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0日訊】（新唐人記者馬寧綜合報導）由於中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大批農民為了賺取更多錢維持家庭收入進城打工，但農民工犯罪率也在飆升。鄭州大學教授許聖道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5年間農民工犯罪發案率上升了21.7%。而在廣西衍生了以搶劫為行業的「砍手黨山村」 。

據《南方周末》報道：最典型的案例，「新生代農民工」阿星為了報復工廠拖欠工資，用兩把西瓜刀與一把彈簧刀捅死了工廠的管工。

阿星生長在「出產砍手黨」村莊

阿星5年後坦言不只是報復，其實還是一場與另一名同村打工者馮春毫預謀數天的搶劫。

他們都出生於同一個村莊，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在廣東的媒體上，這座村莊更為響亮的名字叫「砍手黨山村」。他們在廣東因為曾經發過的幾起鬧市「砍手」搶劫而震驚公共輿論。

這是他的成長經歷長久以來給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趙民顯在深圳公明曾是風光無限的「黑社會大佬」，在貧困的家鄉最早擁有私家車；常帶他玩的表哥言明顯，自從辭工后混社會、搞搶劫后就生活得光鮮有錢、不再受人氣。那時，他們村裡的許多年輕人加入了搶劫這個行當。

在一個只有兩千人口的溫江村，這個村莊參与犯罪的年輕人差不多已被抓盡，但又在上映鄉其他的村莊遽增，整個上映鄉保守估計有三四百年輕人在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地搶劫被抓。

在阿星入獄前後，他曾經的同鄉好友幾乎都因搶劫被捕。他們有著相似的經歷：進城打工——辭工——犯罪；他們的經歷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數據的縮影：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佔全國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法官助理曹詠分析農民工犯罪產生的原因

順義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曹詠表示「新生代農民工不同於他們的父輩，一般都是畢業后就來到城市務工，經受的磨練較少，但消費觀念卻很開放，喜歡追求時尚，對職業要求較高。可由於收入低，導致常常入不敷出，容易偏重私利、行為偏激。」

曹詠分析說，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另一個明顯特點就是犯罪低齡化。平均年齡只有22.8歲，其中未成年的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佔到了全部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57%。

曹詠還說，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夠達到高中以上學歷的僅有14%。

據《揚子晚報》報道:揚州中級法院院長時永才認為，對新生代農民工給予關愛，可有效減少這一特殊群體犯罪案件的發生。要以戶籍制度的改革，增強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他認為，政府部門要不斷完善針對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措施，使暫時不能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得到更多的幫助。保障措施要涵蓋工作、生活的各方面，努力解決農民工繼續教育、子女就學、醫療、住房等主要問題。

農民工 中國社會一個特殊群體

《工會博覽》雜誌社副主編宋艾君認為，農民工長期受城鄉二元結構戶籍管理的體制性障礙，農民雖已進城務工，但始終戴著寫有「農民」二字的大帽子，在勞保、社保、醫保等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和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其就業範圍也受到很大限制。

許多進城務工人員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擁有城市戶口，能和城裡人一樣平等地生活與工作。但是現實中，他們面臨著以下兩方面問題：

一是意識的誤區使農民工受到城裡人觀念意識的歧視。因為觀念的歧視導致農民工在就業上存在工資歧視、僱用歧視和職業歧視。

二是他們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經濟上得不到應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少地位，淪為二等公民。並且在部分輿論的誘導下，農民工不斷被妖魔化，因此經常遭受人身攻擊，基本人格都無法得到尊重。

城鄉勞動力流動受阻於戶籍制，我國戶籍制的改革幾乎是目前進展最不顯著的改革之一。戶籍制度的禁錮，導致了農民進城務工所遭受的種種限制，他們似乎成了城裡的異類人。

中國農民工生活。圖片來源（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