「跑路」升級為「跳樓」。
大的企業倒掉往往會牽連一批小的企業。信泰的倒掉使兩百多家眼鏡配件供貨商沒能收到貨款，只能拿到一張白條，當地眼鏡商會稱，十幾家供貨商已經停產。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最重要在於2008年市場環境寬鬆時，銀行追著企業貸款，導致企業大範圍擴展業務。而到了2009年，突然銀根收緊，只收錢不借錢，企業的投資步伐一下子剎不住車，結果只能跌落萬丈懸崖。周德文還透露，溫州36萬家中小企業中已有20％歇業或停業，若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政策方向在下半年依然沒有改變，40％中小企業在今年年底將停產、或倒閉。
珠三角同樣是大量中小企業的聚集地，而東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東莞市茶山鎮貝樂園玩具廠揭老闆表示，現在企業沒有什麼利潤，經營很困難，「訂單不多，玩具來說，往年這個時候是旺季，但今年這個時候還是淡季，整個行業都是這樣。」除了稅收高，原材料也漲價很多，進貨成本提高了10％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資已經漲到2500至3500元人民幣，去年才1800至2500元，上漲在30％左右」；他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國家沒有貸款，「不想貸給中小企業，怕老闆跑了」；而民間融資風險太大，「有些企業貸了高利貸，想維持下來，后面就倒閉了，債也欠了一屁股。大家都在苦苦支撐，利潤很低也在做，維持生存。」揭老闆說，像他們這樣的企業「基本上都這樣」，在東莞經營困難的最少30％，經營不下就倒閉了。
緊鄰中國東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當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目前遇到的狀況也並不理想。上海一間中小企業的高管陳女士認為，目前中小企業的負擔很重，這些負擔讓中小企業很難生存；首先是17％增值稅，屬於流轉稅，「稅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業進來的發票，不一定有進項，不能抵扣，是很高的，導致生意很難做，而且還有企業所得稅等。」除了稅收之外，一些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還很嚴重，「上次當地工商分局罰款我們企業10萬元，開了5萬元的白條，上面蓋了一個很模糊的財務專用章，不是他們單位的，這根本就是『智能套現』。」而對於工商局對鄭女士所在企業的亂罰款開白條，舉報的作用並不大。陳女士說：「我告他們，可寫了舉報信給上海市工商局，最后這舉報信反而轉到被舉報的單位——上海閔航工商分局去了，還派人到單位來找我……」
為了在政府機關辦事能夠順利，中小企業還要不斷的給政府機關送禮，「平時過年過節，那些購物卡呀、東西呀都不能斷的送，斷了馬上有臉色看了，辦什麼事就卡住了。」除了這些之外，企業還要應對贊助、授課之類的：「有一家企業被當地鎮政府要求每年贊助多少多少，說是為解決當地貧困戶的問題，最后給一個白條。」而最令陳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關單位「不去整央企、國企、政府機關，專門整小企業。」而中小企業現在融資很難，不得不通過一些擔保公司融資，「我有一個企業，現在融資的年利率達到22％。」為了生存，一些企業不得不開始靠造假來降低成本。
而大陸金融業是黨掌管的國營壟斷行業，銀行利率的調控不是由市場經濟自發決定，而是由官員人為制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確保GDP年增長不低於8％的穩定底線，政府推出了4萬億的投資和9萬億的放貸，結果官方大量印刷鈔票，使國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最后引發全球性的通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泡沫經濟的崩潰，中國大陸官方又人為地採取極端強制手段，不斷提高銀行儲蓄的準備金，把大量資金收回來。銀根緊縮的最大受害者當然是大陸私企的中小企業。銀行為了減低風險，貸款對象常年都是國營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得不到政府貸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滅，就得向民間借款。特別是2010年以來，私企普遍原材料漲價10％，工資上升30％，稅收也提高了，而產品競爭更加激烈，產品價格很難提高。於是在上下游的同時擠壓下，私企被迫選擇向民間高息貸款。在大陸，民間借貸從借出錢的這方看，叫「高利貸」，從借入錢的企業來說，叫「非法集資」。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陸就出現很多非法集資案，因參与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受到的損失，由參与者自行承擔。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為了進行非法活動而借款的，其借貸關係不予保護。如2007年在遼寧瀋陽爆發的「蟻力神」非法集資案，至少騙取了30多萬戶的近200億資金。目前大陸官方的基準存款年利率是3.5％，貸款年利率是6.5％，而民間借貸最低也要3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12倍，等於貴了10倍多。不過私企主面臨的困境是：不借錢公司馬上就得倒閉，借到錢才存在轉機的可能醫。
比溫州更厲害的是內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爾多斯，幾乎家家放貸。外界估算其民間借貸規模在2000億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這些資金主要流入當地房地產市場。不過瘋狂過后，當借貸大戶一夜間「失蹤」、停止付息后，高利貸市場隨即崩盤，除少數人一夜暴富外，更多的人已是血本無歸。
面對近日不斷曝光的借債人「逃跑躲債」現象，有人說是民間高利貸導致了企業破產，不過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反問道：「企業借到了錢反而破產了，難道借不到錢倒能不破產嗎？事實上民間借貸避免了許多中小企業的破產。說因為民間借貸而造成更多企業破產是毫無根據的。」他建議要放開民間借貸，從政策上加以規範和引導，光堵是不行的，越堵，借出錢人越少，民間高利貸的利息就會越高，引發的悲劇就越多。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表示，如今大陸民間借貸利率高達60～100％，沒有一個傳統製造產業可以支撐30％以上的年利率，更不必說年利率100％的高利貸了。大陸出現這麼眾多的高利貸現象，這說明現在大陸私企被逼上了絕路，他們的資金鏈斷裂了，「借錢是找死，不借錢就是等死」，反正都是面臨死路一條的絕境了。他同時指出，中國一方面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把錢借給美國、歐洲等富裕國家，同時國內資金又面臨嚴重缺乏，這在經濟史上也是很罕見的現象。大陸私企面臨的困境，主要還是政府的責任。
而私企，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大陸城鎮70％的就業由私企提供，中國經濟過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動者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近年來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兩位數，並一舉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人把中國經濟的活力含糊地歸功於「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英國《經濟學人》在2011年3月刊登的《竹林資本主義》一文中稱：「中國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於自上而下的決策，還取決於自下而上的活動。就像德國有其強大的中小企業作為經濟的支柱一樣，中國也有很多欣欣向榮、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業：迅猛發展的竹林資本主義。」
2011年1月18日，據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表示，2005至2010的「十一五」期間，大陸登記註冊的私營企業數量已經超過840萬戶，年均增速達14.3％，私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群體，佔全國實有企業總數的54％。據估算，2010年底中國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超過1.8億，成為吸納擴大社會就業的主要管道。
從企業數量和資金規模上看，這五年間私營企業註冊資金年均增速20.1％，總額超過19萬億元。個體工商戶超過3,400萬戶，註冊資金超過1.3萬億元，較2005年底分別增長41％和133％。從對外貿易來看，2010年中國民營企業出口總額超過4,500億美元，高於國有企業出口總額1倍以上，佔全社會出口總額的30％以上，私企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重要主體；另有數據顯示，2009年大陸私企在具備較高營運效率及競爭力的支持下，期內盈利增長17.4％，大大超過國有企業-4.5％的負增長。如今超過300家私營企業已在香港、新加坡及納斯達克等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總市值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李寧、國美電器、玖龍紙業、中國蒙牛、中國旺旺及騰訊等大型民營企業。
從稅收上看，2010年個體私營企業完成稅收總額1萬1,173億元，五年年均增速達22.2％，分別高於全國和國有企業2.0和12.7個百分點。
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稱2009年央企上繳稅金1萬1475億元，「近年來國有企業的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不過有學者更正說，「國企的利潤來源於不繳租金」。在政策性歧視私企的大環境中，國營企業佔盡所有好處，但給國家的貢獻卻那麼少，國資委還有臉來回顧！在過去十多年間，大陸註冊私企的數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有學者推算，大陸未上市私企的平均凈資產回報率，比國營企業有限的4％高出至少10個百分點。目前連外國學者都認識到，大陸城鎮70％的就業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國經濟過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動者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而大陸官方一直對私企帶有制度性歧視。在中國80個行業當中，目前私營企業僅能參与42個行業。直到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才頒布「新36條」，允許本土私營企業投資于能源、金融、物流、社會服務、通訊、國防及科技、公共房屋以及其他基建工程等行業。然而這個紙面文件還很難具體落實。
最早大陸官方對私企實行「睜隻眼、閉隻眼」政策，聽任其自生自滅。沒有多少法律監管，也就出現了各種亂象，如私企剋扣工人工資福利等。不過最近一兩年，中國大陸官方打著保護中低收入者、保護私企員工利益的旗號，推行《勞動法》的「最低工資制」，「工人工資集體協商制」、「裁員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無形中把本應政府做的事推給了企業，給私企經營者帶來巨大壓力。據悉，2010年以來，隨著富士康等外企加薪24％，全國各地私企工人的工資都上漲了20～30％，加上原材料成本價格上漲，私企的製造成本都大幅上升，而產品價格卻由於全球經濟的衰退而無法上漲，這令許多私企面臨資金周轉不靈的巨大困境。
在西方國家，政府只是在宏觀上確定經濟發展大方向，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並通過徵稅進行轉移支付和再分配；而在中國大陸，國家設立的大量央企與國企，實質是「與民爭利」；比如高房價的本質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費者徵收高額的稅，政府把自身承擔的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不加選擇的推向市場等等。國營企業按理是由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企的高額利潤應該平分給全體人民，把錢用在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險上，如今北京當局卻把這些重擔都推給企業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雙收了，但最終還是會由企業轉嫁給員工。
沒有法律監管，也就沒有法律保障，這令私企的正規募資成為泡影。在《中國經濟缺什麼》一書中，作者朱敏彙集20位主流經濟學家和高層智囊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和解讀，指出中國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錯位，管理執行中的越位，對內保護上的缺位」。他說：「中國的很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其實都繞開了國企，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最低工資、社保、失業、審批、索賄、勞動糾紛等等這些反映經濟問題的名詞似乎變成了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專利。對於國企，行政和司法都繞著走，對於私企，政府卻是又愛又恨的緊盯不放，因為它們既是解決就業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財稅源泉，甚至是官員「私房錢」的保障。國企不改，一半的經濟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經濟必將奄奄一息。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全部問題。」
有人說，我國有數萬億外匯儲備，便是全球經濟再危上幾分亦不足懼，現在不仍有外國政府在「求」賣國債嗎？卻未曾想一想，一則那真金白銀是「國」的，再說白了是「黨」的。「國」能不能用上都是問題，更何況你我之「民」了。二則看看「佔領華爾街」運動，人家國情雖危，但最終發展必是良性，體制使然。
現在，「佔領華爾街」只不過是政府、財閥、民眾三者之間在尋求平衡點的問題，且此種平衡點在其體制內實現決非難事。這和「北非動蕩」正是兩極之態。
然而，中國大陸的現狀是在哪一極？難不成真的能站得那麼恰當嗎？僅看「溫州風暴」，溫州商團打遍天下，從最初的小商品製造業到現如今插手各行業投資運營，尤其是近年來的「溫州炒房團」更是名揚天下，其實不過是搭上了「政府土地腐敗」基礎上的「房地產經濟」的「死亡列車」罷了。經濟環境自有的制約規律一旦開始反噬，在「紅朝」偉大國情之下，這些「爛窟窿」又要靠多少「血汗錢」能填得滿呢？！「溫州失守」，正形象地說明，「北非動蕩」和中國大陸，處在同一位置上，和「佔領華爾街」有著本質的差別。
當然，「紅朝」的中央集權力決非他國可比，傾「黨國之力」平復一兩地的「經濟火災」自然容易。然而，便是在正常經濟框架內，仍為民眾、政府視為大敵的「財富分佈失衡、劫貧濟富、官商腐敗」問題，再結合上「紅朝」自身「（黨權）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方針，如若「溫州風暴」席捲全國之時，黨權、得利者、普通民眾三者間的平衡又復如何尋求？！
現如今，也許仍有國人笑看著「華爾街」。只想提醒一下列位同胞，經濟規律決非「維穩」能「穩」住的。當我們現時安坐家中，笑看「北非風暴」、「華爾街運動」之時，是否也該思量一下，在這兩者之間，自己該如何選擇？又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去選擇？最終還能有機會如何選擇？！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