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15日訊】悲傷的老兵：盧學工曾是中越自衛反擊戰中的一名戰士。被稱為“新一代最可愛的人！”但因祖宗三代沒出一個生產隊長以上的官，退伍后，費盡周折才被安排到咸寧市賀勝橋鎮廣播電視站。
30余年來，爬桿架線路，爬墻裝喇叭，歷盡辛苦。多次獲得區、局兩級的紅本（榮譽證）和花紙（獎狀），從一名機線員成長為舉持工作的副站長。2004年9月咸安區事業單位人員置換身份（高壓態勢，強行買斷，強逼下崗）。這場舉國聞名的咸安改革，里面充滿“變數”——權貴族：有的安然無恙，錦衣玉食；有的因禍得福，錢權盡入囊中。而我這不懂潛規則的一介平民，凡夫走卒，從此人生交上了厄運。年富力強時，我為那個時代揮灑著熱血和汗水，奉獻著青春和年華；而今，卻如同一個紅顏已逝被遺棄的老婦，孤獨地偏居于咸安這座繁華城市的一角向隅而泣。
數年前，愛人下崗失業，家庭的重擔一下子全落在我這年近半百的男人身上了，生活的艱辛不言而喻。作為無權、無錢、又無勢的一介布衣，我只能忍受著痛苦接受現實。為了生計，我和愛人買回一輛破舊的三輪摩托車，載人拉貨，從此披星戴月，風雨兼程，穿梭在咸寧的大街小巷中。
然而，屋漏偏逢連陰雨。2007年，咸安掀起“禁麻”風暴（城區禁止麻木通行），禍不單行的我，再次成了犧牲品，第二次失業。面對多舛的命運，我百思不得其解：改革調整利益，為什么總將我的利益調走？改革有陣痛，為什么總是我受傷？改革有犧牲，為什么犧牲的多為窮人？……
工作沒了，“麻木”禁了，我混劣于村姑婦孺之中，在咸寧師專門前當了一名“游擊隊員”。雖每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小姐”晚，到頭來總是賠錢賺吆喝。原來“游擊戰”可以趕走小日本，打垮蔣介石，但敵不過高科技武裝的現代化的城管大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懂得什么叫以人為本，什么叫關注民生，什么叫構建和諧社會。我本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有一條鮮活的生命，為何總不能被正面關注，卻屢屢遭命運的戲弄呢？
大概上帝在為我關上一扇門時還記得為我打開一扇窗。盡管家境貧寒，但兩個孩子還算爭氣，都考上了重點大學。但兒子大學畢業遇到金融危機，找工作屢屢受挫，女兒即將大學畢業因欠貸款和學雜費，畢業證、學位證被扣留，只提供給發復印件。身為人父的我，只能躲到一旁，默默的撩起衣襟，兩行老淚，幾聲哽咽……
由于我不再年輕，又因老天不停的捉弄，加上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過重的心理負擔，本算結實的身體終因長期透支而奏出了不諧的音符：肝臟、心臟兩大重要零件經常鬧“上訪”。面對天文數字一樣的醫藥費，和兒女們讀書時高筑的債臺，幾多苦澀、幾多無奈、幾多哀怨的我，只能獨自吞咽生活的苦水！
路再難走也得走，日子再難過也得過。雖然我被生活摧毀得百孔千瘡，但我依然對生活充滿熱情。為了“活著”，2008年5月，在親朋幫扶下，我東拉西扯湊了幾千元錢，到舊貨市場買回電腦、復印機，在咸安區勞動社會保障局一個廢棄已久的小房子開了一家打字復印店。我尊紀守法，恪守本分，慘淡經營，用每月收入的那點少得可憐但足以令我翹首企盼的幾百元錢，來補貼家用，維持生計。可萬萬沒想到：一不小心得罪該局一位局長，招來禍端，局長大人龍顏大怒，耍起官威，借口單位房屋緊張，將我攆出了那不足10平米小房，為此我將遭受滅頂之災，讓我再次陷入生計無著落的困境之中……
我雖窮并不傻，我明白人情大國，關系社會這道理，但盡人皆知，小小的復印店，是個收入甚微的行業。我囊中羞澀，牙縫里再也無法擠出錢來打點這位神仙大人。從黃昏想到黎明也想不清，從黎明思考到黃昏也琢磨不明白。試問：弱勢個體遭遇強勢單位，恃強凌弱，公理何在？又問：與我相鄰，面積大于我十倍，同屬局長大人管轄的藥店，為何相安無事？再問：局長大人這樣催發民怨沸騰，挑戰我的生存極限，難道真的讓社會到了昏君殘暴，酷吏兇狂地步了嗎？黨啊！您的兒子做錯了什么？
戰場上，我視死如歸，昂首闊步，鐵骨錚錚；而如今，我饑腸轆轆，舉步維艱，滿眼絕望，度日如年。
現在，我沐浴在和諧社會的春風中，懇請區政府恢復我的原有身份或給我一條生路！拯救我這位越戰中幸存的老兵！！
因為在中國所有干部都是共產黨的干部（現在叫官員），所以無論哪個官員自當官那天起，都是口里喊著“為人民服務”起家的，也是靠“為人民服務”這一口號升遷的。不可否認，有那么一些官員，不僅嘴上說著為人民服務，而且以自己的行動實踐著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這樣的干部深知這一宗旨的個三中昧：這有這一宗旨，就沒有共產黨，沒有這一宗旨就沒有今天的新中國，沒有這一宗旨，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勝利，沒有這一宗旨，也就沒有共產黨牢固的執政地位。一個官員的升降，理應以實踐這一宗旨的情況而定。在實踐這一宗旨方面，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作出了榜樣，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袖也為我們作出了榜樣。正因為在中國還有一批信仰、忠誠、實踐這一宗旨的人，我們黨的事業才不至于被毀。這是值得全國人民慶幸的。
可這些年來，也有那么一些官員，他們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之下，在權欲極度膨脹的情況之下，在強烈的發財欲望沖擊之下，把這一宗旨當成升官的階梯，當成一種光環，當成一枝玫瑰，換取自己的權財。而骨子里他們早已把為人民服務扔到爪洼國里去了。這樣的官員實際上已成了這一宗旨的叛徒，是“口言善，而身行惡”的黨棍。因為他們所行所言的一切，都是圍著自己轉的，所以人民群眾在他們的眼里，在他們的心里的地位早已發生了變化。集中說來，一些官員待民心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蔑視心態。老百姓們在一些官員的眼里，就象當年的陳伯達所說的那樣，是“小小的老百姓”，而他們自己則是大大的官員。在他們的眼里，你們百姓算什么，自古至今都是為官員服務的。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這樣的百姓才是好百姓，才是良民，你們怎敢與官斗呢，怎敢逆官員的意見而動呢？當官的哪個沒權、哪個不富、哪個不狠，既然你們的祖宗沒有傳下讓你們當官的基因，你們就乖乖地當你的老百姓好了，你們之所以是老百姓，是因為你們智商低，沒有當官的料；是因為你們情商低，不能讓更多的女人拜倒在你的腳下；是因為你們的財商低，不能以種種卑劣的手段去撈錢；是因為你們交商低，不能傍上更大的官，因此不能買來官，沒有官也就不能發財了。看一下當前的社會，一些官員在百姓面前不都是趾高氣揚，不都是雙眼朝天，不都是指手劃腳，不都是官腔官調嗎？在這樣的官員心目中，百姓永遠是螻蟻，是奴仆，如果有了這樣的心態，還會有對百姓的笑臉嗎？
二是仇視心態。一些官員因百姓們敢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敢于對他們的劣正提出反對意見，因此他們對百姓充滿了仇視。把百姓當成他們仕途上的絆腳石與障礙。如果敢于反抗他們旨意，他們就會發出指令，對敢于上訪鬧事的群眾“依法從嚴懲處”，并且象萬載縣委書記陳曉平那樣規定，一次訓誡、二次拘留，三次勞教。在全國不知有多少官員因對百姓的仇視，演變成了對百姓的壓制、打擊、懲罰。對一些官員來說，是只許州官放火，而不話百姓點燈的。一些官員成天琢磨的不是怎樣讓老百姓們富起來，而是如何對付老百姓，如何讓他們閉嘴，如何讓他們說好。正是官員對百姓的仇視心態，才導致了他們信任的危機。
三是敵視心態。現在一些地方的官民關系，已經演變成了敵我關系。官員們為了當前的政績，未來的升遷，不惜一切手段地折騰，不顧國家大局地坑國害民。他們的為官箴言就是“寧讓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為了自己，農民的土地，他們可以暴力強征；農民的房屋，他們可以暴力強拆；農民的錢財，他們可以巧豪奪；農民的合法權益，他們可以隨意剝奪。他們以自己的暴行，逼得百姓們或自焚、或服毒、或跳江、或遠逃。在這種情況之下，百姓還會把他們當成公仆、當成父母官嗎？一些地方的官民沖突，不就是在這種敵對狀態發展的結果嗎？中國的老百姓們是全世界最好的百姓，他們最能忍受，可現在的一些官員呢，是不是可心說是世界上最壞的官員？他們總抱怨百姓難治，為什么不問一問，百姓為什么難治？難道讓百姓把自己的房屋任官員們去拆，自己的土地任官員們去征，才算好治嗎？
四是奴隸主心態。一些官員簡直把自己當成了奴隸主。特別是當他們主政一方之時，于他們來說，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土，率土之濱莫非我民。”把百姓們當成奴隸，而把自己則當成了奴隸主。他們對百姓的態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發展大計，不聽民聲，不納已言，把百姓當成愚氓，把自己當成諸葛亮。視百姓的苦難為兒戲，視百姓的冤屈如應當。當百姓受辱負屈之后，他們不是通過權力或法律為百姓扶危解困，而是與百姓玩“躲貓貓”的游戲，使百姓冤不得伸，仇不得報。有的甚至與富豪、惡劣們相勾結，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甚至讓百姓含冤入獄甚至枉死于貪官污吏之手。制造了不知多少人間冤獄。
五是救世主心態。不少官員當他管轄地方的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之后，便把自己當成救世主與賜恩者，動輒就是“如果不是我的領導，你們怎能過上今天的日子；不是我的領導你們怎能住上高樓；不是我的領導你們怎能走在寬敞的大道上。”百姓一旦不買他們的帳，就罵百姓“不講道德，不講良心，不講仁義。”似乎百姓只有跪倒在他們腳下，天天為他們磕頭燒香才算是對他們的尊敬。這樣的官員，逢年過節，也會到敬老院或貧困之家拿點油米之類的東西去作作秀，你看他們挺胸凸肚，哼哼嘰嘰，又是噓寒，又是問暖，把自己當成賜富于民的天使與圣人。在日常生活之中，這種現象我們看的還少嗎？
正是一些官員的上述心態，才造成了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的激化，才導致了官民之間關系由魚水關系向油水關系乃到水火關系的演變，使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如干柴，一有機會便會燃起沖天大火，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如果官員們不改變他們對民的心態，他們在任的日子也絕對好過不了，不相信的話，請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