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13日訊】長篇紀實文學《大遷徙》的作者謝朝平，8月19日被陝西渭南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帶走時，警察口頭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經營」。8月30日，謝朝平的律師周澤從警方獲悉，「非法經營」是因為謝朝平自費出版了1萬本紀實文學《大遷徒》，那是謝朝平三年的採訪成果，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渭南地區的移民是作品主角。寫書為何成為「非法經營」 渭南市臨渭區公安分局法制科負責人稱「不便多說」。

新京報報導，謝朝平妻子李瓊說，8月19日下午5時許，有人敲門，自稱是「人口普查」，開門後她發現有七個穿便衣的人，確定租住者是謝朝平後，「衝上去擒住謝朝平，並戴上手銬。」

對方出示了警察證，四人是陝西渭南的，還有三個陪同的北京警察。隨後兩小時，警方搜查該住所，帶走了謝朝平的書稿、筆記型電腦、錄音筆和U盤。李瓊說，她讓警察出示拘傳手續，警察最後口頭說了句「涉嫌非法經營」。

報導指出，今年年初，謝朝平寫成了10萬字的報告文學《移民》，後改名《大遷徙》，最終與《火花》雜誌社下月刊編輯部談妥，以該雜誌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

《火花》雜誌由山西省文聯主辦，今年5月，謝朝平與《火花》北京編輯部談成出版條件，謝支付5萬印務費用，以增刊方式付印1萬冊。

報導引述李萬民稱，付印時，謝朝平與其聯繫，打算「送」一些書給移民，並委託其在渭南城區找個地方存放。6月26日，書送到渭南。次日，渭南市文化稽查隊以「雜誌屬非法出版物」為由全部沒收。與此同時，庫區各縣市政府還派出公安、鄉鎮幹部和文化稽查隊員從移民家裡搜走《大遷徙》增刊。

據報導，此後，渭南市新聞出版部門和公安部門去山西，要求對書籍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他們先後找了省出版局和文聯，鬧得很厲害。」8月30日，《火花》雜誌社社長王作忠稱，出版部門最終發現此次增刊的不合程式之處。按照規定，出版單位無權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需逐級上報審批，但北京編輯部沒有這麼做。《火花》雜誌北京編輯部的執行社長魏丕植對此表示，「因為沒有經驗，所以沒走審批程式。」

【代序】

龍平川

十餘年前，策劃、組織過一個選題，後來成為一篇長篇通訊發稿：《鹿死誰手：檢察官的敗績》。文章記錄的一個個以失敗收場的慘淡結局，是我們常常迴避的。在我的記憶中，類似的選題或內容因其“敏感”再沒有出現過。這類選題觸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敗。我們是忌諱失敗的，誰都奢望勝利及其光環。戰爭年代、血雨腥風，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錦袍加身，然而，非戰爭年代、非血雨腥風，真正的勇者並非一蹴而就。於是，錦袍加身的人，我們常常投以懷疑和審視的眼光。而懷疑和審視是我們無法忍受的。只有在蕩滌私利、私慾的前提下，我們才可能坦然面對。

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有太多的忌諱。這些忌諱甚至不是“上邊的意思”，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戴上的鐐銬。我們為什麼要戴上它？因為一種合理的推定，讓我們進行了安全的選擇。“合理”是制度決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選擇跟制度有關，更與潛規則有關；同時，也是寬泛而不能言說的利益決定的。一個7歲的孩子說：40億年後，地球都死了。其實不用她說，幾十年以後，我們都死了。但是在面對私利、私慾的時候，我們都忘了常識。我們都以為自己長生不老。是孩子天真，還是我們天真？

最早知道三門峽，是一位詩人的詩。所以對於一些詩人，我很瞧不上，雖然我自己寫了數百首的詩歌。我眼中的那類詩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著眼睛說瞎話，激情到了睜著眼睛也說瞎話，要不就是無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語。知識分子是要探究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實質的，如果詩人是知識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腳的那一層。

這本沉甸甸的《大遷徙》，竟然把我寫進去了——說實話，在讀到有關的文字時，我覺得羞慚。2006年6月，當我撤下本書作者謝朝平當初的兩篇系列報導時，我沒有太多去關心這個行為的是非對錯。或者因為我的麻木，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當整整兩個月後，中央電視台對渭南相同題材進行報導時，我既不覺得詫異，心中也無波瀾。

我不會去追問何以如此，因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來。

當初撤稿之後我沒想到的是，謝朝平後來又多次去了渭南、華陰等地，並將三門峽移民史寫成了一本書。我以為這樣的選題是需要以做課題的方式，由一個課題組來完成的，卻由他一個人用綿里藏針的方式顛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棄和逆來順受的東西，他卻沒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個民族或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更是世界史。有關移民的專著在世界學術界更是蔚為大觀，然而，對於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移民的研究我們卻是缺乏的、迴避的：學者們喜歡寫跨國移民史，他們對天邊外的事情似乎更感興趣。屯守和摻水式的移民，是我們歷史的常態。現實中，對於移民問題，我們也基本上處於行政操作的技術層面。中國水利工程項目和規模舉世無雙，而相對於人口數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寶貴和稀少，必然帶來複雜且嚴重的庫區移民問題。以這樣的背景，這部《大遷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牽涉政治、經濟、文化、法治、民眾心理等等方面的觀照，讓我們找到我們生存的社會的痼疾，並探討治療的處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螻蟻一般的農民被撥弄來撥弄去的歷史。惡劣的生存狀態中謀求生存本來已耗盡了他們的精神，而備受擠壓的生存空間更煎熬著他們的神經。面對他們的血和淚，我們中的有些人卻無動於衷、甚至加以盤剝和專政。某一個地方一個應該有效、有益運行的行政體系轟然崩塌的時候，批評是遠遠不夠的。然而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評價體系壞了，糾錯也就無從談起，只能眼睜睜看著追求、捍衛私利者一步步侵蝕社會健康的軀體，直至身軀變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對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防，在民眾的苦難面前麻木不仁的人，從研究者的角度，我對他們倒沒有作者在書中所表達的不滿以至憤怒，我只是覺得傷感。在一個上下利益攸關的體系下，他們已經被“鎖死”了，不進則退，自覺或不自覺當中，他們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

這樣的人不是在我們身邊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幾個嗎？

所以，《大遷徙》的又一重意義在於對貪腐的揭露和深惡痛絕，代表了普通人樸素的情感。這本書的完成告訴我們，在飽食之後，我們還有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名義忙於謀取私利，排斥不同的聲音，卻又在人前極力表現自己的厚道和忠誠的人，才是我們應該真正警惕的。

然而，這本書又不是一本僅僅關於移民的著作。三門峽移民以一種“運動”的形式進行，而移民的或轟轟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規模返庫也不得不以一種“運動”的方式進行。我們習慣了“運動”，我們今天依然能夠感覺到“運動”的強大影響，“運動”的影子無所不在。如果竟然連行政操作層面上的準備都不夠，那麼，“運動”真的會害死人的!

《大遷徙》描寫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為人類亞種的生存經歷。他們向應許之地邁進，然而，他們沒有應有的權利。他們或者驚驚乍乍，或者偷偷摸摸鬼魅一樣見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應者云集，但是，他們是在祈求。他們頭上有兩重天，一個可以不合時宜地曬死人讓土地龜裂或者刮風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個青天大老爺幾至於可以生殺予奪的天。所以，無論他們怎麼人數眾多，無論他們怎麼熱血豪情，他們始終在祈求。這是因為他們生命輕賤，如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會被踩死一隻螻蟻一般的輕賤。然而，對於這些螻蟻一般的生命，我們不應該有一絲一毫的輕忽。

因想撤前邊提到的那兩篇稿件，渭南的“滅火隊”來北京時，我曾經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傳部長講了類似的話，但，她聽不懂。她也不需要聽懂。

處在一個社會的中下層，我們是一群最不活躍的人群。按照社會哲學家埃里克？霍弗的說法，一個時代的社會上層“精英”，固然是社會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層，卻也是社會的重要角色，“歷史這個遊戲的玩家一般都是社會的最上層和最下層”。那麼，我們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戲的份兒？

歷史不會記住那些在三門峽移民事件中的部長、局長、主任們，如果不是這些“不安分的”移民，這部30萬多字的著作裡不會有他們的名字；即便有，對於他們的評價也並非本書可以完成，最有資格給他們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犧牲的幾十萬移民，他們會世世代代口口相傳。那些上演了三門峽波瀾壯闊的移民是這部書的主角，希望未來的某一天，三門峽因此而精彩。

我記住了那些移民曾經回憶搬遷前的日子：“那時，最窮的是縣里的國家幹部，最富的，是我們這些黃河灘上的農民。”這不是我們曾經信誓旦旦的理想嗎？

埃里克霍弗說過：我們的時代雖是無神的時代，但卻不是沒有信仰的時代。

2009年10月2日於北京八寶山

（龍平川：資深媒體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