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3日訊】第二章 移民淚

6、風沙月牙湖

1956年農曆8月13日，國內各大媒體都刊登了一則《三門峽水庫區農民開始遷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

“11日，陝西境內三門峽水庫區500多名農民乘汽車從西安出發向甘肅省銀川地區（註：1928年，以原甘肅省寧夏道八縣等地置寧夏省，1954年寧夏並入甘肅省。1958年，又以甘肅的銀川、吳忠兩市及銀川專區和固原、吳忠兩回族自治州建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駐地，根據移民們的習慣，書中統稱他們的遷移地為寧夏）遷移。三門峽水庫工程佔地二百多萬畝，其中大部分在陝西境內。水庫區內的陝西農民們為了支援這一偉大工程的順利進行，都決心響應政府號召，從今年開始分批遷移。第一批移民中都是青壯年和農業社骨幹，其中有很多人是黨員和青年團員。他們將先在銀川專區的安置區修建房舍，開墾荒地，為將來全家、全社、全村的遷移創造條件……”

消息強調：“國家將在安置地區分配給移民土地，併發給墾荒補助費。在安置區修建房屋時，國家將在材料、設計技術方面給予協助，以充分保證移民生活不低於現在的水平。現在，陝西省人民委員會購備的移民蓋房用的六萬多根木椽，已經運到銀川安置區。首批移民蓋房、開荒需用的一百多頭牲畜，五十多輛大車和三千多件雙犁雙鏵犁等農具，也由國家負責提前運往安置區……”

消息還說，在最近十天左右，還有4000多人也將分批出發。這500人是先遣隊中的第一批。

500多先遣隊員像汩汩溪流，從潼關、朝邑、大荔、華陰四縣的村村社社匯向華陰的岳廟，然後，流向西邊120餘公里的省城西安，再經永敘、平梁、古源到達寧夏……

“西瀉”的隊伍中，朝邑縣豫安鄉豫安村大隊長（村主任）魏來玉帶領的35名先遣隊員也許是最風光的一個“方陣”了。為了顯示“關中白菜心”的氣派，村裡安排各生產隊籌款，由村裡統一給先遣隊員們各添置了兩套棉衣、兩套單衣、兩床棉被，連碗筷茶杯也一應俱全。在他們的衣服上，還統一用紅布白字製作了“三門峽庫區移民先遣隊”的胸章——這使先遣隊員們很自然地把自己同幾年前抗美援朝的志願軍的裝束聯想起來，自豪之情不覺油然而生。

馬連保是這個“方陣”中最顯眼的一個——高平頭，棗紅色的臉膛，努力做出的嚴肅表情和揮抹不去的稚氣同時集中在這個剛過完18歲生日的年輕人的臉上。這個沒有多少文化卻喜歡用在識字班學來的知識攻讀史書和背誦唐詩宋詞的年輕人家境不錯，在他18歲生日那天，有人上門提親，但他不願把自己固定在“家”這個 “牢籠”裡，他還想盡情地享受青春生活，在青春年少之時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聽到三門峽水庫庫區向寧夏移民的消息後，馬連保興奮得夜不能寐——這倒不完全是因為馬連保覺得自己找到了脫離家的“牢籠”的機會，也並非他覺得自己這個共青團員在開發黃河水利這一國家大事中負有甚麼神聖的責任，最主要的是他對遙遠的寧夏充滿了幻想和好奇，尤其是聽說自己所在的朝邑縣豫安村要遷移到陶樂月牙湖，他更是樂不可支，因為他聽去寧夏考察的人回來講，離陶樂不遠，就是內蒙古毛烏素大沙漠。當時他就在想：到了月牙湖，就可以天天看到“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塞外景色了，那可是自己無數次在古詩中早就熟悉和神往的景色！到了那裏，不僅可以親近祖國西北邊關那片神奇的土地，了卻自己多年來的夢想，還可以在把自己融入唐宋詩篇那種境界的同時，在寧夏給自己和家人建設起新的家園，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於是，他以報效祖國建設的忠心和古人征戰沙場的那般勇氣加入到了先遣隊的行列。

15日，馬連保一行到達銀川。歡迎的場面十分熱烈。寧夏的報紙在第二天報導說：銀川地區下著濛濛細雨，但沿途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像迎接親人一樣地夾道歡迎這些新來的居民。移民們下車後，歡迎者都擁上前去，把塞上江南的時鮮蘋果和梨、桃塞到他們的衣袋裡。歡迎者和移民們還高興地攜起手來一道歡呼。銀川專區的黨、政領導人這天也前去歡迎移民，並且到住地向移民進行了慰問。

報紙還說，這批移民未到之前，當地黨政機關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早已為移民安排了新居，準備了糧食、蔬菜、傢俱、煤炭等，當地農民還騰出房子800間讓移民居住，並幫助移民開墾好了種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當地農民這種熱情溫暖的照顧，都表示要一邊生產，一邊安家，儘快建立起新的生活。同時，供銷部門也加強了對移民的冬季供應工作，在移民集中地區設立了分銷店，準備了充分的糧食、燃料、菜蔬和日用品……

幾十年後，記者找到那一批進入銀川地區的數位先遣隊員印證“當地黨政機關早就已為移民安排了新居，當地農民還騰出房子800間讓移民居住，並幫助移民開墾好了種蔬菜的土地”等情節時，有人一聽就罵報紙“盡說瞎話騙人！”

據馬連保回憶，先遣隊當天從銀川直奔陶樂，根據安排，先遣隊要在陶樂縣城休息一天。趁此機會，他溜了出去，四處打探新居情況和周邊的人文地理。馬連保說： “我沒有打聽到新居的情況，更沒有看到800間房子和種蔬菜的土地。”停了停，他補充說：“在當地人那裏，我倒是聽到了一個個浪漫而又美好的傳說。”

美妙或者美好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個傳說，都容易入腦入心，令人唸唸不忘。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曾抱著要親近祖國西北邊關那片神奇土地的夢想前去寧夏的馬連保，如今對自己當年聽到的那些浪漫而又美好的傳說依舊記憶猶新。

他邊比劃著邊告訴記者：陶樂西臨黃河，構成了一個南北長東西窄的狹長地域，從版圖上看，那個狹長地域似一條長長的羊毛口袋，有人形象地將其比喻為繫在黃河老人腰上的酒葫蘆，當地人還煞有其事地說，黃河老人喝了葫蘆裡的酒，醉了，走起路來就扭秧歌似的一擺三搖，硬是把黃河搖擺成九百九十道彎。

馬連保說：從人們的介紹中，我還了解到，中古和遠古時期，陶樂是北方少數民族遊牧之地，古稱胡地，明代定名“套虜”，含有貶意，清初改為“陶樂”。秦統一中國後，就在縣境內修筑軍事城障——“渾懷障”。漢晉時，渾懷障仍為軍事要地。明代在其南部修筑東長城和行堤後，大部境地劃在長城之北，稱為邊外地。此後成為蒙古族遊牧地。清朝光緒年間，在伊盟地區推行“放荒招墾”政策，陶樂許多地方得以開發。1921年，馬鴻賓在今高仁鎮的上下營盤一帶相繼招墾﹔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聯盟反蔣失敗後控制綏遠，相繼辦軍墾，招民聚居此地。此時，鄰省區的佳縣、榆林、東勝、神木等地受災，大批農民移居此地墾荒，平羅、賀蘭的不少農民也移居此地。

陶樂既是移民墾荒之地，許多地名便帶有濃郁的移民墾荒色彩。對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馬連保如數家珍，他說：高仁鎮是因一個名叫高仁的一戶人家最先在此地定居，因此，此地先叫高家疙瘩，後改為高仁鎮。白家臺子最先由白姓人家居此。六頃地先是以土地面積起名，又因**最早於此落戶，後人也稱“六頃地”或“** 的地”，後統稱六頃地。

開發出六頃地，建起的村莊便叫做“六頃地”。後來，以馬太為首的一夥人又在六頃地以北開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村莊，由於村旁有河溝，村莊便稱為“馬太溝”。

然而，每逢黃河漲水，河岸常常大片大片地陷落，成片的莊稼地被河水捲走，人們哭喊連天：“不好了，不好了，河岸被河水淘落了”。“淘落了！淘落了……”

河岸淘落，高仁寢食不安。他採用草、土、石頭三結合壘筑碼頭引水的辦法治理了“淘落”。之後，他又引導村民從黃河上游開口，挖出了一條縱貫南北的水渠。治理了“淘落”危害，又有水澆灌土地，這一帶成了富裕之地。然而，“淘落”的陰影一直籠罩著百姓的心。這天，他把大家召集起來說：“『淘落』害苦了我們，但把這兩個字稍稍改動一下，意思就全變了。『淘』取掉三點水放耳旁，就成了樂陶陶的『陶』，『落』同樂諧音，把『落』改成『樂』，『淘落』就變成了『陶樂』 了。”大家齊聲叫好。從此，黃河東岸的地盤就叫陶樂。

當時，這些美好的傳說使馬連保堅信：陶樂和月牙湖一定是個好地方。

16日午後兩點，到達月牙湖後苦水井附近的安置點時，馬連保和先遣隊的小夥子們全傻眼了：這就是那個有著月牙湖美名的地方嗎？

沒有報紙上所說的“當地黨政機關為移民安排的新居”，看不見當地農民為移民騰出的800間房子，更沒有當地人“幫助移民開墾好的種蔬菜的土地”！

位於陶樂縣城南25公里處月牙湖，東與內蒙古鄂爾多斯臺地接壤，北臨毛烏素沙漠。古黃河在這裡原是成一條幅度非常小的曲線由南向北流去，但數千年來，黃河多次改道，不斷吞噬河西的土地，呈橢圓形地繞西向北，在20多公里外才與老黃河岸匯合。

改道後沖積的灘地與原來的老黃河岸形成了方圓數十公里的月牙狀。在這塊狀若月牙的荒灘上，大多是不值錢的沙子和拳頭大小的石塊，唯有瀟瀟秋色的荒草叢中，那秦時古長城的殘垣斷壁和五里一個的大墩臺似乎還在風沙中演繹著一個古國的興衰榮辱，向後來者訴說一段久遠的歷史……

東北方向光禿禿一片，大沙包一個接一個，一層連一層，一眼望不到邊的沙海，黃澄澄的沙灣像大海裡層層疊疊的波瀾。茫茫沙原上，看不見一個人，看不見一只鳥，甚至看不見一棵樹——即使偶爾看見一棵沙棗樹，也一定是被沙埋掉了大半個樹身，沙棗樹周圍那些稀稀疏疏的蘆薈、金琥和刺人的駱駝草奄奄一息地癱軟在燥熱的沙漠裡。

站在高處的沙包上，先遣隊員們倉惶地向西望去，遠處，黃河朝西北方向匆匆而去，“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淒美景色伴著一股熱氣騰騰的蒸汽在黃河的上空猛烈地升騰。在這股熱浪的波及下，先遣隊員們猶如置身蒸籠，不但大汗淋漓，而且呼吸困難。

更讓先遣隊員們不解和失望的是，月牙湖上非但無湖，連個找口水喝的井或池塘都沒有。十幾公里外倒是有一個村子有水，但那水也如這個叫苦水井村的名字一樣，水質又苦又澀，根本無法食用。

這片沙漠邊緣地帶，因為缺少一種構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水,使得這裡成了沒有生命的世界，一切都顯得那樣毫無生機。靠西南倒是有一些植被，但那些半人高的茅草，在這夏末初秋時節便已枯黃衰敗，把秋的蕭殺氣氛過早籠罩在這塊荒涼的不毛之地。

這樣的地方也配月牙湖這樣美好的名字？

置身此地，一種受人欺騙後的憤怒和被拋棄的孤獨及恐懼一下籠罩了先遣隊員們，幾十號小夥子神色驚惶地打量著周圍，繼而垂頭喪氣地蹲在地上。接著，有人哭泣。先是幾個人低聲抽泣，這抽泣立即傳染了更多的人，聳著肩頭的抽泣很快變成一片由低到高的嗚鳴，最後，大多數人都失聲痛哭起來。

哭聲中，有人呼天搶地地高聲罵了起來：“他媽賣×，不是說這邊每人都能分到十多畝良田嗎？良田在哪裏呀！”

“狗日的，還說可以抽黃河水澆地，哪有他娘的黃河水？”

“遭千刀的鄉幹部把我們騙到這種鬼地方來，今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呀……”

馬連保沒有哭也沒有罵——他相信，要是鄉長、書記們知道了這些破口大罵中的任何一句，準得扒了這些落後分子的皮。更重要的是，馬連保覺得，共青團員是黨的助手，不能把自己混同一個普通老百姓，不能無組織無紀律地去罵政府罵上級領導——但他又覺得上級領導以欺騙的方法把村民弄到這種風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漠裡來也太缺德、太無人性了，今後，在這種既無地又無水的地方，叫人怎麼生產？又怎麼建設新家園？關中的父老鄉親們都遷來後又怎樣生存……

他感到一陣絕望和憤怒。對“上邊”敬畏和怨恨的矛盾心情使馬連保只能保持沉默，他呆呆地望著無際的大沙漠發愁。此刻，正是黃昏，火紅的夕陽已向浩瀚的大沙漠慢慢墜落，它的余輝將整個毛烏素沙漠染成了鮮血一樣的顏色，在把一種淒美呈現給人們的同時，也把不祥的預感留給了這群來自關中的不速之客。後來，馬連保回憶說：當時，我心裡充滿了淒涼恐怖，不停地追問：老天啊，你是在暗示我們將血染這片沙漠嗎……

一直蹲在一旁默默無語的大隊長魏來玉終於在面前的石塊上磕掉煙斗裡抽剩的土煙，站起身大聲制止了：“哭夠罵夠沒有？哭夠了罵夠了就趕快來同我一起弄住的地方，否則，晚上只能住露天了！”

前來帶路的當地人也搭訕說：“住露天可不鬧著玩的，我們這裡的氣候是早穿棉襖午穿紗，晚上抱著火爐啃西瓜。能把人凍成冰棍……”

馬連保等幾個怕“被東成冰棍”的小夥子跟著大隊長魏來玉干了起來，其餘先遣隊員也無可奈何地停止了哭罵，無精打採地一起建造住房。

住房是就地取材，當地政府已僱人在沙灘上挖了兩個寬3米，深1.6，長10多米的大坑，魏來玉等幾十號人在土坑的上方再鋪上木棍雜草填上土，他們的“地下宮殿”就算造好了。

1956年農曆8月25日的黨報說“今年就修建了3400間房屋，這批房屋是按照陝西農民的習慣以一戶一院修建的，窗戶上還嵌著明亮的玻璃”，但事實是，那個時期赴寧夏八個縣建設新家園的74個安置點上的先遣隊大多住在魏來玉他們建造的那種“地下宮殿”裡。接著，以此為根據地，再打磚建房。只有到馬太溝**農場的先遣隊才“有幸”住上犯人們遷走後遺棄的窯洞。後來，大量關中移民遷移到此地後，一個長5米，寬3米的窯洞裡，中間拉上帘子，常常住兩到三家。雖然擠些，但同“地下宮殿”比，也算有天上人間的區別了。首先，那“地下宮殿”在採光、透氣、防潮等方面都不能與地面的窯洞同日而語﹔其次是心理作用：住慣了獨家大院的關中移民住在“地下宮殿”裡，他們總有“沒死就被埋進了墳墓裡”的感覺。

最糟糕的是1956年農曆8月16日的那個傍晚，馬連保等三十多個先遣隊員還沒來得及入住他們的新居，那些白天躲在草叢、石縫中忍受了一天酷熱之苦的蚊虫紛紛迫不及待地從四面八方嗡嗡地歡叫著擁入了充滿涼意的“地下宮殿”。這些“非法入侵”他人住所的家夥逮住誰就叮誰，幾個在“宮殿”附近方便的先遣隊員也被其毫不客氣地順便在屁股上叮了幾口——那些比綠頭蒼蠅還大的長腳蚊虫不僅十分厲害而且毒性極大，經它們一叮，先遣隊員們的臉上手上屁股上馬上隆起了一個個的大紅包，奇痒難忍。

這陣勢嚇得先遣隊員們抓起行裝趕緊從“地下宮殿”裡落荒而逃，一邊拍打攻擊他們的蚊虫，一邊發愁。“媽呀！別說幹活，連這蚊虫也對付不了，怎麼辦？”

一夥人正腳慌手亂地對付蚊虫，突然傳來隆隆的雷聲。大家十分奇怪：太陽還懸在天邊，怎麼打起雷來了？前來帶路的當地人驚慌地邊推大家邊高聲道：“快進坑道裡避避，大風來了！”

剛撤進“地下宮殿”，趴在“宮殿”門口的馬連保等人發現：剛才還霞光萬道的天空突然烏天黑地，風聲大作，黃沙漫卷，一個個的大旋風鋪天蓋地而來，把沙包拋上天，再扔下地。道路消失了，眼前的那些茅草、沙包消失了，整個月牙湖變得一片混沌。“地下宮殿”也風沙瀰漫，伸手不見五指。接受採訪時，馬連保告訴記者：那場劈頭蓋臉而來的風暴真像唐朝一首詩寫的那樣，大如斗的石頭被吹得滿地亂跑。

記者問，是岑參的“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

馬連保一拍手道：就是！就是！我的個娘耶，那風真是挂的個邪乎……

不知過了多久，那場令馬連保記憶到如今的風沙終於小了下來。“地下宮殿”裡立即恢復悶熱，那些瘋狂的蚊虫也馬上囂張起來，叮得大家連蹦帶跳地逃出“地下宮殿”。

大風過後，一片狼籍。剛才逃進“地下宮殿”時沒來得及拿走的行裝不知被刮到了甚麼地方﹔鐵鏟、撮箕等工具翻著“觔斗”早飄然而去﹔一段“地下宮殿”被掀開，頂蓋上的木料“跑”到老遠的荒灘上戳著，茅草則高高地飄蕩在混沌的天空中再慢悠悠地落下……

大家邊拍打身上的塵土邊問：剛才還晴得好好的，怎麼說打雷就打雷？當地人告訴驚魂未定的先遣隊員：“剛才那雷聲是從沙包發出的，我們叫『沙響』。出現這種響聲你就得小心了，這種風暴能把一個沙包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說到這裡，當地人問：“你們看看，周圍的沙包有甚麼變化嗎？”

馬連保等人一看不由嚇了一跳：沙包都“搬家”了，有一個還“搬”到了“地下宮殿”五六米的地方！

有人驚叫：天呀！它如果“搬”到房頂，我們不就被活埋了嗎！

當地人答道：在這裡，風沙埋人是經常的。

當地人的話決非危言聳聽。後來，在馬連保所在的先遣隊集體逃亡的那個毛烏素沙漠裡，就常有逃亡移民被風沙埋葬的事情發生。馬連保所在的先遣隊集體逃亡一年後，月牙湖邊也發生了好幾起風沙埋人的事。華陰南洛鄉郗賢基的嬸娘李枚去看她的女兒時突然失蹤。村幹部楊鳳山帶人四處搜尋。那天，搜尋到月牙湖邊突遇大風，一夥人連忙躲在一沙包後避風。風過沙停，眼前的情景把楊鳳山等人驚得目瞪口呆：躲風的沙包被捲走了，就在原沙包的位置露出了一顆睜著恐懼雙眼的腦袋，大家上前一看，原來正是他們搜尋的李枚……

吞沒移民性命的沙“魔”從毛烏素沙漠越來越近地逼向安置區。原華陰縣文王鄉文王村王火堯（返陝後被安置在白水縣馮雷鎮白堡村至今）的父親就是在離住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喪命的。

王火堯回憶說：1956年，我的父親王甲瑞帶我們全家遷移到了寧夏陶樂縣。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產隊食堂的管理員派我父親到野外沙丘給食堂砍柴。當時天氣晴朗，非常悶熱，社員們都穿著單衣在地裡幹活。可是，到了下午3點，突然烏雲翻滾，狂風大作，沙塵飛揚，到處一片昏暗，氣溫驟然降到了零下，凍得直打哆嗦的人們連忙往回跑。

我們著急地等待父親回家。到了傍晚，風停雲散，但我的父親仍未回家。全村社員便帶著手電、馬燈，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處尋找，一直找到半夜，也沒見到他老人家。

第二天早上，人們接著在沙漠中尋找。後來，一個放羊人告訴我們：剛才他的牧羊犬在前邊一個沙丘旁狂叫了一陣，那裏可能有甚麼情況。大家跑過去一看，果然見到了我的父親。只見他凍得僵硬的屍體蜷縮著，頭還埋在沙中，雙手卻張開著露在外面，可見他死前的掙扎和恐懼……

7、絕地大逃亡

風沙過後，馬連保等先遣隊員圍著那個前來幫忙的當地人不斷地問東問西，有人問：這樣的風常刮嗎？

當地人說：“我們陶樂縣風少，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他本想開句玩笑來減緩一下大家緊張的情緒，不想，這句玩笑卻直接誘發了這次逃亡事件。有人聽後馬上嘀咕：長年纍月地刮這種風，被活埋是早晚的事！

被蚊虫叮得滿身是包的人附和：“不被沙子活埋，也會被蚊虫咬死！”

“娘的，與其死在它鄉當孤魂野鬼，不如把這把骨頭扔到老家的土裡！”這句極富煽動性的“心裡話”像火星掉進了一堆乾柴之中，馬上呼啦啦地點燃了所有先遣隊員心中思鄉的烈火。

“媽的，甚麼先遣隊，我們是被人騙到這裡來送死了！”

“哼，還他媽的甚麼安置地的生活絕對不會低於原有水準，這熊樣，能和我們關中比嗎？”

“讓他媽的建設新家園見鬼去吧！”

“走，回陝西去！”

“走，不受他們的欺騙……”

用謊言編織的“塞外江南”的“道具”在1956年農曆8月16日那個悶熱的下午被大漠風沙和蚊虫徹底撕破。謊言被戳穿後，先遣隊“兵敗如山倒”。

先是一個叫馬少堂的退伍軍人背著魏來玉在幾個先遣隊員中嘀咕了一陣，接著，幾個先遣隊員分別又到更多的先遣隊員中悄聲商量著甚麼。當大隊長魏來玉發現苗頭不對勁時，大家已從“地下宮殿”把行李拎出來，拍打掉塵土後背在了身上……

傍晚時分，一支由關中開赴銀川地區月牙湖“建設新家園”的先遣隊在到達安置地4小時不到便徹底土崩瓦解——35人中有33人決定自行返回陝西。三門峽移民史上的第一個集體大逃亡開始了。

這次逃亡顯然太倉促，臨到出發前，才有人突然問：“我們該怎樣走？”

這支無頭蒼蠅一樣的隊伍這才想起，“是呀，該從哪裏走呢？”馬少堂拿出一張地圖給大家比劃說：“走來時的路，車站不會賣給我們車票，一路上還有人攔堵逃跑的先遣隊員，這條路肯定走不通。我們陝西在東南方向，要回去只有一條路：穿過陶樂北邊方圓500多公里的毛烏素沙漠，轉道山西，再進入陝西……”

馬少堂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對，穿越沙漠回陝西！”

馬少堂說：走沙漠可不是鬧著玩的，要多作準備。接下來，大家便開始分頭準備電筒、傘、水。

就要出發了，見馬連保仍楞在那裏，同隊的楊來喜催道：“連保，還猶豫啥？趕緊準備走吧。”

傍晚那場風暴的驚嚇和身邊那些趕不走打不完的蚊虫本來也動搖了馬連保“扎根寧夏建設新家園”的決心，但大家真的嚷嚷著要回陝西時他仍嚇了一跳，“我們都是黨團員，我們是華陰派來的先遣隊員，怎能說走就走？”

楊來喜朝他吼道：“不願走就留下等死吧！”

三十多號人都背上行裝出發了，魏來玉仍一聲不響地蹲在地上，埋著頭吧嗒吧嗒地抽著土煙，好像眼前發生的集體逃亡與他這個**黨員幹部，與他這個帶隊的大隊長毫無關係一樣。

此時，最著急的當數馬連保。這個大隊長唯一的同盟軍真想衝上去揪住他追問：“你為甚麼不阻攔？你還記得自己的責任嗎？大家都逃了你難道就不怕鄉里處分你！”但魏來玉的麻木不仁和無動於衷使恨其瀆職、怒其不作為的馬連保失去了追問的勇氣。一旦沒有了膽氣和勇氣，馬連保要堅守月牙湖的思想防線也就徹底崩潰了。他抓起行李朝已經上路的逃亡者們追去，“等等我！”

魏來玉的最後一個同盟者“反水”了。

一夥逃亡者剛走出不遠，突然聽到身後傳來魏來玉嚴厲的吼聲，“都給我站住！”

逃亡者們嚇了一跳，以為大隊長要阻止了，大家暗暗攥緊拳頭，準備給他一個迎頭痛擊。但回頭一看，只見魏來玉扛著一袋麵粉拿著三個洗臉盆飛快追上來邊塞給逃亡者邊說：“不帶上吃的和煮飯的東西，想餓死在沙漠中嗎？”接著，他把一包火柴塞給馬少堂並吩咐，“你要帶好他們，沙漠裡不要走散了，大家要相互照應！” 說完，背過身去揮揮手，聲音哽咽地說：“走，快走！”

大隊長的舉動使得逃亡者們不知所措，一行人站在呼呼的風沙裡默不作聲，過了很久，馬少堂才吶吶地說：“大隊長，我們，我們一起逃吧！”

其他人也附和道：“大隊長，走吧，何必在這裡送死！”

“大隊長，走吧，家裏還有老婆孩子呢……”

一直背過身的魏來玉猛地轉過身時，一行熱淚已奪眶而出，他猛地一揮手，聲嘶力竭地吼道：“滾！滾！都他媽的快滾！”

一群逃亡者像受驚的兔子一樣連滾帶爬地逃走了，把孤獨的魏來玉留在了茫茫的大漠裡……

後來，在追查這次逃亡事件時，魏來玉沒有推卸責任，他在交代中寫道：“我不想讓大家遭罪送死，因為他們還年輕。”

然而，當時，年輕的逃亡者們並沒有誰去揣摩魏大隊長給他們放行的動機，更沒預料到大隊長給他們的麵粉和臉盆在進入絕境之時挽救了他們的性命。

當晚，藉著明亮的月光，34名先遣隊員像一群漏網之魚，一進入沙漠就是一陣狂奔猛跑。馬連保告訴記者：“我當時的感覺是終於脫離苦海了，心裡老背誦著『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將還』之類的詩句”。

進入沙漠後，馬少堂用在部隊強行軍的經驗對手下的三十多位同伴宣佈了這樣的計劃：用一天一晚的時間跑完近300公里的路程，這樣，就可以穿過500公里毛烏素沙漠的中心地帶，在第三天早上到達有人放牧的沙漠北部。這位復員軍人的紙上談兵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他用訓練有素的部隊戰士的標準來要求這群經數日車馬勞頓之苦後已疲憊不堪的逃亡者﹔二是他把陸地行軍的速度搬到了處處都暗伏著凶險危機的沙漠之中。

且不說人非機器，不可能保持每小時13公里的速度，也不說這群生存環境優越的關中人沒有行軍經驗，單是沙漠裡行走的艱難就很快使這群關中逃兵潰不成軍。馬連保回憶說：“沙漠無路，腳下如雪地一樣鬆軟，踩下去卻又極難拔出，行走時最忌諱疾走快跑——那樣，不僅不能達到快速的目的，而且還會很快耗盡體力。”

果然，跑了不到兩小時，一夥人便汗流浹背，渾身發軟。於是，他們開始扔東西。先扔被蓋，再扔棉衣，最後，全都扔得只剩下一件襯衣和一條單庫，有的甚至只穿一個背心。扔掉行李雖輕鬆了許多，可走一段後乏力的雙腿又邁不動了，大家便停下來歇息。剛坐下，問題又來了——晚上，沙漠的氣溫急速下降，扔掉了衣服被蓋的馬連保等人很快被凍得瑟瑟發抖。在寒冷的黑龍江當過兵的馬少堂趕緊叫醒剛坐下就呼呼入睡的同伴，“起來！起來！不能睡。這樣會出事的！”大家睡眼惺忪地爬起來，被馬少堂連吼帶趕地逼上了飢寒交迫和困頓不堪的行程。連續不斷地行走使得一行人越發疲憊，步子越來越沉重，速度自然也就越來越慢，但他們不敢停下來，更不敢坐下或躺下。從馬少堂那些駭人聽聞的呵斥中，大家知道，坐下或躺下也許就再也爬不起來了。於是只好咬緊牙繼續朝前走，直走得像醉漢一樣東歪西倒，跌跌撞撞……

越到後來情況越嚴重——原計劃所帶的水要喝三天，但從未經受過白日沙漠高溫灼烤的關中人不到第二天中午就將所有的水喝得一口不剩。置身於午後烈日炎炎之下，像把人放進蒸籠蒸後又放在烈火上烤，汗水被高溫“擠”出體內又很快被烤乾，喉嚨裡生火冒煙，腦袋發昏，腳下的沙子燙得人生痛，週身好像要被點燃似的。無水的熬煎逼得逃亡者們不得不喝自己拉出的尿，到後來，已無尿可拉了，乾渴則更加殘酷地折磨著先遣隊員，死亡的的陰影乘機悄悄向逃亡者們逼來。

還是頭天中午吃過飯，經過十六七小時的行走，逃亡者們腹內早已飢腸轆轆，唯一可吃的東西只有臨行前魏大隊長送的那袋麵粉，可眼下無水無柴，只能望面止餓了。直到下午三點，大家才遇到了一塊有草的地方，一夥人忙躥過去尋找些已經乾枯的野菜放進嘴裡嚼後吞下。掙紮著走到傍晚，飢渴交加的逃亡者們再也無力前行了，三十多人接二連三地全部栽倒在地。

馬連保在回憶到這一情節時曾苦笑著告訴記者：“那一刻，大家都被死亡的陰霾籠罩著，我都甚至感到自己已進入了地獄之門，明明才傍晚時分，可我眼前卻是一片漆黑，耳邊老鳴響著恐怖的烏哇烏哇的聲音……”

人陷入絕境的時候也是求生欲望最強烈的時候。絕望中，馬連保、馬少堂和楊來喜、王加軒四個年輕人相互攙扶著站了起來，他們一邊拽扯一邊用沙啞而微弱的聲音呼喊同伴們，“大家站……起來，我們不能死，要……堅持，要回家！”

可餘下的三十人再也站不起來了。有人用無力的手扯住站起來的人，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告訴同伴，“你們走吧，我們……不行了，就死在這裡算了！”

“回去……告訴家鄉的人……千萬別上當……到寧夏了……”

那個在家裏被父母當作心肝寶貝的李成根想得更遠，“告訴我爸爸媽媽……不要來……找我的屍體了，逢年過節，朝……這個方向……燒把紙……就行了！”

四個拽扯不動同伴的年輕人想哭，但他們已流不出眼淚，只有咧著嘴乾嚎。人性的本能和患難與共的情誼使他們對倒下的同伴難離難棄。危難中，他們只有一個頑強的念頭：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受過部隊野外生存訓練的馬少堂預感到，這一帶既然有草就可能有水，只要找到水，大家就有救了。

四人連走帶爬地又前行了三四里地，轉機終於出現了：一塊低窪的地方有水！馬連保等四人如遇救星般地扑了上去，趴下便咕嚕咕嚕地喝了起來。喝了一陣，馬連保等人覺得不對：那水又苦又澀又咸。咂著嘴稍作品味，大家判斷：是鹽鹼水！

飢渴的腸胃適應不了鹽鹼水，馬連保等四人很快就哇哇地吐了起來，直吐得胃冒苦水，五臟六腑都像被揪在了一起。但為了活命，吐過後，四個小夥子又趴在水塘邊喝了起來，喝完又吐，吐完又喝。這樣反反覆覆吐了七八次，大家終於不吐了，身上也有勁了。小夥子們欣喜若狂，端起三盆水就朝同伴們倒下的地方跑去。

三盆鹽鹼水救活了三十個已進入昏迷狀態的先遣隊員。傍晚時分，一行人趕到那個鹽鹼水塘邊，煮了三盆麵糊喝下。天快黑時，又突然下了一場大雨，雨水一淋，大家立即感到涼爽了許多。進入沙漠後，一夥人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有人歡呼：“我們活出來了！”“我們可以活著回家了！”

稍事休息，馬少堂又催促大家出發了。他知道，眼下，並沒有真正脫離險境，這群逃亡者在體力和精神上的復甦只是暫時的。前面的路仍然是茫茫沙漠，依然潛伏著數不清的困苦凶險，要擺脫這塊凶險之地，就要利用同伴們剛得以恢復的體力和精神面貌繼續前進，否則，大家那剛剛復甦的體力和精神狀態就會成為被沙漠吞噬前的“迴光返照”……

第三天下午，馬連保等人終於遇到了放牧駱駝的人和清甜的水源——這夥逃亡者雖比原計劃晚大半天到達沙漠北部，但整個隊伍無損兵折將的情況，這在所有穿越毛烏素沙漠的移民逃亡史上，也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了。

當天晚上，死裡逃生的逃亡者們借放牧人的大鍋，將那袋餘下的麵粉就著野菜煮出了可口的晚餐，飯飽水足後，大家又美美地睡了一覺，體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復。

第四天早上，34個彈盡糧絕的逃亡者終於走出了毛烏素沙漠。進入到花馬池縣後，馬少堂對大家說：“後邊的路程就只有靠討飯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討不到那麼多吃的，分開走吧。走山區，不要走交通線，更不要坐車，也許縣裡的幹部他們正張著網四處抓我們呢……”

馬少堂的決定顯然是正確的。在這段回家的路上，雖仍餓死了五人，但他分開逃亡的決定畢竟使大家免除了集體餓死的災難。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馬連保終於第一個回到了朝邑。當晚，在村、鄉幹部上門抓人時，他又成功逃脫，躲到山西芮城的一個磚廠打工。在馬連保後邊逃回的那些先遣隊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村、鄉幹部們“守株待兔”，逃亡者剛回家就一一全被抓獲送回寧夏陶樂。

8、“跳河無蓋，上吊給繩！”

馬連保最終也沒能“漏網”。他在山西打工三個月回家過年時被村幹部逮個正著。縣、鄉幹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媽的，甚麼共青團員？甚麼黨的助手！還帶頭逃跑！”

“開除你的團籍！”

“知不知道，你們開這個頭造成了多麼惡劣的影響和後果！”

影響的確惡劣——據朝邑縣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況”的報告稱：該縣首批遷寧夏陶樂縣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攔擋回260人外，101人現無下落﹔其餘439人，“有的情緒不安，時有回朝邑想法……”

這種惡劣的影響和後果不僅僅在於先遣隊員的逃亡，逃亡對三門峽庫區及隨後即將開展的大規模遷移產生的“不良影響”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陝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夢，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驅車幾千里，對三門峽庫區移民問題進行採訪後創作了中篇報告文學《黃河大移民》。她在文中這樣記述了先遣隊員從寧夏逃回時的情形：

“當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襤褸地出現在親人面前時，當他們聲淚俱下訴說著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討等等死裡逃生的悲慘經歷時，親人們放聲大哭，母親抱著兒子跑腫的腿，媳婦撫摩著丈夫磨破的腳掌，唏噓長嘆，潸然淚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縣魯安村其情形尤為悲涼，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們團團圍住，如同開群眾大會，村道上幾百名群眾不厭其煩地打聽著寧夏安置區的種種細節和逃跑的經歷，講的人邊講邊哭，聽的人邊聽邊哭，淚水淹沒了整個村莊，從中午一直持續到第二天雄雞啼明。受難的『英雄們』在接受父老鄉親一遍又一遍撫慰的同時，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險、晦暗的陰影投在了人們心中……”

第二天，幾輛大車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難者。風伯伯及相鄰的幾個村莊，社幹部經不住村民們的哭鬧，親自駕著大車，率領浩浩蕩蕩的車隊，遠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情況還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麼簡單。逃亡者歸來後的慘況已使庫區那好不容易才發動起來的令人歡欣鼓舞的局面毀於瞬間，逃亡者聲淚俱下的訴說更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毀著幹部們當初動員先遣隊遠遷西北高原時使用的宣傳“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機迅速在庫區瀰漫開了。對幹部充滿仇視的人們把氣都撒在了當初到寧夏考察後回來“謊報軍情”的鄉、村幹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頭兒，吵吵嚷嚷，氣勢洶洶地找到鄉、村幹部，唾沫四濺地亂罵：

“你們考察回來說寧夏這好那好，現在怎麼不是那個樣了？你們說的那些話是不是放屁？”

“你們這些傷天害理的家夥，把人騙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麼活呀？”

“騙子，你們坑死咱家娃了……”

挨了罵，幹部們還滿臉堆笑地給老人們賠不是——這不僅僅只是一個內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幹部們胸懷大度——他們的忍讓是有原因的：按照陝西省“從生產出發，照顧當地人民生產生活習慣，採取省內與省外，集體與分散相結合”的移民方針，庫區原計劃分兩期將28.7萬人遷出庫區。第一期從1956年至1960 年秋收前，將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遷移到寧夏，第二期從1960年到1961年底，將335米至338.5米高程內的移民遷移安置在省內。對於基層的幹部們來說，沒有甚麼事比動員這麼多人遷往它鄉更難了，也沒有甚麼事比說服移民搬遷更傷腦筋了——經從寧夏跑回來的先遣隊員們一鬧騰，再動員庫區村民遷走就更難了——畢竟，聲淚俱下的現身說法比任何漂亮的諾言和空洞的大道理都更有說服力。當初說假話騙人遷寧夏的事既然已經穿幫，後邊還得讓人家遷走，不對其客氣點行嗎？

不管幹部們如何客氣，如何耐心細緻地做思想工作，1957年秋天以後向寧夏移民的情況都仍然急轉直下——死活不願去寧夏的人們以躲藏、逃跑等手段相對抗。他們躲進山裡，藏到親戚家，即使“押送”上火車，中途又跳車往回跑。很多時候，“押送”移民的幹部還未回家，逃跑的人早就回到了庫區。

嚴峻的形勢使幹部們翻臉了——此後的移民，沒有了賠著笑臉的說服動員，沒有了送行時的歡聲笑語，沒有了鑼鼓喧天的相送場面。宣傳口號一下由“遷一家，保萬家”變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戶口遷走，把口糧賣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幹部和民兵如同圍獵一般驅趕著村民，民兵挨家挨戶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裡到移民親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幹部將移民押送到寧夏後就地對其監視……

至今，不少移民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到處是拆房子的烏煙瘴氣，到處是在上演“老鷹抓小雞”的遊戲，到處是移民的號啕痛哭。對那些用哭用罵來對抗遷移的移民，幹部們口氣強硬地說，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藥由你選，不死就得去寧夏！有的幹部甚至還幽默地問不願遷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沒蓋蓋子，要上吊給繩子!你需要我們給你提供哪項服務？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黃河大移民》中記錄了這樣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情節：

一對年輕夫婦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邊茅草棚裡，一天，搜索的幹部發現了他們。男人無奈地背上了鋪蓋卷，在幹部“押送”下慢慢騰騰挪動著腳步，突然，背後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女人披頭散髮縱身一扑跳崖了！幹部和男人驚恐地睜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來，女人在痛苦地申吟中還淚流滿面苦苦地哀告：

“我們不走，我們不走……”

女人沒有死。土崖下的血跡漸漸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斷了一條胳膊和一條腿的女人還是被送上了火車。當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著鋪蓋卷默默無語老實巴交的男人。

在執行搬遷政策和面對移民之間，最難做人的恐怕要數移民幹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舉在華陰縣西陽鄉當副鄉長，負責移民工作。2008年春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74歲的老人說出了當時的感受：“將群眾遷移到那麼惡劣的環境去，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於心不忍，但國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執行，如果對移民動了惻隱之心，就意味著國家的政策難以執行。兩難之間，我們這些當幹部的只有選擇執行國家政策。”

郭中舉也曾帶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雞飛狗跳，他也曾帶人去拆過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頑固不化”者的戶口強行遷往寧夏。但1958年春天，當他親自經歷了那次艱難而漫長的“押送”之旅後，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痛楚使郭中舉震撼了。漫長的歲月裡，他的心底一直瀰漫著一種傷感，一種揮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塵蔽日的道路上，郭中舉“押解”三車移民晝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膽和寢食不安自不消說，更讓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涼，一點也沒有上級領導宣傳的那種“塞外江南，高原魚米之鄉”的跡象：已是春天了，光禿禿的原野沒有莊稼樹木，沒有一點綠意，更沒有甚麼人煙，呼呼作響的大風捲著沙塵把西北高原攪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頭老太婆們一直淚流滿面，“郭鄉長，你不要把我們送到寧夏嘛，你把我們往那裏送等於把我們往墳墓裡送呀！”

“你發發善心吧，我們給你跪下了！”郭中舉手足無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齡還大的老人時，他只能機械地重復道：怎麼會是墳墓？上級已傳達了，那裏是大平原，又有黃河水灌溉，條件好著呢……

一聽郭中舉這樣說，車上的男女老少就罵：“好你媽個×，睜著眼說瞎話！”“條件好為甚麼不把你的爹媽婆姨也遷去？”

“條件好你去後就別回去了……”

到陶樂馬太溝後，眼前的情景使郭中舉一下懵了：這就是上級領導講了無數次“條件比華陰還好”的地方嗎？

這原本是一個**農場。殘垣斷壁上，“老實改造，重新做人”之類的標語下那“陶樂監獄宣”的字樣還清晰可見，方圓數十公里的沙灘上稀稀蔬蔬地長些野草，沙灘遠處的碉堡、高牆、鐵絲網若隱若現，一座土山下，排列著原曾是犯人住過的窯洞……

郭中舉的臉唰地紅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傳安置區條件十分好，現在該怎麼給他們講呢？

郭副鄉長艱難地轉過身，他覺得自己應該給大家講些甚麼，但他還沒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齊唰唰地跪下了。“郭鄉長，你行行好，把我們帶回去吧！”

“郭鄉長，給上級如實反映一下，這裡的確種不出莊稼呀！”

“郭鄉長，我們想活命……”

熱淚奪眶而出，郭中舉兩腿一軟，“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燒身的移民幹部比，郭中舉的這段經歷也許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黨黨史的人也許還記得一個叫常緒棠的名字。1938年，常緒棠和他的結義大哥劉鐘諧、二哥楊海潮在朝邑縣長備隊（屬革命武裝）擔任分隊長。1945年，常緒棠和劉鐘諧、楊海潮等人在朝邑鹽灘集資開辦了集盛鹽廠，常擔任場長，劉擔任會計。同年，常緒棠經劉鐘諧介紹加入了中國**黨，並在鹽廠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該鹽場從此成為黨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緒棠任站長，負責在朝邑地區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原**渭南地委書記白雲峰就是當時的交通員之一。此間，常緒棠冒著生命危險為地下黨同志搞到了十多個身份證件。為了支援解放戰爭，他用食鹽換來了5000多發手槍子彈及大量軍需品，為此，人民解放軍總政部還給常緒棠頒發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紀念章。

解放後，劉鐘諧擔任朝邑縣縣長，常緒棠先後在該縣鹽灘鄉、平民鄉、紫陽鄉任鄉長。在1956年，修建三門峽水庫時，常緒棠負責移民安置工作。當時，有一部分移民不願到那遙遠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連那些當初熱血沸騰的先遣隊員也打退堂鼓了。在對移民採取空洞說教、四處追逐和強行拆房賣糧的過程中，移民們的哭聲和眼淚刺痛了常緒棠這個老地下黨的良心。他的兒子常榮礎對記者回憶說：“那時，我已十來歲了，記得父親回到家經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聽見他對母親說，他知道寧夏那邊是一個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逼到寧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門峽電站又無法開工，說到這裡，父親長吁短嘆說，難啊！母親問他怎麼辦，父親同母親商量說，為了完成移民任務，他準備帶移民先遣隊去寧夏，希望母親和我也隨他一起去。母親說，你既然知道那邊是大沙漠，幹嗎還把全家人弄到那裏去？我們不去！”

後來，常緒棠還是轉走了全家人的戶口，帶著不願去寧夏的妻子、兒子和鄉里的幾十個移民先遣隊員去了寧夏惠農縣，在那裏，同移民一道經歷了數年的艱難困苦後，1962年，死裡逃生的常緒棠一家隨移民返陝。大荔政府給常緒棠做工作說：“組織安排移民幹部有一定困難，目前，組織需要在政府幹部中搞支農退職，你已58歲了，乾脆給你一些錢，你隨移民一起遷到安置區，也好繼續幫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於是，在領取了1100元的安置費後，常緒棠被遷移到合陽縣黑池鄉馬坊村。從寧夏惠農縣返陝時，馬坊村的移民賣牲口有一筆餘款，後因該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幹部申請庫區工委領導後，將這筆款給每個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陽縣僱用幹部張某等人到馬坊村清算賬務時，以“集體私分，破壞集體經濟”的罪名把常緒棠定為壞分子，並逼分錢的移民退款，常緒棠等人被連續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為了村裡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緒棠經常到渭南地區找有關領導反映情況，六年後才從縣裡討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屬於私分，移民幹部在這件事上沒問題，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並向移民道歉”的“說法”。

常緒棠並沒有因此逃脫厄運，**時期，他因解放前開鹽場為地下黨籌集資金被定為“落網資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開除黨籍並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緒棠還因“抗拒退款”被毆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賬。

後來，經已任陝西省林業廳副廳長的劉鐘諧和省農業廳經濟作物處處長楊海潮等老地下黨員的證明，1973年，常才恢復了黨籍。1984年，常緒棠在寧夏惠民縣被轉為離休幹部。1985年，移民返遷時常被安置在大荔縣平民鄉嚴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遊蕩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馬連保被押送回陶樂月牙湖後，他們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點已撤消了。原來，馬連保等34人集體逃亡後，當地政府組織力量抓獲，有20多人剛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這些人同看管他們的移民幹部一起在那裏開荒30多畝種下麥子。一個多月過去了，麥地裡仍不見動靜,卻發現成群結隊的老鼠在地裡忙忙碌碌，把麥地掏得大洞小眼，刨開麥地一看，才發現沙化的鹽鹼地由於缺水，播下的麥種全都“無動於衷”，成了老鼠的美餐。於是，豫安村的先遣隊員們只好遷到了離陶樂15公里處的溝灣子。

溝灣子解放初屬該縣第三鄉的所在地，但風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鄉政府所在地另遷它地。逃亡者馬連保被遣送到溝灣子時，因所有移民都對在地下挖的 “宮殿”有逆反心理，堅決不願住在那樣的“棺材”裡。所以，到了溝灣子，馬連保與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幹部和積極份子的監視下,把土挖鬆，用水泡濕再用石碾碾實，用鋼絲切成磚，然後開始建房。

幹部動員大家：多建些房，準備迎接家鄉的父老鄉親。馬連保等人用好幾個月時間建了三十多間土坯房，家鄉的父老鄉親到陶樂還沒來得及住進去，一場暴風把溝灣子方圓七八公里都變成了沙丘，先遣隊的人差點全軍覆沒，土坯房也被埋成了沙丘下的“文物”——2007年，一夥外地開發商到溝灣子建別墅時挖出了這些土坯房，以為是古代的甚麼建筑，還專門找文物部門進行了鑑定……

1957年6月，馬連保所在的先遣隊在那場風暴中從溝灣子落荒而逃後，到了西北十多公里的黃河邊。黃河邊地好水好，種下的玉米很快就長得綠油油的，一派豐收在望的景象。當時，部分先遣隊員的家人也已來到，見到地裡的莊稼，人們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的火焰。但秋收前的一場大水把移民們的希望再次沖毀淹滅。村幹部們無計可施了，“再向西北方向挪挪試試吧！”

這次，豫安村的安置點搬到了新東市村附近。在新東市村，馬連保認識了後來同他一起鬧返庫的趙德龍等人。新東市村的趙德龍等一百多號移民也來自馬連保的老家朝邑縣，該村也經歷了三次搬遷的折騰。最先，新東市村的安置點在月牙湖南端的嚴家莊村，那裏土地少，加上黃河的衝擊使那一帶常常塌岸，該村就搬到了苦水井村，但住了不到一個月，因吃不慣那又苦又澀的水，便搬到了新東市村。豫安村、新東市村的幾百號移民在陶樂遊蕩數月，經過三四次搬遷好不容易定居下來，但華陰縣好幾個已搬遷了幾次的移民村也向新東市村一帶遊蕩了過來。陶樂縣規劃時說，這一帶移民安置密度太大，要把後到此地的豫安村移走。

再也經不起折騰的移民們再次逃亡。馬連保也再次出現在逃亡的隊伍中。一路上，他兩次險些喪命，有一次，差點被山洪衝進了一百多米高的瀑布，緊急中，若不是抓住瀑布邊的石頭，他也就早已命喪黃泉了。

帶著一身傷痕回到朝邑時，已是1958年秋天。其時，渭南地區正將三門峽庫區的25萬多移民往渭北高原溝壑區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陽、韓城、富平、渭南等八縣遷移安置。馬連保遷往了寧夏，給他的父母兄弟也報了去寧夏的名，同時，戶口也已遷到了寧夏。馬連保第一次逃亡時，村、鄉幹部就催他的父母兄弟都遷往寧夏。可馬連保說：就是死，他的家人也不會去寧夏！為了讓父母免去寧夏遭罪，他同幹部達成協議：自己回月牙湖，留下他的家人。結果，馬連保回月牙湖不到一年又再次逃亡。這下可惹惱了幹部們，為了懲戒馬連保和與他相似的那些先遣隊員，幹部們決定，渭南地區這次內遷時，像馬連保這樣的逃亡者，他們的親人要麼按當初的報名和戶口辦理情況遷移到寧夏，要麼自己聯繫關係自行遷移。

第二次逃回朝邑,馬連保告訴父母，“你們無論如何也不要到寧夏！到陝北黃龍縣劉叔叔那裏去吧，那兒雖然也苦，但也許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於是，馬連保沒有“內遷移民”資格的父母兄弟以“自遷移民”的身份去了延安地區最南邊的黃龍縣街頭廟鄉槐樹塬村。

這顯然是一個僅次於去寧夏的錯誤抉擇。

在黃龍縣那個偏僻而貧窮的山區，他的父母最終沒能達到“保住性命”的最低生存標準，在次年的那場災荒中，兩位老人雙雙餓死在黃龍，成了異鄉野鬼。馬連保的哥哥和弟弟的下場也非常不妙：在大山裡經歷了數年艱難困苦後，那裏苦澀的飲用水使他們同他們的後人一起得了與無數當地人一樣的怪病：長不高個子，腳手伸不直，腿疼……

但他們並不怎麼後悔——聽內遷到渭北高原溝壑區的大多數移民講，他們也經受著無水和飲用帶氟、帶鹽鹼的水——這樣的水會使人的牙齒變黃早脫，一些亂七八糟的疾病也很快附體。也許是認識到了這種水對人體的危害，或者是看上了當地人飲用的窖水，後來，很多移民都節衣省食地挖了地窖——10多米見方，十多米深，遇上雨天，地上、房上的積水統統流進窖裡。這樣，節約著用，一窖水可吃上半年——這種水雖無毒無害，但生活在城市的人是斷然不敢飲用這種水的——下雨時，地上的狗屎牛尿都隨雨水流進了窖中……

父母兄弟遷往黃龍縣後，第二次逃回朝邑的馬連保的日子更不好過了——他曾隨父母去黃龍當了一段時間的黑戶，結果，被當地發現其“逃亡”身份後馬上報告到了朝邑，朝邑方面幾次派人到黃龍，要將馬連保“捉拿歸案，在全體移民和先遣隊員中抓個典型”。

馬連保的父母居住在一個山樑上，屋前是一片視野開闊的山坡。每次，見有生人出現在山道上，馬連保就從屋後溜進山裡，讓來人總是扑空。朝邑的人後來改變策略，利用晚上夜幕的掩護悄悄進村。一次，來人將馬連保堵在屋中，若不是弟弟和父親等人死命抱住來人，馬連保差點“落網”。

馬連保的弟弟上過幾年學，還看了不少關於偵探方面的書。他給哥哥建議：你還不如回朝邑看看，那裏是燈下黑，幹部們不會注意的。

弟弟的這個建議顯然是錯誤的。馬連保回朝邑後，家裏的房子被拆了，鄉親們也被遷走，他的名字早就從朝邑的戶籍簿上註銷。不久，連這個建於公元487年前北魏時期的朝邑縣也被撤消並入了大荔。馬連保徹底成了無縣無家無親之人。隨著三門峽水庫建成日期日漸臨近，他的“盲流”日子也越來越難混。

最初，他混入“拉吊莊”（庫區移民遷走後，土地荒蕪，安置區移民又普遍存在土地不足的問題，於是，省、地、縣政府同意內遷渭南縣等地的移民在安置區定居後，可同時在安置區和庫區種地，糧食歸種地者）的隊伍在庫區種了一段時間的莊稼。他挖出三四畝荒地，種上小麥，又在麥地旁搭了一個窩棚，不分白天晚上地侍弄那幾畝地。見綠油油的麥苗越長越旺盛，他在心裡喜孜孜地盤算：等秋收後，打下的糧食就可以補貼父母兄弟們了！但還沒來得及收穫，當地政府就發現了馬連保的逃亡身份。於是，他只好放棄那片豐收在望的麥地，天天和成百上千的逃亡者在庫區的廢墟和山溝裡躲來藏去，被縣、鄉幹部像打獵一樣追逐著。

躲了一時間，實在躲不掉那些攻勢越來越猛的圍追堵截了，馬連保逃到了寧夏石嘴山煤礦挖煤。煤礦也不是清閑之地，因好多移民也都走了與馬連保相同的路，鄉、村幹部發現這一秘密後，常到煤礦去找人。礦上也想留住這些勞動力，事先讓人通知井下的工人，接著又讓幹部守在礦坑口，結果，井下的移民就很晚才出來，讓那些幹部們在礦坑口白等。更多的時候，馬連保等移民們從礦下出來時將臉抹得烏黑，讓前來“認領”的幹部們難識廬山真面目，只好無功而返……

10、難以逾越的死亡線

那段時光至今仍令很多人為之悵然心傷。無數悲劇性事件，無數悲劇性家庭，無數悲劇性人物充滿了那段時光。下面要講述的這個悲劇性的家庭不過是無數悲劇家庭的一個縮影。

悲劇發生前，這個家庭居住在朝邑縣碾莊鄉碾莊村3組。該村在黃河灘上，盛產棉花、花生和小麥，屬“關中白菜心”最核心的部位。

那時，這個家庭的主角席有生剛20來歲，婚後已有一女。除妹妹席宣花只有5歲不能幹活外，席有生的的父親席兵，母親席王氏，妻子謝翠花都是干農活的好手。一家人每年都能在社裡掙1200多個勞動日——再提醒一下讀者，那裏那時一個勞動日的價值是五至六元。那時的一元錢可買六七十個土雞蛋，僅憑有六七千元收入這一點，你就可以想像席有生一家的日子有多麼殷實了。

這樣的富裕殷實很快成了過眼雲煙。也和三門峽庫區所有移民積極份子一樣，1957年陰曆6月，席有生一家去了寧夏陶樂縣的月牙湖。去的那天已是晚上10 點，周圍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又沒有燈，到後，疲憊不堪的一家人只好摸著黑睡下。第二天早上醒來，風沙悄悄給了席有生這些關中貴客一個下馬威：房門被流沙封住！腳慌手亂地折騰了好一陣才打通了出門的道路。一家人站在門外一看，一排低矮的移民房孤零零地橫在沙漠邊緣的荒原上，原野上沒有人煙，沒有樹木，只有些枯草在風沙中掙扎晃動著。那片茫茫無際的大沙漠裡，黃沙蔽日的景象還沒有消散，它時近時遠，時高時低地翻騰著，狂暴地把些沙石扔在移民點周圍。關中人何時見過這種飛沙走石、塵土瀰漫的情景？席有生一家人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沙漠的荒涼和無法克服的艱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先遣隊員和移民中引發了慘烈悲壯的大逃亡。與此同時，大批外遷移民在幹部的“護送”下源源不斷地湧向寧夏。朝塞外遷徙和向關中逃亡的兩股雙向逆反人流塞滿了黃河古道。

席有生完全可以帶著一家加入逃亡的隊伍，但這個老實巴交的關中農民當時牢牢記住的是為國家建設舍小家，保大家，“一家遷，萬家安”。他讓一家六口留在了荒涼的月牙湖上，隱藏起這個家庭最深重的艱難困苦，默默上演著生存的困惑與生命的掙扎……

此後的日子非常不順。一夜之間，腹瀉、腹疼、發嘔、頭暈和一些不明不白的病症折磨著一家老小，全家六口臥床難起，連找醫生的人都沒有。當席有生強撐著虛弱的身子去請醫生時才知道，家人的病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從關中來的移民絕大多數都因此躺下了，有的還因此而丟了性命。帶來的耕牛也水土不服，沒有多久就死得所剩無幾……

還算幸運，在那場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都經歷過水土不服的大難中，席有生一家終於擺脫病魔的糾纏而活了下來。

生活剛歸於平靜，“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滅頂之災卻又降臨在席有生一家的頭上。

1959年至1961年這段惡夢一樣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也叫做“三年自然災害”。史學家用“空前絕後”來形容這場災害的嚴重程度。然而，關於困難局面的成因，幾十年來卻經歷了一個不盡相同的表述過程。

困難時期尚未過去的1961年5月31日，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他用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他還激動地對毛澤東主席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劉少奇的激動遭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一年多後的夏秋之交，在中央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主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把形勢說成一團漆黑的“黑暗風”，而對“人禍”的原因卻絕口不提。以後，“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被完全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說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1981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三年自然災害”“主要是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與劉少奇當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斷，是基本相同的，以後的黨史、國史著作在總結其原因時，大都是從這三方面表述的。

這場“空前絕後”的飢饉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說餓死的農民多達三千多萬人，有說達五千萬……

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那都是一場災難性的悲劇，都永遠是一種難以癒合的痛。對遠遷寧夏的移民，悲劇的色彩更濃，難以言說的痛苦也顯得更加沉重。席有生說：我們那個大隊餓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這場災難中死亡！

災難降臨前出現過短暫的海市蜃樓：大人每月供應45斤麵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幾兩青油，還能吃上兩次肉。環境雖差，但不餓肚子，這對遠遷他鄉的人來說，已是一種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飢餓的影子出現——先遣隊員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銳減至20斤，小孩減到了10斤。肉、油也從先遣隊員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種的糧食、蔬菜能補貼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隊員們費九牛二虎之力種下的小麥、糜子、蔬菜之類，由於缺乏水的澆灌，要麼就根本長不出苗，要麼即使長點苗也很快就枯黃死掉，給先遣隊員們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失望和焦慮。

移民的定量還在不斷減少。最後，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七斤半（小孩三至五斤）帶皮的糜子。

幹部號召：糧不夠，瓜菜湊。

荒灘上草都沒有，哪有甚麼瓜菜？

幹部們答復乾脆而簡單，“沒有瓜菜自己想辦法！”

遠離家鄉，舉目無親的人還能想出甚麼辦法？席有生的母親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樣變賣家中包括被蓋、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內的所有財產，到占有好土地和澆灌條件好的當地人那裏去換糧換瓜菜——一件衣服換一斤籮卜白菜，一張桌子只能換兩三斤麵粉。到了基本上是傾家蕩產時，席王氏便把當地人拋棄的糠殼和空玉米棒拾來磨細做成饃吃，或者到荒灘上挖來一種叫黃角糧的藥材，剝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這些都是具有危險的食品，吃後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來臨之際，樹皮、草根、糠殼……所有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黃河邊去尋些枯野菜，或者去揀當地人丟棄在地裡的干蓮花白葉子，用水泡泡，然後和著帶殼的糜子面煮成一鍋能照起人影的糊給一家人充飢。

即使這樣的食品，也不能保證一家人吃飽。席王氏為了讓丈夫、兒孫們多吃一點，她常常把“糊”煮好後就藉故去做這做那地忙著，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邊吃。實在餓得慌了，她便按照鄉親們介紹的方法，把辣椒磨細，沖一碗開水喝下，讓辣的感覺麻醉空空的胃囊，暫時忘飢餓的折磨。不到兩個月，席王氏骨瘦如柴。

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給家裏人加強營養。去世的前幾天，把手伸進洞裡抓老鼠時被老鼠咬了一口，沒有錢看傷，傷口感染了腫得老高。這樣一來，她更加虛弱了，在家走路要扶著牆，在外找野菜拄著木棍還常常被大風刮倒。

1958年陰曆2月初7，陽光明媚，無風。但在尋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風吹倒的，而是餓得發暈，一頭栽倒的。若像平時那樣倒在沙地上，也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每次被風吹倒，稍過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來。但這天，席王氏卻倒在了水渠裡。水渠裡沒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了她的雙腳，她用帶傷的手挖開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腳，另一只腳掙紮了很久都拔不出來。她曾經呼救，但虛弱的她喊出的聲音那麼微弱，根本傳不遠，更何況，荒原上當時根本就沒人。

當天中午，臨村的人發現時，時年51歲的席王氏仰臥在渠中的淤泥裡，她的生命已一點點遠去——一灘淤泥，成了壓垮她生命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

“她的一只腳仍陷在淤泥裡，那只被老鼠咬傷後腫得老高的右手沾滿稀泥，左手緊緊攥著籃子，籃子裡裝著一點不多的野菜。她臉上充滿憂鬱，兩眼圓睜。”

49年後，席王氏這個被歷史雕塑得最完美無缺的悲劇形象依舊清晰地保留在兒子的心目中——已74歲的席有生提到母親死亡的姿態和表情時，禁不住老淚縱橫， “我去收屍，怎麼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籃子，也無法使她閉上眼。我知道，媽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這一家人。她想用那點少得可憐的野菜解除飢餓對一家人的威脅，死亡之神卻以這種方式宣佈她從生命的舞臺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當時還不滿八歲的席宣花對母親的記憶已經十分朦朧，但她卻牢牢記住了母親死後的情景。

按家鄉的習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進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個棚將席王氏的屍體停在那裏。席宣花不知道媽媽已離開了他們，還天天去摸媽媽的臉，去拉媽媽起來煮飯，說自己餓了。直到母親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義，她扑在媽媽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媽媽，別走呀！我餓，你走了誰給我們做飯啊……”

母親去世後，席有生的婆姨謝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婦的位置。當時，剛滿20歲的謝翠花是一個漂亮、矜持、柔弱且極愛面子的少婦。不久，無米之炊的苦惱使她意識到，當貧窮、飢餓時時相逼之時，人的尊嚴、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復存在了。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僅繼承了婆婆餓自己，顧家人的品質，而且，還毫不猶豫地拿起討口的籃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戶地去乞討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她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家裏人挨餓，更不能讓家裏人餓死。

每天天不亮，謝翠花就用小車推著一歲多的女兒英子去挖野菜，然後推著小車從冰上過黃河，到黃河西邊的賀蘭縣去討飯，中午前後，她準會回到家中用挖來的野菜和討來的食品給一家人煮一鍋飯充飢。

後來，謝翠花東度黃河討飯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難忍飢餓的移民們成群結隊地乘車逃往陝西，陝西的各級父母官們組成了由某副省長和各縣縣委書記或縣長參加的工作組。他們守住車站碼頭，圍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車者必須持“移民通行證”，沒有“通行證”，一律不准通行。工作組還要求各鄉、村幹部和交通部門，不給移民開回陝的通行證，不賣給移民車票。沒有通行證，買不到車票移民們也要逃——黃河上的冰層成了飢餓移民“暗度陳倉”向陝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們從黃河的冰上東度，然後順著原路繞道逃跑。或者從北邊進入茫茫內蒙沙漠，插山西太原，過潼關，然後回到庫區。逃亡，成了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朝邑有個叫黨正華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實的“逃跑冠軍”。

這種局勢令陝西官員們非常頭疼和惱怒。他們開始組織人在黃河西邊堵截，凡冰層厚，過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組把守，凡是從河東陶樂方向來的人，不管你是討飯的還是過路的，只要一聽是陝西口音就統統原路趕回。有兩次，謝翠花都被趕回河東，害得一家人餓了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