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藏獨”不離口,胡溫的權力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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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3月27日訊】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紅軍亡命于川藏邊境時,曾經過西藏境內,從藏人那裏取得食物並借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不得不從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後要償還。”並說:“這是我們對外國唯一的欠債”。可見,那時,連毛澤東都認爲西藏是外國。

1949年,中共進軍西藏後,與藏方簽訂“十七條協定”,承認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當於“一國兩制”的中藏關係。然而,即便對那個由中共自己擬定的、相當於“城下之盟”的“十七條協定”,中共也無意遵守,而自我違背。於是導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義。中共憑籍武力,血腥鎮壓,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贅述其後中共在西藏展開的大屠殺、大迫害、大破壞、大毀滅,僅說1980年,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視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難後,深感愧疚,召集當地中共黨政幹部訓話,提出:“必須將西藏的生活狀況恢復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見,中共汙指從前西藏是“黑暗、落後、野蠻的農奴社會”(其中的彌天大謊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僅沒有把西藏帶向光明、進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後、更野蠻的深淵。中共折騰下的西藏,豈止是“農奴社會”,簡直是“人間地獄”!

時至今日,西藏三區,仍然不斷出事,表明,所謂“翻身農奴”,對中共從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對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無意軟,有心打而無意談。

1978年開始,鄧小平曾有意糾正中共在西藏的極左政策。1979年,鄧小平會見達賴喇嘛的特使、也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鄧親口對後者說: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

但觀今日中共高層,卻什麽都不願意談。不論達賴喇嘛的立場,如何地趨向溫和、再溫和,從獨立訴求到中間道路;從“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從“一國兩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盡都充耳不聞,毫不領情。

據知,中藏談判中的障礙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爲佛教徒,達賴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說假話。達賴喇嘛認同“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已經體現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難題,就是拒絕談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鋒中,中共總理溫家寶、外長楊潔篪甚至還拿達賴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場(“中共撤軍,停止漢人移民)來說事,避而不提達賴喇嘛自2002年以來的最新立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爲基礎,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

於是,出現一個悖論:當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認“西藏是獨立主權國家”時,中共硬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當今日,達賴喇嘛認同“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的時候,中共卻硬說達賴喇嘛的立場是“藏獨”。結果就是,西藏問題,“獨立”不行,“不獨立”也不行。

既然一條道路都走不通,這也就難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達賴喇嘛爲首的“棄獨”溫和派,也存在以藏青會爲主的“獨立”激進派。

中共的乖張表現,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實,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獨”的存在。從奪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獨”,中共堪稱始作俑者。而今,“藏獨”,作爲一個虛擬的名詞,大量存在於中共的話語中,儼然中南海的偏愛。

在中共喉舌中,抗議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稱爲“藏獨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會見達賴喇嘛的外國領導人,一律被指爲“支援藏獨”;流亡藏人聚居地達蘭薩拉,被稱爲“藏獨大本營”;象徵自由西藏的雪山獅子旗,被稱爲“藏獨旗幟”;表現西藏宗教與文化傳統的歌曲,被稱爲“藏獨音樂”……

“藏獨”不離口,中南海的潛臺詞是:你最好主張獨立,我方便樹立民族主義大旗;沒有了你這個“藏獨”靶子,我怎麽對中國民衆宣稱“愛國主義”?如果我不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又如何抵禦民主與人權呼聲?如果我抵擋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黨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祿?

中共死咬達賴喇嘛爲“藏獨”,國際社會固然明白,中共此態,是無理取鬧;但中共此招,卻仍然能蒙蔽中國民衆,尤其能蒙蔽那些對西藏問題缺乏深究的普通民衆。

中共對達賴喇嘛,與其說是不願意談,不如說是不敢談。中共最怕的,就是達賴喇嘛以至柔克至剛,舍了疆土而贏了道義。因而用盡文革語言,竭盡對達賴喇嘛的詛咒,仿如桀犬吠堯。

達賴喇嘛不斷伸出橄欖枝,中共卻不敢接招,背後浮現的,也是主政者胡溫等人的權力尷尬。遍觀鄧小平之後的中共領導層,誰也沒有權威,誰也做不了主,因而,誰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針的改變。爲了保住黨內權位,只能比強硬,一個比一個強硬,不是比給外界看,而是比給自己人看。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趙紫陽的覆轍:招惹黨內龐大的利益集團而被趕下臺,落得個自身難保、晚景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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