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5日訊】（美國之音報導）每到八九民運六四事件週年紀念日，中國的一些異議和維權人士便被軟禁、跟踪、監視等。而對當局的騷擾已習以為常的異議人士則以各自的方式紀念這個無法抹掉的日子。

據美國民運人士主辦的博訊網報導，在六四21週年紀念日前夕，從5月23日開始，北京的六四傷殘者齊志勇便被限制自由。記者六四當天打電話給齊志勇家裡的座機和手機，根本無法接通。 5月30日早晨起，自由作家余杰和劉荻、異議人士查建國、高洪明、基督徒徐永海就被上崗監控，出門須警車及警察跟隨。 6月1日上午，古川、李昕艾被昌平國保談話，警察稱不准參加六四有關的任何活動。

在安徽，異議人士張林、沈良慶一度被斷網斷電話。在四川，6月2日開始，異議人士劉賢斌、八九學運領袖陳衛被上崗監控，出門有警車或警員貼身跟隨。在西安，6月3日，八九學運領袖楊海、維權律師張鑑康和維權人士馬曉明被強制旅遊。在貴州，從6月1日開始，異議人士陳西、黃燕明、李任科被強行帶離家中，吳玉琴、申有連等人被警察堵在家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另外，自八九六四後長期受到監控的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的家門口增加了警車警力，手機和座機都無法打進去。異議人士李海、廖雙元等多人在六四來臨之前逃離家中以躲避警察的騷擾和軟禁。

在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之一、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和先生6月3日晚得以到木樨地兒子21年前被戒嚴部隊槍殺的地方點燭祭奠。

她說：“當時那包圍圈、警戒線很大。他們圈得很大一塊空地。只有我和我老伴以及監控我們的便衣警察。光便衣警察就有4、50個人，記者就進不得警戒線裡面。發生了許多推撞，便衣警察靠著我，從我進入警戒線一直不停地在拍。一直到我栽倒離開可能他們都在拍。”

丁子霖女士的兒子當年被槍殺時只有17歲。去年在六四20週年時，丁子霖受其他六四難屬的委託，想去木樨地為兒子和其他六四遇難者祭奠，但是受到了當局的阻撓，未能成行。今年約好與她同去的一位“天安門母親”臨出門被當局堵住。她和先生提前趕往木樨地，並拒絕乘坐警車。

她說：“10點鐘一過我就離家了。我一出門，便衣就在等著我。但是我堅決不坐他們的車，我自己要的出租，他們的車在後面。我和我老伴就我們倆人，我們提前在10點45分時就開始擺上我們帶去的祭奠的東西。擺好以後，最後才拿出照片，也就是去年20週年時我準備好的、準備帶去的10張照片，包括我兒子的，擺在那裡。”

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當局指為“幕後黑手”受到通緝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以“反革命煽動、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獲釋後，作為知名持不同政見人士的陳子明一直受到當局嚴密監控，尤其是在敏感日子。陳子明說，他昨天去看中醫，今天去取藥，都必須要坐國保的車才能成行。陳子明表示，他用自己可行的方式紀念了六四這個日子。

他說：“王丹前幾天號召大家在推特上大家聚會一下。我就是上了一下推特，然後發了幾篇紀念六四的文章，我自己前幾年發的，我給介紹了一下。”

1988 年10月起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因參加和報導1989年北京民運而被北京安全局抓捕的高瑜，在經歷兩次入獄之後，以自由記者身份繼續從事新聞報導，兩次獲得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高瑜在六四當天也上推特與朋友聊天，紀念六四。

她說：“我參加了，王丹不提出六四的推特群嗎，我發了一張照片，還寫了幾句話。反正只要一上網吧，那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會來打招呼吧。”

同為六四良心犯的知名異議人士江棋生在八九民運期間曾擔任北京高校對話團常委，六四後被捕但被免於起訴。 2000年，再遭逮捕，被判4年。在六四21週年之際，江棋生委託中國人權組織發表由其本人撰寫的“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的英文版。此篇報告的中文版去年5月六四20週年前夕發表。

江棋生表示，他撰寫這篇報告是因為看到太多六四受害者的苦難，比如許多六四良心犯在出獄後，仍遭受歧視，找不到工作，成不了家，沒有住所，被剝奪各種權利。他希望報告能喚起社會正義，喚醒社會關註六四受害者，不要遺忘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