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靜:誰染紅了那一代花季少女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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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9月6日訊】43年前的那個紅色恐怖的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卞仲耘作為文革中第一個殉難者進入了歷史,她的名字無法掩沒。

1966年8月5日晚上,北京師大女附中通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校長卞仲耘受傷。他當即帶著孩子趕往醫院,看到的卻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頭部腫得很大,全部呈烏青色。

在醫院裡,王先生與女附中革委會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因為對方明顯要將死因歸於死者生前患高血壓、心臟病。醫院屈服於在場紅衛兵的壓力,在死亡證明上寫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堅持下,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在一張字條上寫下了她和其他6個人的名字,為首的是宋彬彬。

王晶垚堅決不讓解剖屍體。第二天,他買了一架照相機,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妻子的最後照片。





鼻樑上一道青痕,口角殘留著溢出物,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雙腿大面積淤傷浮腫。黑白照片上,屍體的大片血斑傷痕清晰可見。他還拍下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哀戚面容,拍下了焚屍爐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

另外,王晶垚還拍下了從大門外貼到屋裡的大字報——外校教師袁淑娥帶著100多個女附中的學生闖進他們家裏的「傑作」。什麼「漏網的大右派,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 「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 「卞狐狸精、母夜叉!」等等, 這些照片保存至今。

王晶垚把妻子被打死時的衣物都保留了下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跡依稀可辨「打倒」二字;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卞仲耘被打得失禁;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還有家人用來擦拭屍體血污的紗布包和手絹;一塊金屬錶帶扭裂了的手錶,指針永遠停擺在1966年8月5日3點40分……

長女回憶,母親死後,父親極度悲痛,好幾天半夜都咬著床上的涼席抑制悲聲,以至於蓆子被啃爛了一大洞。

學生把校長活活打死

那天,卞仲耘從下午兩點被折磨到六點鐘。紅衛兵們個個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銅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手持木棍或木槍,全副武裝。

校長和主任們臉上塗滿墨汁,被紅衛兵押著游鬥。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一手拿鐵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兒,紅衛兵強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死!」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嗓子越喊越啞,紅衛兵的長槍短棍越揮越勤。

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到她肚子上,另一個猛踩她手背,卞仲耘倒在地上。好幾隻牛皮靴往她身上亂踢,反覆踐踏。紅衛兵們高喊:「砸爛她的狗頭,踏上億萬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她被很多帶釘子的粗木棒、軍用銅頭皮帶和板凳腿毆打,劈頭蓋臉地打,罰下跪,罰挑土,又被罰去掃廁所。卞仲耘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挪動,白牆上一大片血點子,還有一個血手印。卞仲耘已經站不住了,就出溜到地上,雙目緊閉。紅衛兵罵她裝死,兜頭向她潑了一盆涼水。

她掙扎著爬起來,剛蹬上宿舍樓的第三層台階,就一頭栽了下去。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紅衛兵命令林莽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輛平板車,身上蓋滿大字報,大字報上壓著一把大竹掃帚。

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北師大附中的校長,就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校園裡被她的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

毛釋放出的紅衛兵暴力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什麼使這些花季少女如此殘忍暴虐,變成殺人惡魔?

多年來黨文化的灌輸洗腦發了酵,對偉大領袖無限忠誠、無比崇拜,對一切淪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殘酷無情。甚至跟父母也要劃清界限,大義滅親。人性在專制暴政中極度扭曲變異,連基本常識、人味兒都沒了,卻以為這才是最正確、最革命的。

1966年夏,毛澤東指示:「要放手發動群眾,……以學生為主體,……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條最高指示一下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運動就紅紅火火起來了。在革命的名義下一切都變得正當,打砸搶、草菅人命都是堂而皇之地行使正義,文革狂飆激發出喪心病狂的魔性。

卞仲耘死於紅八月,死於毛澤東釋放出來的紅衛兵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叫什麼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問:「是哪幾個字呀?」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毛教導說:「不好,要武嘛!」

於是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師大女附中改名「紅色要武中學」,隨後「要武小學」、「要武中學」跟風而起。

毛點了一把火,燒瘋了億萬青少年。之後的40天裡,僅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紅八月刮起血雨腥風、席捲全國的武鬥狂潮。數百萬中國人死去,消滅了一個又一個家庭、摧毀了無可取代的文化瑰寶和優秀傳統。

卞仲耘就是在這種打著社會主義、打著革命旗號的專制主義的體制下慘遭殺害的。

2008年11月,美國邁阿密的一位專門負責謀殺案的檢察官,找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問他誰應該對卞仲耘之死負責,王晶堯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毛澤東。

掩埋與還原歷史

文革結束後的30年裡,王晶垚一直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卞仲耘申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中國最高法院,但都沒有結果。對於這一人類史上令人髮指的事件,居然沒有立案,沒有破案。

2006年文革四十週年,獨立製片人胡傑扛著沉重的攝像機,走進和王晶垚的家 和案發地女附中校園,拍攝了剪輯成66分鐘的記錄片《我雖死去》。

85歲的王晶堯在鏡頭前,一點一點地講述家庭的災難,從箱子裡拿出包裹,展開已經變黑、發硬的血衣。老人時常沉默,眼裡含淚。

王晶垚說:「我這40年來,一直生活在記憶中,我身上背著十字架,這樣一個典型的慘案,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一個家庭被摧毀了,不僅僅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遭遇……因為我是親身經歷者,如果我不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的話,那就是沒有盡到責任。我就白活了。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

目擊者之一,曾在校圖書室工作的92歲的林莽先生做了見證。但當年參與打人的學生沒人願意面對鏡頭,向受害者道歉,共同掩蓋著集體犯罪的事實。

當年給王晶垚寫信陳述目擊經過的女教師,也不願在片中露面,她說:「時候未到。」 因為她的學生今天可能都是領導。

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多半是高幹家庭出身,其中有政治局委員的女兒、侄女或孫女,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宋彬彬是中共元老宋任窮的女兒。

反思文革仍是官方禁忌,影片在大陸被禁演,中國人遠未走出歷史的巨大陰影。毛像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的屍體躺在紀念堂裡供人膜拜,陰魂不散。

從宋彬彬看從上到下的不懺悔心態

2007年9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為北師大女附中)在慶祝建校90週年時,將宋彬彬評為榮譽校友,在操場豎起宋彬彬的大型展板,並將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的照片和前任校長卞仲耘的照片一併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在美國拿了博士、做了官員的宋彬彬衣錦返校,對當年的所作所為,沒有半點歉疚和悔意。

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借校慶之際,將宋彬彬再度作為受人追棒的榜樣,將紅衛兵暴力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是對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嚴重傷害,是對歷史的褻瀆。如此誤導年輕學生,罪不可恕。

宋彬彬唯一通過媒體對那段歷史做出反應,是在卡瑪拍攝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面部被馬賽克模糊處理的方式在片中出鏡。她說,破四舊呀,抄家呀,一次都沒參加過。沒動手打過人,到處是謠言,覺得特別委屈,當時很天真……

像用橡皮擦掉錯字一樣簡單,否認辯解,就可以把沾滿血污的手洗乾淨了?只是輕輕一句非常難過就可以一筆帶過嗎?卞仲耘等人被毒打時,在場的宋彬彬並沒有阻止,還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人是可以犯錯,但不可以沒有良心,尤其年近六旬還不知反省?

a.年輕不是借口

希特勒最後3年的女秘書特勞德‧瓊格在晚年羞愧地反思道:集中營的殺戮細節給了我強烈的衝擊,我曾無數次地反省自己,年紀越大,越感到負罪感的重負。專制制度操縱人的思想,自己逐漸捲入,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一天,經過索菲‧肖爾紀念碑,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散發傳單被處以死刑的年輕女孩。她和我同樣年齡,我深切意識到,年輕不是借口。

這樣坦誠深入的反省和懺悔,宋彬彬、宋要武們望塵莫及。

b.專制體制必須根除

北師大附中對宋彬彬的這種肯定,代表了官方對歷史的拒絕懺悔的態度,事實上,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傷害的無辜百姓不計其數,從來沒有認過錯。作惡而不懺悔,不斷用謊言掩埋、暴力壓制,接下來就是更肆無忌憚的持續作惡,從反右、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輪功,一直如此。

從上到下,社會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以一再重蹈覆轍。暴君獨裁者固然是元兇,底下盲從的奴隸才使暴虐得以具體實施。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堂而皇之地為自己的罪惡辯護。這種個體人格的萎縮,是對罪惡的縱容,也是罪惡氾濫的溫床。

紐倫堡大審判,很多辯護自己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命令的納粹軍官最終被判死罪。人,畢竟不是機器,獨立思考、良知底線是不可欠缺的抵禦犯罪的重要素質。

讓成千上萬的人被虐殺、讓成千上萬的人協同犯罪的專制體制必須根除。

王友琴 、王容芬的呼籲

卞仲耘之死,給同樣畢業於北師大附中的王友琴強烈的震撼,她以精衛填海的方式來挖掘那段荒謬歲月中的殘暴與血腥,她採訪了數千人,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文革非正常死難者傳記的書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她在扉頁上獻辭,闡明著書的宗旨:「願你們的慘劇,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而成為永遠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43年前,因為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而被抓進監獄判處無期徒刑的王容芬博士,8月5日表示,文化大革命罪行的殘酷和規模,可以和希特勒慘殺猶太人相比。王容芬博士呼籲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正視並追查紅衛兵的罪行。

當年納粹追殺猶太人,現在,國際社會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捉拿歸案。在德國,哪怕出現一個納粹符號,馬上就要訴諸法律,納粹戰犯即使現在已經98歲,也要被送上法庭。

紅色高棉在世的5名高官相繼被送上種族滅絕罪行的國際法庭,這遲來的正義是柬埔寨人民和國際社會期待已久的,意義重大。

二戰64週年,日本天皇和首相向亞洲人民表示深切的懺悔和哀悼。有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兵,到中國謝罪,長跪不起。在大陸,不少警察默默地幫助法輪功學員……所有的良知發現,發自內心的愧疚懺悔,都是自救的開始。

深刻地反思,真誠地悔過。正視歷史,清算罪惡,不讓悲劇一再重演,是真正對國家民族、子孫後代負責。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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