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漫步】唐代佛曲—龜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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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0年1月30日訊】龜茲樂是古龜茲的音樂。古龜茲人擅長音樂舞蹈﹔(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寫道:“屈支國……管弦伎樂特善諸國”[1]。龜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篦篥、毛員鼓、都眃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籹鼓、銅鈸、貝、彈箏、候提鼓、齊鼓、檐鼓等二十種。龜茲樂曲有:《萬歲》、《藏鉤》、《七夕相逢》、《投壺》、《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斗鸛子》、《斗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善善摩花》、《婆伽兒》、《小天》、《疏勒鹽》等。

龜茲為西域三十六國中的至大、至要者之一,其故地在今新疆庫車一帶。龜茲為絲路北道重鎮,也是西域政治、經濟、的一個中心,還曾是漢代西域都護府和唐代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在經濟繁榮、發達的基礎上,在東、西、南、北各方的滋養下,《龜茲樂》發展成為西域樂舞的精華和代表。由此,唐代高僧玄奘在走遍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經過中亞、西亞、南亞143個城國之後,在《大唐西域記》中留下了屈支(“龜茲”的同名異譯)國“管弦伎樂,特善諸國”的權威性評價。

自漢代開始,經過魏晉南北朝,至隋代,以《龜茲樂》為代表的古代西域樂舞循絲綢之路東漸,傳至中土。隋時,《龜茲樂》已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種。《西國龜茲》當指直接由龜茲東傳來者;《齊朝龜茲》應是在北齊宮廷中經過改造、融合的傳入較早的《龜茲樂》;《土龜茲》也許是指已經在中原流傳有年,被中土人民廣泛吸收,並廣泛傳播的源自龜茲的音樂。

《隋書.音樂志》謂:“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公元383年),因得其聲。”說明瞭《龜茲樂》從南北朝起大規模東傳的情景。公元568年,突厥阿史那公主嫁北周武帝,從突厥王廷來到長安,“西域諸國皆來賀”,蘇只婆等一批著名樂師又一次將《龜茲樂》帶到中土。

隋至唐,《龜茲樂》均為宮廷《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的組成部分。《舊唐書.音樂志》載:“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至玄宗朝改《十部樂》為“立部伎”和“坐部伎”後,“立部伎”八部中,“自(第三部)《破陣樂》以下,皆擂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盪山谷”;“坐部伎”六部中,“自(第二部)《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

《龜茲樂》包括歌曲、解曲、舞曲等豐富的體裁,而且有了大曲。《隋書.音樂志》載:龜茲“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載:“燕樂,西涼、龜茲、疏勒、安國、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此外,《耶婆瑟雞》、《蘇幕遮》、《醉渾脫》、《安公子》、《舞春風》等許多樂曲(包括大曲),篳篥、五弦琵琶、曲頸琵琶、羯鼓等一批樂器,“胡騰”、“胡旋”、“柘枝”等一些舞種,“蘇幕遮”、“大面”、“缽頭”、“合生”、“舞獅”等具有一定情節內容的歌舞表演形式— “戲弄”,蘇只婆、白明達、白智通等技藝高超的樂師,也由龜茲東傳中土。特別應該提到的是,由蘇只婆帶到中原的“五旦七聲”樂調理論,對以後中原漢音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宋一代,《龜茲樂》再度成為宮廷樂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

除中原地區之外,《龜茲樂》還以長安為中介傳到過吐蕃(今西藏)、南詔(今雲南)地區和驃國(今緬甸)、扶南(今越南)、朝鮮、日本,促進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樂舞的發展繁榮。

龜茲音樂舞蹈對唐代也有重要影響。唐朝設樂工196人,《新唐書》記載“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

根據歷史學家向達考證,龜茲琵琶七調起源於印度北宗音樂。龜茲樂娑陀力(宮聲)來自印度北宗音樂的Shadja,般贍調(羽聲)來自印度北宗音樂的Panchama調。龜茲音樂傳入中國後,在唐代演變成為唐代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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