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訊】時逢馮友蘭的九十歲大壽，梁漱溟也接到了壽席請單，但他拒絕出席。在一封沒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氣地說，他的拒絕，「實以足下曾謅媚江青」。馮友蘭對此事曾為自己解脫，他說自己是從「批儒」的觀點出發，以為武則天「反儒」最為徹底，卻並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圖」。

1985年11月，時逢馮友蘭的九十歲大壽，梁漱溟也接到了壽席請單，但他拒絕出席。在一封沒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氣地說，他的拒絕，「實以足下曾謅媚江青」。

馮友蘭回復說：「來書竟無上款，窺其意，蓋不欲有所稱謂也。相待以禮，復如是乎?疾惡如仇之心有餘，與人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豈其然乎?譬猶嗟來之食，雖曰招致，意實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詩人誠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於左右，來書真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故亦不自隱其胸臆耳。」

馮的複信，可謂心情複雜。

不久，這兩位世紀老人相晤，交談中，宗璞向梁漱溟說明：所謂「曾謅媚江青」，並非事實，因此，梁的回信，乃是「不問事實的主觀妄斷」，而且「這種態度很要不得」。

這裏所提到的馮友蘭「曾謅媚江青」一事，是指1973年謝靜宜代表江青訪問馮友蘭，此後有人建議他上書銘感，「信是寫給江青的，但表示感謝毛主席、黨中央。」再後，江青「導演」「批孔」的鬧劇，可憐一代「大儒」的馮友蘭竟被其玩弄於股掌之上，所謂開會發言、外出參觀，等等，當時馮友蘭還在天津小靳庄見農民賽詩，詩興大發，又在醫院吟詩有《詠詩》25首，其中赫然有稱道「女皇」武則天的詩句，如「則天敢於作皇帝，亘古中華一女雄」，這在當時便被人非議為「謅媚江青」了。(何兆武先生的新作《上學記》提及馮詩有「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等，他以為：「這話說得毫無根據。現在有關漢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記》和《漢書》，可是這兩部書從來沒提到漢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賴』)呂后的智謀，捧呂后其實是捧女權，跟著江青的意思走。」他還提及當年西南聯大的同學鄒承魯曾說：在西南聯大的教師之中，「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所以「最不欣賞」馮友蘭，在當年倒不是出於學術觀點的差異，而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即許多同學反感於馮「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如當年他那本《新世訓》最後的《應帝王》，「是為蔣捧場的」，因而有失學者的身份。可見，人們對馮友蘭的認識，也是其來有自。)

1976年華北地震，江青又到北大的地震棚來看望馮友蘭，事後馮友蘭又「奉旨」獻詩，所謂「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華講話，再次招見了馮友蘭。把這一系列的事情聯繫起來，就與所謂「曾謅媚江青」差幾相似矣。

對此，事後馮友蘭曾為自己解脫，他說自己是從「批儒」的觀點出發，以為武則天「反儒」最為徹底，卻並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圖」，儘管當時有許多人私下議論「女皇」的種種傳聞，馮友蘭說自己「向來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書房也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認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國內外的資產階級編造出來的。我只信報紙上的消息，我對於國內外形勢的認識都是以國內的報紙為憑」，於是，局促於書齋中的馮友蘭教授果然「畢竟是書生」，他大概不曾料到，「向來說，『詩無達詁』，可以靈活解釋，但是靈活也不能靈活到這樣的地步」。說這話的宗璞還譴責道：「有些人慣於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

之後，經過了馮友蘭父女的解釋和辯白，梁漱溟得知了「批孔」運動中馮友蘭的真實情況，此後，他們恢復了交往。

1989年，宗璞又在對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一書的訂正中，詳細敘述了馮、梁之間的誤會，並認為所以會有這些「誤會」，即發生在他父親身上的「悲劇」，是完全出於「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不過，這又讓人想到了梁漱溟。

當年「批孔」之初，梁漱溟沒有表態，後來他回憶說：「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組二十餘人都紛紛『表態』，積极參加這場運動，努力改造思想之後，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說話了。有人在會上不指名地警告說：『對重大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這裏邊有個感情問題，立場問題。』緊接著有人又在會上指名道姓地說：『前幾天北京大學某教授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有一貫尊孔而轉變為支持批孔，影響全國，群眾歡迎。據悉，某教授五四時代在北大還是一名學生，而梁先生那時已經在北大講壇上講授印度哲學和儒家哲學了。時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學習，公開表態和支持批孔，影響將會更大，大家都會歡迎你的轉變。』我聽罷直擺手，不禁脫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讀過了，我與他相熟，前不久還碰見他呢。我懷疑他文章所說的是否是他內心要說的真話。』會上馬上有人反擊，嚴厲地說：『你有什麼根據懷疑別人?就憑這句話，你對當前運動持什麼態度，已經暴露無遺了。如何端正態度，在你自己。我奉勸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運動的對立面了。』」

梁漱溟無權「沉默」，遂於1974年2月22日至25日，用了兩個半天，發表了著名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其中有一句讓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那麼，同是「新儒家」的馮友蘭呢?

因此，後來的梁漱溟對馮友蘭就不可能再如從前了，他對馮有了另樣的眼光。如其回憶：「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不久，我見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歷來主張，隨著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裏很不舒服，便寫信批評他，要他答覆我為何這麼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兒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見面，敘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批評他不對。但他當面向我作了解釋，我心裏的氣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難，律己可以，何必強求於人呢!現在，這一切都已成了歷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過頭來看看，應該說可以作出一個他自己滿意，別人亦認為公正的答覆了。」

晚年的梁漱溟與美國學者艾愷交談，其中還提到了馮友蘭。他說：「有一個人叫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他是我班上的學生，他是留美，在美國。他留美的時候還常常從美國寫信給我，通信。從美國回來就做大學教授，很出名。寫了三本書，特別是他有一部《中國哲學史》。這個人呢——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情，個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發揮中國傳統思想，好像是這樣，可其實呢，他的為人是老莊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個儒家，好像忠於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樣，他是有點……有點那個叫什麼，『什麼世不恭』啊，有那麼一個四個字，『玩世不恭』，他不是那麼本著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實，不隨風轉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後來不是那個江青很賞識他，到北京大學去看他，他還把詩詞送給江青，後來江青失敗了，所以他的名氣也就不好了。」(《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

由此看來，晚年的梁漱溟對馮友蘭還是依然保持了他的基本看法的。

文章來源：李遜達薦文，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第9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