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訊】讀到陽光時務刊布的《革命新發現》一文，來自我們都很熟悉的長平先生。就我看，本文很有趣。我們對照一下長平此前在南方系時的文章，就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體制內外的前后不同。可見屁股決定腦袋，身份決定思想，在我們中國原是千古不易之真理。
猶記得，年初的長平在微博宣稱「我被要求離開南方報社」。而同屬體制內的媒體人，也曾在《南都》干過兩年的彭曉芸女士在網上回應，「這些年，長平老師如此低調溫和、左右為難，你們還要徹底驅除，沒有了長平在南方報業，還有南方報業嗎？」此話多少也驗證了長平的言論是南方系的標尺，改良派的支柱之一。
而說起彭女士的這番回應，緣由則在1月8日，有關部門下令讓時任《時代周報》評論部主任的她離職，長期休假。接著，總編輯宋繁銀也被解除職務（禍起「100位時代人物」評選）。那一陣子，烏有網站的幾篇檄文對該報炮聲隆隆，引人注目。而長平在當時力挺彭曉芸，「彭曉芸根本就沒有錯，因言治罪，自我審察是共謀，借刀殺人是卑劣。」
說回這篇文章，表面實無甚驚人之語，揭破的是體制內改良派的虛偽和冷酷。可以說已是部落里，乃至國內越來越多朋友早已達成的共識。但它背后卻暗示作者有著驚人轉變，值得今昔對比，一讀再讀。因其與體制內昔日同僚的鮮明對照，而顯得曲折離奇，頗可體味背后折射出來的深意，蘊藏著國內尤其是體制內思想言論界的某些轉變跡象，不再是我們常見的擦邊球或影射史學——衷心希望，長平先生不單是其中的孤例或特例。就文章本身而言，尤其引起我興趣的，是長平先生談到了劉再復先生。行文中一改往日體制內，類似方鴻見與趙辛楣之間的「同情人」之感，顯然流露出對劉再復先生的不屑，不忿。甚至隱然透露出長平自己身為前體制內改良派的，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反思：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告別革命」、「反對暴力」等口號不僅顯得簡單粗暴，對底層民眾的處境毫無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壓制民眾抗爭權利、維護當局統治秩序的嫌疑——與李澤厚先生一同倡導「告別革命」的劉再復先生在一篇訪談中，就強調說「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我沒讀到，他有無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歡迎。」
為了表示對長平轉變及此文的贊同之意，特轉引茉莉：《北島回國與王荔蕻入獄》這篇文章里，談到劉再復先生的其中一節——「昔日學運鼓動者向強權輸誠」。與諸君於十一與雙十的蕭殺之間，青梅煮酒，秋夜共賞之:
「許多國內的詩人以及知識分子，不得不在中國那個環境里生存，因此不得不適應那裡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而北島等人卻不同，他們長期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庇護和善待，以「異議人士」的名義在海外獲得不少支持和資助，但他們卻背叛自己過去所追求的一切，以輸誠的方式，獲得被專制政權寬恕、恩賜的機會。
「北島的輸誠方式是公開宣佈退出海外的「中國人權組織」，不再擔任其理事，不再在政治問題上批評中共政府。對北島釋出這種「善意」，中共當局深為讚許，並且以同樣的「善意」回報。這以后，北島和劉再復一樣，被中共官方的文藝界、學術界正式認可，當局為他們的書籍出版、演講和獲獎大開方便之門。
「劉再復回國向當局獻納誠心的方式，是嘖嘖不已地誇讚太平盛世：「這是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期，甚至可以說，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強盛過。」對於盛世里醜陋可怕的另一面，他閉口不談。當年劉先生熱情投入的六.四，其重要的訴求之一就是「反腐敗」，要求社會公正；但劉先生現在卻為腐敗遍地的「盛世」獻上讚歌。如果說北島背叛的是詩歌的自由精神，那麼，劉再復背叛的則是六.四的初衷與理想。
「在二○○四年獲邀回國講學時，劉再復對台灣中央社記者強調說：「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但我同意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說，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此，沒有比「六.四」受害者更慘痛的犧牲品了。當年學生運動在北島、劉再復等知識分子的鼓動下掀起波濤，釀成血腥慘案至今二十多年，不少受害者親屬都過世了，他們至死沒有看到昭雪的一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劉再復在十二名學者作家發出的《緊急呼籲》中聲明：「如果政府不滿足上述要求，他們將和學生一道絕食，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而現在，劉再復竟然認為解決「六.四」問題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漂流手記》中，劉再復曾專文談論中國人染上的一種「良知麻痹症」。不知劉先生本人是否也染上了這種麻痹症，他已經不再為中國大量存在的人權侵犯事件感到不安、焦慮和羞恥了。
「這幾個流亡西方的著名文人回國造勢，給中共當局塑造了一副有鳳來儀、萬眾歸心的勝景。當局略施小惠，就在國際上贏得了很大的面子，減少了國內外批評的力度。在目前大批追求民主人權的人士入獄、遭受酷刑之時，北島和劉再復的言行，無異於默認中共的「政治迫害文化」，背叛了所有仍在為民主人權抗爭的中國人。
「我們只能為中國知識分子忘卻前事、取悅當局的能力而哭泣。中國有這麼多悲劇，卻很少有承擔悲劇的人。當初北島詩歌中的英雄氣概和獨立人格，已經讓位於實用主義者的功利算計。當年身處政府的「反面」更容易獲得名聲，而現在，難以忍受異國寂寞、缺乏承擔的流亡者，不再反對、質疑和批判，只要乖乖順從政府，就能在盛世的大鍋里分到一杯羹。」
既然談到劉再復，不免又想起了前不久曾有過文字之交的哈庫納馬塔塔先生，在財新網《中國改革》上面發布的一篇訪問：《一個啟蒙者的期待——專訪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因為發在部落的文章沒有給出作者和鏈接，所以我猜想訪問者就是哈庫先生本人。若將那篇訪問文字同我們上面的討論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不幸的體制外，各有各的不幸；而幸福的體制內，反而總是非常相似的——他們都需要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其來所自的那個共同核心。也難怪北島，劉再復等當年獨領風騷的人物，如今反而因其投靠乃至投其所好而得到體制內的相當諒解與熱情擁抱。只不過，這不是浪子回家，而是半途而廢罷了。殺一儆百固然少不了，樹立正面典型也是居家旅行，殺人越貨必備法寶之一。從當年光榮的自我放逐，到今日屈辱乃至恥辱的臣服，其間心路歷程，人事曲折我們無從探知，但終究是一件讓人無語凝噎的事情。所以，舊人新人，濟濟一堂時，也就少了幾分團圓之喜，而為這個百年之后的秋天，平添幾許荒誕之意，悲涼之氣。
單方面譴責體制「拉出來，打進去」的統戰威力，不免失之偏頗。畢竟體制內改良派和海外那些回歸派，比起長平先生文章里談到的自焚的唐福珍，自爆的錢明奇，乃至自己鑽到車輪底下身首異處的錢雲會來，都還有著相當的選擇自由。和數千萬無聲無息被驅趕，被關押，被吞噬的上訪者，維權者相較，這些體制內拿筆杆子或話筒的朋友衣食無憂，安全無虞，也還未到為了一點可憐又可貴的言論思想自由，就需要冒生命危險的地步。但的確如長平所說，「自我審察是共謀」。而不幸很多我曾尊敬過的人物，卻自覺或不自覺的在做著類似的工作，乃至用改良神話來推行其新式洗腦。
神話終究要破滅，無論是自造的，還是他人贈送的。毛也好，周也罷，鄧也好，劉也罷，哪怕是魯迅呢？不都是如此？（當然前三者與后者之間也還是有根本區別的）對此沒有什麼好傷感的。凡事看開些，不再為不切實際的東西不能釋懷，倒可以更早從各種各樣的偶像崇拜中走出來：來看清楚這個魔幻與現實，理想與殘酷交織的世界。
此外，長平先生在《革命新發現》這篇文章最后，將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與美國華爾街的街頭示威混為一堂，無疑是很荒謬的——需知這是兩種完全異質性的東西。當然，在嘆息作者轉變之不徹底，尚且拖泥帶水之外，我們是否也可以猜測說：這是尚未完全自由，尚且膽戰心驚的作者在為自己這篇轉折或曰犯禁之文打掩護，為自己留安全的退路？總之這條闌尾並不讓人愉快，為免日后反覆發炎，長平先生們還是早點割掉的好。倒是由此種糾結的處境，以及心境，不禁又令我想起了至今被迫沉默的冉匪的好友，既多才多藝，更多災多難，而終於在今年七月逃離的廖亦武先生。
他以秘密出境的方式，離開紅色大陸近三個月，回看今年七月搭機離開中國，對比眼下處境，他說，這期間是從極度恐懼走到極度自由的一段經歷：「這段經歷讓我覺得人生反差極大，7月2日那天我在中國還沒出境的時候，心裏感覺是極度恐慌，也極度不自由，不知道未來命運如何？甚至，我用三個銅錢為自己占卦。當時銅錢占出來的是一個好卦，沒想到出來之后是這麼的自由，一旦我把這趟旅程走完，結束訪美再去台灣，接著再飛回德國，基本上，我已逛遍大半個地球，所以我說人生起伏真的太大了……」
行走海外近三個月，他也發現多年以來，西方主流社會與大外宣合謀所了解的那個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新中國，和他以草根視角記錄50多年的真實中國，兩者間存在巨大差異：「我最擔心中國終將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這個垃圾場概念還不僅僅包括中國境內沒有一條幹凈的河流，也不見一片乾淨的天空，或到處都是高樓和公路，人的空間愈來愈小。更嚴重的是中國以特有的『垃圾價值觀』向西方侵蝕，把利益至上的價值觀推行到最后，很容易把人吸引進來，中國以此對西方商人和政客說『我們來赤裸相交吧，只要不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多說話』，我們做什麼生意都可以，這就是我說垃圾價值觀，最終將污染全世界。」
可是，即便經歷了極度恐懼和極度自由的高低起落，並透露目前仍沒有向西方國家申請政治避難的想法，他至今也不認為自己處於「流亡」狀態：「我至今沒說過要徹底離開中國，也沒說要申請政治避難，我甚至沒有說過已經開始流亡，我只是在各地推銷我的書籍。」
當媒體問到廖亦武，一旦海外各界對他的著作投以更大反響，回國困難度是否隨之攀升？他回答：「那就按照中國的哲學，以周易之理來說，我只有等待，等待形勢變化。當年因六.四事件流亡出來的一批人，原來以為可能只要等個兩三年***就會翻過去或怎麼樣了，后來時間久了，一天一天過去，人在海外變老了，有些人甚至死去了，因此，人不能不等待。我從中國境內盜版書籍市況來看，我知道我的書最大讀者群還是在中國，但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只能等待下去。我現在還沒設想關於流亡的問題，因為『流亡』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倒是中共政府搶在我前面，已經先在《環球時報》上發表社論指稱我已經流亡，之后還有其它報紙轉載這篇文章，連電視台都播出了，但是我真的沒說過這樣的話，也可見中國政府比我更迫切做此宣告，我覺得這特荒誕。現在我不認為我在避難或流亡，我只是在等待。」
為什麼要宣稱，自己只是在等待，而非流亡？為什麼一邊批評當局，一邊卻始終堅持自己的作家身份，強調只是為了作品不被收繳毀滅，為了心血之作能順利出版面世才來到國外，而不明白坦承自己政治異議者的身份？哪怕已經被當局視為敵人？哪怕已經獲得真正的自由？不同樣是因為作者心有餘悸？他說的那種「垃圾價值觀」，在沒有底線的綏靖主義之外，不正也包括了因為長期專制，深深烙印在億萬國人心頭的，無時無刻都揮之不去的恐懼感嗎？
無論如何，讓我們鄙視回到國內來聽封領賞的那些軟骨病人，而對毅然決然，走出紅黃兩色的專制沙漠，投奔藍色的，自由的海洋與天空的廖先生表示致敬：因為他那份追求自由的勇氣，也因為他終於有機會同自己多年來在獄中，在群狼環伺之下用心血凝成的文稿一起獲得新生。正如我們所見：他的新著《**，我的證詞》中文版在台灣被權威書評選為年度推薦好書之后，也登上了讀者搶購的暢銷排行榜。因為害怕迫害，暗算，因為過度珍惜自由而不想出風頭廖亦武如此表白：「我對我的書有信心。對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在記錄歷史。我不是聖徒，也不標榜我要流亡，或是在某地方取得好的地位，但是，我知道會有愈來愈多人閱讀我的書，也因此更加了解中國。」
這無疑是一種清醒而現實的態度，在整個國家和國民都淪為專制的人質，且多數在地下室里不肯出來，尚未從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獲得解脫之前，我們誰也沒有資格來指責他。何清漣女士的《一朵惡之花：洛陽性奴案》曾就此談到：「……被囚禁的幾位女子的斯德哥爾摩癥狀，即她們在被囚禁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對李浩產生怨恨，反而為了爭寵而互相吃醋，施害同類。這一點其實是許多善於思考的中國人最感痛苦的一點，因為如果大家願意正視這一點，可能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當中有不少都患有這類癥狀，監獄、勞改農場，以及在江湖上掙扎求存的社會邊緣人，最容易形成這種斯德哥爾摩人格。」
而對於李浩，對於他背后所象徵的那個更龐大，更嚴密，更殘酷的體制，那個長期以來的集權主義施暴者，施虐者，她文章里有更精準的揭示：「國內媒體有文章分析，說李浩具有被長期壓抑的權力型人格，因此企圖通過囚禁女子來滿足自己的權力慾望。我仔細思考了一下，覺得李浩及不少國民的雙重人格與西方心理學分析的權力型人格有一些本質的不同。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人的囚犯人格。這種人格的特徵是在強勢者面前唯唯諾諾，卑微到恨不得將自己變成一粒塵埃；在弱勢者面前卻能端足架子，擺出一副可以主宰他人命運的勢派。這種人格電視劇里的最佳詮釋是太監，現實生活中則是囚犯。我將其命名為囚犯人格，來源於這一事實：中國人一進牢獄，就失去做人資格，許多犯人為了求存，在獄警面前比誰都更象孫子，每天考慮的就是如何「深刻」地寫檢查，儘力將自己貶得一錢不值。但只要到了地位較低的囚犯面前，頓時又端足架子，從奴隸到「主人」這兩種角色的轉換，常常因面對的角色不同在短時間內完成。在不少中國人身上，暴君、暴民與奴隸這三種人格都同時並存，視不同的場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必須指出的是，1949年以前，不少中國人身上固然有囚犯人格的因子，但並未如此嚴重，更未在全體中國人身上發酵膨脹。只有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毛通過不斷開展的殘酷政治運動，將中國變成了一個無形的大監獄，積極分子們成了自覺的獄卒，形同囚犯的中國人為了在政治運動中掙扎求存，只有將自己變成雙面人，那些不善變化的人大多成了犧牲品。這種從人到非人的煉獄經歷，從當年右派們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不少佐證。
「李浩曾是軍人，複員后又在事業單位工作。他所在的事業單位洛陽技術監督局執法大隊，是准政府機構，這兩地都是憑權力說話的地方，官大一級壓死人，地位低的李浩在軍隊與單位里，長期處於服從上級的卑微地位，這與其內心的權力欲產生的長期交互作用，最后就形成了這種囚犯型人格。在對六名女子生殺予奪的「管理」中，他那囚犯型人格當中面對弱者的「暴君」人格得到盡情的展示發揮。」
也就難怪，自己本是從體制內和國內艱難逃離，並曾深受其害的何女士最后要如此感慨：「洛陽性奴案是中國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一朵惡之花：政府（在瘋狂維穩與瘋狂掠奪之外）無意保境安民，先是以國家機密嚇阻記者，封口不成后將事業機關工作人員與公務員分開，想方設法保住政府「面子」；李浩控制下的這個小生存圈的特殊生態，則是李浩的囚犯人格與6位被害人的斯德哥爾摩癥狀相結合的產物。面對李浩這位在小圈子內生殺予奪的暴君，6位受害者不是團結起來與施害者抗爭，而是互相施害、討好暴君以獲得更好的生存條件。人們可以從這一惡性事件中深深感受到中國社會生存環境之惡劣。」
比起數十年來，那些在泛道德化，政治化的風暴里我們早已見怪不怪的豪言壯語，高談闊論來，我想廖先生的選擇，也許更能體現一個身處專制與自由，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在今天，所謂「英雄」並不是那個孤獨的沖在前面充當炮灰，而他身后卻繼續著慣常沉默和圍觀的人；英雄也不是在背后攛掇著人們去送死，而自己留在后面隨時等待撤離或是摘果子的老貓。我們應該給出新的定義：真正的英雄忠實于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並且身體力行之。在平淡生活中，很多人或許看似無足以觀，但他們隨時準備為了捍衛自己的底線，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為了保衛自己和身邊人的，及更多同胞的自由而挺身而出。只因為我們都深知：制度的改弦更張，整個社會的自由，乃是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的前提。
正如我們在廖先生身上看到的那樣：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被禁錮或是自由，當他宣稱自己只不過在等待，而且只能繼續等待下去的時候，卻一直在用另一種方式，推動著這個國家的艱難轉身。對他來說，等待不是就此消極，不是悲觀絕望，不是坐在原地一語不發的縱容不幸繼續延伸，不是讓專制無時無刻，無始無終，循環往複下去而無動於衷。「人不能不等待」，意味著不能不堅持不懈，竭盡所能的去改變自己和這個家園的命運。只要稍微了解過他過往經歷的朋友都該知道：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恐怕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與他有相似經歷或更加不幸，至今在各地監獄和監視，監控中不能自由的朋友，更是不知凡幾。而與此同時，我們自己又在做些什麼呢？
如果說中國古典悲劇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悲劇，那麼在廖先生以及和他同時代，共命運的這幾代人身上，在那些覺醒了並且行動著，反抗著的國人中，卻蘊涵著某種超越了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屬於整個人類的英雄與命運之間那種巨大張力所構成的悲劇性。
好消息是：與古希臘的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不同，我們的命運並不由幕后的某枝筆書寫，並非早已註定，無可挽回。只要我們真正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和願意為之努力，堅持到底，那麼悲劇性的主題，也可能收穫一個喜劇性的，大團圓式的庸俗幸福結局。對我來說，這不是暗室里絕望的祈禱，這是切切實實的希望，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擔負，是生命中不能不承受之重——當然遠不是全部。只是，行路上清冷的月色，前方未定的命運，于寒光劍影下，寒塘鴉影旁，總是讓人忐忑。也難怪恍兮惚兮，醉兮迷兮的《忐忑》，終於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曲。新潮未還，心潮跌蕩，感懷之餘，且漫吟千二百載前，杜拾遺《贈衛八處士》，詩曰：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与商。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全文終）
文章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