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16日訊】重慶開縣，一個並不富裕的丘陵之地，勞動力約九十萬人，其中五十萬是離家打工的農民工，每年農民工匯回開縣的款額近三十億人民幣。然而隨著大量沿海企業倒閉或減薪，年後的農民工失業潮正席捲開縣……

開縣的難解問題是現今許多中國農村的縮影，高失業率深埋社會不穩定因素，對中國農村基層政權構成挑戰，也暴露了中國政府制度性地壓抑中國農民創業的惡果。

返鄉之後，不會耕地，沒有養老保險，沒有失業保障，甚至沒有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的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農民工失業潮考驗中國穩定

文 ◎ 季達

失業問題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發源點，尤其對實際上已當了十多年產業工人的「農民」來說，缺乏基本的退休、失業和醫療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對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員坐不住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在二月份的一個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當前要嚴密防範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壞。」作為副部級的中共官員，孫書記的講話帶有明確的「中共特色」：一切困難都是敵對勢力所為。

然而，這個講話卻明瞭顯示了中國農民工失業問題的嚴重，及其可能帶給中國社會的巨大衝擊。

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村問題權威專家陳錫文二月初表示，在全國一點三億外出農民工中，大約有15.3%的農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機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找到工作。據此推算，全國大約有兩千萬農民工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

他並且認為，金融危機所引發的農民工失業潮尚未見底，可能會加劇社會矛盾，甚至誘發群體性事件。要防患於未然，未雨綢繆，關鍵是要妥善處理農村徵地、環境污染、移民搬遷和集體資產處置等四大領域的問題。

「失業問題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發源點，」美國社會學者劉曉竹表示，「尤其對這些實際上已經當了十多年產業工人的『農民』來說，缺乏基本的退休、失業和醫療保障，一旦再失去工作，其對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

農村收入驟減

首當其衝的影響，是導致中國農民收入的停滯甚至下降。

貴州省是中國西南的山區省份，經濟極為不發達。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胡曉登研究認為，農民工返鄉將對農民人均純收入造成嚴重影響，直接降低農民人均純收入。貴州失業農民工返鄉達到一百萬人，就意味著農民純收入增幅降低一半；如果失業農民工返鄉達到兩百萬人，就意味著全省農民增收為零。

貴州省社科院預測，二零零九年，貴州因金融危機返鄉農民工人數將在一百三十萬人到一百五十萬人，加上二零零八年返鄉的五十萬，按兩百萬人計算，貴州農民減收與增收相抵銷了。

二零零七年中國七點五億農村居民的收入大約為三點一萬億人民幣（下同），如果兩千萬農民工全年失業，按照每人每年一萬五千元收入計算，中國農村居民損失收入三千億，等於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10%。而過去十多年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每年增長幅度大約只有4%～5%左右。

根據中國政府的數據，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約50%來自「務工」，即農民出外打工，30%來自鄉鎮企業，農副產品收入只占20%左右。而近年以來，由於鄉鎮企業衰微，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增長，占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約60%。也就是說，農民工收入下降，將對中國農村居民總收入構成巨大的影響。

重創經濟轉型契機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資投入和出口，這種單發動機的增長模式，實際上對中國經濟結構損害甚大。這種損害在最近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中體現的十分明顯，一旦國際市場疲弱，中國經濟立即發生巨大波動。

中國政府和學者並非不知道這個情況。過去十年以來，中國很多學者都在呼籲解決這種單一增長動力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增加國內消費。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消費、投資、出口，因此刺激中國國內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向健康結構轉化最重要的環節。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消費比例（消費金額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0%之下，而通常正常國家的這個比例在70～80%左右。在經過十多年的「刺激內需增長政策」之後，中國國內消費比例竟然下降到40%之下。

中國政府和經濟學者無一不把目光放在具有龐大人口基數的農村。二零零七年，中國農村終端消費比例，占農村居民收入的65%左右，遠遠超過城市居民點的消費。然而，這種高比例消費實際上是由中國農村普遍貧困造成的。

美國某投資銀行經濟師簡先生分析說：「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收入增加十元，可能就必須消費九元半，而對於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的城市居民，收入小幅度增加根本不會影響他的消費。」因此他認為，中國刺激國內消費成長的重點，應該是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而當農村居民消費增長下降或者減少，更是直接影響到中國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治安惡化和群體性事件頻發

失業率高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公布的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這個只計算中國城鎮居民失業水準的統計數字，根本無法反映中國真實的失業水準。一般估計，中國真實的失業水準大大超過官方的數據，從最低的10%失業率，到最高24%都有。

無論是哪一個數字，都反映出中國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將大為增加。

「每當淡季的時候，這邊的犯罪率都會增加，」東莞某鎮一位派出所警察表示，「企業淡季通常就是我們的『旺季』。最近企業倒閉增加，本地搶劫盜竊的刑事案件，最近兩三個月大概增加了兩倍。」

根據中國公安部的統計，中國的嚴重刑事案件，有大約70%是失業農民工犯案。

此外，隨著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失業增加，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

二月十四日，浙江桐鄉市爆發五千民工和五百警察之間的衝突。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由一宗交通意外引起的衝突中，主要來自河南的數千民工用木棍追打警員，警員則以警棍還擊。當局後來派出逾千名武警到場控制場面，拘捕了最少二十人。事件共造成一百多人受傷，六輛警車被破壞。

一月十六日，安徽省蕪湖市一千多名民工為追討欠薪，堵住該市中江橋示威，當局調派五百名特警及一千名武警前往壓制，結果引爆警民衝突。

總部設在香港的人權民運資訊中心去年七月也報導了一起發生在浙江省的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該省玉環縣坎門鎮民工因不滿其中一名同伴受到惡劣對待，圍堵當地公安局，並砸毀汽車及電單車，最後導致三十多人被捕。

「半年到一年之後，失業民工存的錢花光了，既不能在外找到工作，而又不願意或者不會種地，問題很可能就會集中爆發。」八十年代曾經在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現在旅居美國的程曉農分析說，如果加工經濟不能在一年內復甦，中國政府將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

民工返鄉有利基層民主？

然而，農民工失業返鄉，也並非都是壞事。湖北潛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就認為，返鄉民工對當地基層鄉村政府官員會構成很大壓力，甚至在基層選舉中充當重要角色。

「這些人往往見過世面，對城市生活比較熟悉，基層的官員不容易忽悠他們。」姚立法表示，「再加上這些人往往是農村青壯年，知識水準相對較高，他們留在農村，可能對地方官員壓力很大。」

北京的官員對此也有所警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就強調，在爆發群體性事件的時候，地方官員不能自己躲起來，只派出警察鎮壓，導致矛盾激化。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員要「到第一線化解矛盾」。

程曉農則分析說，很多農村地區的地方官員水準很低，不見得能夠說服這些「見過大世面的返鄉民工」。

社會學者劉曉竹也認為，這批失業返鄉的農民工對於地方基層官員來說會是非常頭痛和棘手的問題。

北京的一位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工失業返鄉的問題，因為這些人能帶回去一些比較現代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如果引導得當，對中國政府近年「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或有其有利的一面。

政府缺乏整體制度部署

農民工這個名詞，是中國獨有的確認某一個團體的詞語。把「農民」作為工人這種職業的形容詞使用，在任何一種語法中都會顯得十分突兀。

農民，在中國不僅僅代表一種職業，也是一種身份烙印。在中共建政之後，「農民」的意思並非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群，而是指戶籍被確定在非城鎮地區的所有人。

近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極快，但農民變為非農民的過程，仍然由中國官方全權控制而非由個人意願所決定。「農村戶口」不僅僅決定了一個人的身份，也包含了背後很多和政治及經濟地位相關的內容。比如農民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補助」，子女不能在城市中就學，不能任意出售自己的住房，沒有養老保險，沒有失業保障，甚至沒有基本醫療服務保障。

「土地所有權是問題的根本。」美國紐約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文貫中認為，「土地其實是農民最大的資產，但在中國，這種資產不能由農民自己處置，這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變成了一種剝奪農民的過程。」事實上，中國農村最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徵地拆遷有關係。農民失去了自己擁有的（以集體的名義擁有的）土地，只能獲得很少的補償。按照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政府給農民的補償，大約是農田三年產出價值的數值。由於農業生產產值不高，所以補償的金額通常非常低。

中國目前存在三千萬「失地農民」，沒有土地耕種的人仍然被稱為「農民」，大概也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只有恢復中國農村居民對土地的所有處置權利，中國農民才可能成為正式的中國公民，否則永遠是二等公民。

然而，這個問題和戶籍管理制度一樣，涉及到中國政權體制的根本變化。中國不願意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理由是「必須對農村勞動力流動進行有序管理」；而不願意恢復農民對土地的處置權，則主要是經濟角度的考量。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近年一大半由徵收農民土地的差價所得，因此即使中國通過了所謂的《物權法》，中國農民仍然無法保障自己的財產權利。

中國農民不是包袱

「小農意識」、「農民思想」，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代表了落後、保守、自私、狹隘、封建等等負面的意思。然而中國農民最優秀的品質，刻苦、勤奮、創業精神，卻往往被忽視。

中國人的創業精神一度為外國讚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曾經呼籲英國人學習中國人的創業精神。然而她沒有說明的是，這種創業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國的「農民精神」。

和產業工人及城市中產階級不同，也和傳統的西方農村不同，中國農民是自耕農，每一個農民就是一個「企業領導者」。他們必須從開春開始，對天氣、市場、價格和勞動力等等各方面進行預測，然後決定生產計畫然後加以實施，最後直到農產品出售之後，才完成整個農業生產。這個數千年的農耕傳統，造就了中國農民天生的企業家思維。

事實上，中國經濟改革的起步基本上由農民進行。從早期的包產到戶，到後來的鄉鎮企業。即使是現在，中國最有名的一批企業，仍然是中國農民所創立的，比如廣東的幾家著名家電企業。

不過，中國農民的這種素質卻被制度性壓制所破壞。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之後，中國政府在制度、資金、資源使用等等方面，壓制中國農民天生和本能的創業精神，使得一度活躍的中國鄉鎮企業停滯不前。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小企業都是創造就業最重要的環節。這方面中國有最好的條件，中國的制度壓制了農民創業，政策向壟斷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過分傾斜，是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最大的政策失誤。」財經專欄作家廖仕明評論說：「目前大量農民工失業，導致中國社會問題叢生，其實是這一政策的後果。」

中國失業農民工縮影：開縣

文 ◎ 季達

開縣，因全縣有三分之一人口「出口」到全中國做農民工而聞名。過年前，這個重慶「勞務第一縣」大約有十二萬民工如候鳥般返鄉，然而與往年不同的，他們中的四分之一沒能在過年後回城市……

最近兩個月，開縣政府官員憂心忡忡，日子相當不好過。除了要接待北京和市裏的官員之外，中國各地媒體記者也蜂擁而至，他們的目標，都是開縣的農民工。

開縣位於重慶市區東北部三百多公里處，屬於山地丘陵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並不好。讓開縣聞名全中國的，是這個縣出口的「農民工」，竟然占到縣人口的三分之一。

農民工收入占縣GDP三分之一

開縣人口大約有一百五十萬。按照當地政府的數據，該縣勞動力約九十萬人，其中五十萬是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的農民工。每年出外打工的農民工通過郵局匯回開縣的打工款接近三十億人民幣，這對一個年GDP只有九十四億（二零零七年）的農業縣來說，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考慮到開縣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只有大約五、六億元，當地政府官員對農民工問題的擔憂，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開縣政府在廣東、浙江都設有專門的辦事處，專門為本縣民工和當地政府打交道。

開縣駐東莞辦事處，是開縣最大的一個外派機構。「開縣在廣東的民工有二十多萬，東莞就超過十萬。」辦事處一位職員說：「我們主要負責和這裏的官員搞好關係，幫開縣民工討薪和爭取權益。」過去幾年，開縣民工在廣東的一些水電工地遭工頭毆打，甚至有致死的情況出現，辦事處都曾經出面處理。

「東莞的情況可能是最糟糕的，最近失業的外地民工確實很多。」這位職員證實說。到今年二月初，開縣回鄉的農民工大約有十多萬人，其中一半多因為失去了工作而滯留在家鄉，不再外出。這個比例，和北京統計的15%農民工失業率大約接近。

「我們擔心的是，最壞的情況還沒有出現，」開縣一位官員表示，「不少失業的人還留在當地找工作，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他們也可能會陸續回來。」

五大行業農民工失業嚴重

「廠裏生產的羊毛衫沒了訂單，廠垮了，老闆跑了，我們拿不到工資，就回來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張紅光幾句話就說清了他返鄉的原因。重慶當地媒體報導說，二月五日，大年正月十一，開縣大德鄉龍王村的村道上異常冷清，而往年這個時候，滿載著民工的包車，忙著趕往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村支部書記王連魁說，過年前返鄉的近一千一百名村民，像張紅光這樣沒有再出去的人有50%。

過年前，有重慶「勞務第一縣」之稱的開縣，大約十二萬民工如候鳥般準時「飛」回了家鄉，與往年不同的是，他們中的四分之一沒能在過年後「飛」回城市。

在開縣，像張紅光那樣因企業垮掉被迫返鄉的是少數，大部份人是由於打工收入下降，主動放棄了工作，回家尋找機會。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從事毛紡業的民工。

目前，開縣外出的四十多萬民工中，有三十萬以上聚集在毛紡、服裝、拆房、餐飲、家具五個行業。由於毛紡業是外向型產業，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衝擊更大，民工工資下滑也最厲害。張紅光說，在廣東東莞一帶的毛紡廠，熟練工基本工資每月為一千至一千兩百元，這個收入只夠維持日常開支。但如果爭取加班，平均每月可以掙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元，一年積攢下來的，實際上也就是七、八千元加班費。但企業訂單減少，沒有了加班機會，打工也就失去了意義。

中國官方公布的一月份採購經理人指數，紡織業只有30%，顯示中國的紡織業仍處於嚴重衰退的過程當中。大德鄉是開縣毛紡民工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全鄉二點九萬農村勞動力，有50%長年在外務工，其中又有50%在廣東、浙江等地從事毛紡業。據大德鄉黨委書記徐燕兵介紹，今年過年有三千多名民工返鄉，其中有一千五百名在過年後沒有外出。

民工失業全縣收入降6%

「政府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開縣溫泉鎮的一位官員表示，「我們要對回鄉民工數量和去向做統計，每隔兩個星期都要上報，晚兩天都來催。」事實上，這個統計要求是北京做出的。「就業的真正挑戰將在春節之後到來，」中國媒體引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一位部官員的話說，農民工返鄉就業已經成為無法迴避並且必須重視和解決的問題，「那個時候到底有多少人還會出來打工，才是一個關鍵性的指標。」

以重慶開縣為例，即使是只有10%的農民工失業，按照每人每年工資收入一萬兩千元計，開縣的收入將減少六億元，相當於該縣GDP的6%。

正是因為面對如此難題，開縣政府對農民工失業開出了由五味藥組合的藥方。一是製作「開縣返鄉民工就業援助卡」十萬餘張，讓他們瞭解縣委縣政府的援助方式、援助項目，重樹信心，盡快走向就業崗位；二是建立返鄉農民工就業服務綠色通道。在縣人力資源市場開通了二十四小時就業諮詢服務熱線，為返鄉農民工提供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政策諮詢等一站式服務。收集和篩選了一批適合農民工的就業崗位，通過短信平臺向廣大農民工免費提供就業資訊；三是組織農民工專場招聘會；四是啟動實施返鄉農民工就業創業扶持政策。開展農民工小額貸款試點工作；五是強化農民工有序輸出服務工作。抽調專人通過各種方式加強與主要勞務輸入地區的聯繫，準確掌握用工數量、行業工種、工資待遇等需求情況，調整輸出方向。

這味藥的重點，還是要鼓勵開縣的民工再出去。「我們這裏閉塞，搞農業辦企業都沒大出路，還是得出去打工。」從廣東東莞回鄉的農民工黃先生這麼說。黃先生在東莞一玩具廠工作，玩具廠去年八月就倒閉了，黃先生和幾位老鄉一起打零工，希望能夠再找份工作，但到過年還沒有找到。「那邊工廠不行了，好些廠都關了。他們幾個還要再等等看，我先回來了。」

消費低 回鄉創業不容易

溫泉鎮的小張也有同樣的想法。小張在東莞的建築公司打工，年底失業回到開縣。「想在家住一段時間再說。」小張說：「老闆說兩三個月，最多半年情況會有好轉，那時候才回去。」

開縣政府從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發現民工外出少了，調查發現情況和往常不同。開縣政府在重慶市的要求下，開始鼓勵回鄉民工創業，並且規定回鄉創業的民工三年不繳納工商營業稅。去年最後三個月，開縣個體工商戶開戶登記增加了六千多戶，占該縣所有個體工商戶總數的三分之一。

「創業哪那麼容易，」小張在電話中對《新紀元》記者表示，「沒有資金，也沒有什麼產品可買，開縣這裏的人沒什麼錢，生意並不好做。」

當地一位鄉政府官員說，不少返鄉民工買了摩托車，當起了摩的司機（以摩托車載客收費），收入並不好。「從廣東回來的這批人，很多存了不少錢，但大部份都只能做小買賣。」這位官員說：「開縣這地方不富裕，大家消費都低，沒有什麼太好的生意。」

不會耕地的「農民工」

除了在本地創業之外，回鄉農民也可以重新耕地。「耕地我們不行，」今年三十六歲的老黃表示，「我十六歲出去打工，回到開縣，地裏長的是苗是草也分不太清楚，時令都不曉得，耕地不是辦法。」

老黃和小張都已結婚，孩子和老人留守家鄉，妻子也在廣東打工。因為這樣，家裏的承包田由老人打理。他們表示，村裏有些家裏老人沒了，小孩都在廣東，田地荒廢多年，最近兩年轉租給四川來的農民。最近，有些人回鄉之後，只好把承包地要回來，那些四川的農民只好離開。「都不容易，但沒有辦法，種地起碼能自己吃，比沒有強啊。」老黃這麼解釋。

事實上，重操耕地舊業對當地民工來說幾乎完全沒有吸引力。小張家總共有兩畝半田和三畝山坡地，「除去化肥農藥和種子，一畝田一年下來就得個兩三百元，還沒算人工錢，說實話還不如在深圳要飯。」小張中學沒畢業就到廣東打工，從來沒有耕過田，而且他也不願意再過農民的日子。

就業壓力問題嚴重

和重慶其他縣一樣，開縣也嘗試在本地招收這些返鄉民工。開縣縣政府網站說，過去三個月，開縣為一萬多名返鄉民工找到了本地工作。不過，小張認為這裏的工資太低了，寧願過兩個月再到外邊去找工。開縣本地民工的工資，大約在六百元左右，只有在廣東打工的一半到三分之一，對見過世面的開縣民工來說吸引力並不大。

對於這批回到家鄉的開縣農民工來說，最大的希望是能夠回到沿海找到工作。對於開縣政府來說，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工作方向。開縣和全國多個省市勞務公司簽訂了合約，由縣政府擔保他們在本地招請工人。

「情況不是太好，」一位縣勞動部門的官員說：「估計要等到下半年情況才會好轉，今年加上中學畢業的，新增勞動力會有一萬三千多人，就業的問題會更為突出。」◇

失業農民工知多少？

文 ◎ 何海青

由於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大量企業開工不足或被迫關門，大量農民工失業，釀成了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失業潮。究竟全中國有多少農民工已失業？

中共官方曾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發布了《中國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白皮書顯示，二零零三年，中國總人口達到12.92億，全國有勞動能力（十六歲以上）的人口為9.99億，其中城鎮4.24億，農村5.75億；二零零三年，中國城鄉從業人員達到7.44億，其中城鎮從業人員2.56億，占 34.4%，農村從業人員（潛在農民工總數）4.88億，占65.6%。從一九九零至二零零三年，全國城市和農村共增加從業人員九千六百八十萬人，平均每年新增七百四十五萬人。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發布的二零零八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推算結果顯示：至二零零七年底止，中國城市人口超過六億，而農村人口超過七億。如果按上述白皮書中農村人口與農村從業人員的比例來計算，至二零零七年底止，全國農村從業人員總數（潛在農民工總數）穩超五億。

實際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總人數究竟有多少？按目前一個被引用的最多的說法，全國農民工約為二點五億，其中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總人數達到了一點三億人。

據《21世紀經濟報導》，胡小燕是二零零八年的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她的背後是廣東全省三千多萬農民工。二零零八年三月份的兩會期間，胡小燕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代表一點五億農民工。這表明，現在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人數至少達到了一點五億人。

失業農民工達兩千八百萬

由於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也受到巨大衝擊，大量企業開工不足或被迫關門，加上前期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度限制，令大量農民工失業，釀成了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失業潮。

據中共人民網報導，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全國約有兩千萬農民工由於此次金融危機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占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有兩千五百萬農民工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這是中共官方首次公布農民工的失業情況。

陳錫文表示，這個資料是由農業部的一個抽樣調查，結合二零零八年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總人數約一點三億為基數計算出來的。不久前，農業部在農民工輸出比較集中的十五個省（一百五十個村）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一點三億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15.3%的農民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

換句話說，農民工群體的平均失業率為15.3%。如果農民工的基數是一點五億而不是一點三億，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失業的農民工將達到兩千八百萬人！

民工行業恰是倒閉重災區

然而，實際的失業農民工可能遠不止這個數，因為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為建築業、加工企業及服務業，而這幾個行業受到的衝擊現在還難以估算。

以建築施工行業來說，有大陸業內人士分析，由於房地產慘澹，大陸民間資本投資建設項目因危機暫時擱置或取消，使得建築施工人員需求大幅降低。故中共聲稱的四萬億救市提供的新增工作機會與原本由房產建設、民間資本建設提供的就業崗位缺失兩者大致相抵，建築行業需求並無明顯增加。

而加工業由於經濟危機的影響，外貿加工企業訂單量明顯下降，大批依靠外貿生意的工廠倒閉，而這點對加工業的打擊是致命的。因為年前已有大批企業倒閉，故行業對年後普遍預期不樂觀，年後都會選擇縮小規模來求生存。而廣東、福建、及浙江等省，一直就是民工打工大省，也同樣是外貿加工企業聚集的地區。

所以，年後這三省外單加工類的企業對民工需求會比年前預期的要低很多。而那些對應內部市場的企業，由於經濟危機，內需因民眾對經濟缺乏信心一度走弱。換言之就是，老百姓不敢消費、省著花錢，所以國內如服飾、電器、數碼產品等高附加價值商品銷量下降，企業也就不需要這麼多人了。

服務業方面，從過年的餐飲業銷售額就能看出，年後會有大量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可以生存的餐飲娛樂場所，面臨經濟增長低迷的競爭壓力。這些規模不大不小、檔次不高不低的餐飲娛樂場所，將是因競爭而倒閉的重災區，而其恰恰也是僱用民工的大戶集中區。因而眾多第三產業企業的難以生存，使得農民工就業問題進一步堪憂。

各省農民工失業返鄉概況

廣東：失業農民工四百六十萬

廣東是吸納農民工的主要省份之一，根據大陸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的說法，她的背後是廣東全省三千多萬農民工，表明廣東的農民工數量超過三千多萬。

目前廣東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農民工失業資料，如果以陳錫文公布的全國平均15.3%的失業率來計算，廣東的農民工失業人數達到了大約四百六十萬人。

不過，從廣州、東莞和深圳三個主要接納農民工的區域的經濟運作情況來看，農民工在未來的幾個月失業情況可能要比這個數字嚴重。

在深圳，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深圳市一直存在結構性缺工現象，據《南方周末》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發表的「農民工就業調查」報導，深圳每季度的求職缺口約四萬人左右，求人倍率均在一點二八以上，即一個求職者對應一點二八個崗位。

但從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以來，深圳人力資源市場供求情況出現拐點，由原來的「招工難」變為了「找工難」。第四季度人力資源市場的需求人數為一百五十萬七千人次，入場求職人數為一百六十一萬人次，崗位缺口十萬三千人次，也就是說，一個求職者對應的只有零點九四個崗位。

二零零九年一月，深圳的求人倍率為零點七九，即一個求職者對應的只有零點七九個職位，而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為零點九四，金融海嘯爆發之前，這個數字是一點二八，即一個求職者對應一點二八個崗位。

按照一月份深圳的求人倍率來計算，深圳市的總體失業率高達21%。而深圳在這場金融海嘯中受到的影響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輕的，因為它的高新產業起步早，成效大，全市的高新產業據統計已經超過了40%。所以，其他地區的失業情況也就可以一葉知秋了。

在廣州，據《南方都市報》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報導，廣州今年一月地區經濟總量的增幅僅為7.6%，比二零零八年同期12.3%的增幅相比有很大回落，幾乎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未見。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表示，二零零九年確實是廣州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在東莞，二零零九年一月份東莞外貿進出口總值為五十五點六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8%，跌幅比全省平均跌幅11.7%高出幾倍，屬全省跌幅之最。

二零零八年一月份，東莞的進出口還有29.2%的增幅，但今年一月份的表現不比往日，剔除過年假期的影響之後，甚至比去年十二月份還下跌了17.5%。海關分析人士認為，經濟危機對東莞經濟造成的影響還遠未探底。上述資料來自《南方日報》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的報導。

浙江：商貿活動大幅減少

作為另一個農民工落腳處的大省，浙江今年的情況也很反常。一方面，商貿活動大幅減少，據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日前在香港接受採訪時表示，正常情況下，浙江海域通過的商務船占了國內總量的三分之一，而最近從浙江海域通過的商務船數量連續下降，由二零零八年十月減少12%，接連下降至今年二零零九年一月減少達52%。

另一方面，農民工過年返鄉一去不回，令一些傳統行業如紡織服裝業出現招工難的現象。鄭宇民說，過年之前，從浙江返鄉的農民工每天高達十萬到十一萬人，這一數字是前所未有的，且這些農民工都是提著大包小包回去的。

但過完年後，每天回浙江的農民工卻只有五萬人，且都是小行李的，情況很反常。他補充，過去民工返城都是超過返鄉數量的，「如果回去是十萬人，那麼回來就有十一萬人，因為他們返城時還會帶上同鄉。」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些高勞動強度的行業如紡織廠在浙江常熟、象山等地招不到足夠的工人。

河南：七成農民工窩在家

資料顯示，河南省農民工總量突破兩千一百萬人，在中國各省區中居第一位。其中省外輸出量超過六成，且九成以上的外出務工者都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

據最近河南省勞動保障廳的監測資料表明，二零零九年有一千九百五十萬外出務工勞動力返鄉，目前，真正返城務工的勞動力不足三成。

換句話說，至少該省目前有一千一百三十四萬以上的農民工由於就業形勢等原因，尚沒有出外打工的成熟計畫。與之相對，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和二零零八年，該省每年過年之後的返城勞動力，都在97%左右。

該省三年來主要輸出的勞務工種有廚師、建築工人、保姆、服裝加工和保安等。主要流向「珠三角」、「長三角」和北京附近的省區或者城市。

四川：八成返鄉者盼外出打工

新華網二月十七日報導，至二零零九年一月底，四川省共有二百一十二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其中82%的人有繼續外出打工的願望。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羅茂鄉在會議上說，四川是中國勞務輸出大省，二零零八年轉移輸出農村勞動力二千零二十三萬人，其中向省外輸出一千一百八十八萬人，全年勞務總收入約一千二百二十八億元，占農民純收入的50%。

湖南：兩百八十萬農民工回流

湖南也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省，截至今年十月底，全省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達到一千兩百零三萬，其中跨省轉移九百零二萬人，占75%。在跨省轉移的農民工中，又有70%在廣東就業。湖南省勞動保障部門預測，受此次金融危機影響，將有兩百八十萬名湘籍農民工因找不到工作而回流湖南。

其他省份返鄉概況

山東：作為勞動力大省，目前山東農民工總數約一千二百三十七萬人。其中，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吸納了70%以上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青島、煙台。

安徽：據安徽勞動保障部門統計，截至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安徽省返鄉農民工達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人。到二月十二日，節後全省仍有一百二十萬返鄉農民工留在家裏，占返鄉人數的近20%。

湖北：外出農民工總數約七百一十萬人。截至二月四日，因企業裁員、減薪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全省返鄉農民工人數達到一百一十九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16.8%。

貴州：二零零九年，貴州因金融危機返鄉農民工人數在一百三十萬人至一百五十萬人之間，占全省在外務工農民工總數的20%以上。

江西：江西全省外出務工人員為六百八十萬人。跨省務工人員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等沿海發達地區。該省一月份失業返鄉農民工近五十萬。

廣西：廣西壯族自治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旬，廣西返鄉農民工人數已達六十三萬五千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七百六十萬人的8.36%。預計過年後，返鄉農民工將達到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人。

河北：目前河北省共有七百萬至一千萬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外務工人員總計六百二十六萬，其中在省外務工人數達到三百二十六萬，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地，從事建築、餐飲服務等行業。

山西：山西省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總數達四百七十萬，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失崗返鄉人數達到了一百萬人。

陝西：據悉，二零零八年陝西省共有三百五十一萬出省務工人員，其中，受金融危機影響返鄉的農民工為三十五萬九千人，占總人數的10.2%。

重慶：在外務工人員達四百四十多萬，一月份返鄉農民工五十八萬。

顯性失業與隱性失業

上述的資料僅僅顯示了農民工大規模的顯性失業，還有隱性失業還沒有計算在內。畢竟，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說，返鄉只是暫時的選擇，因為中國農村的那點分攤到人均頭上的土地，早已無法承載更多的勞動力，而且，經過了長期都市打工生活的新一代農民工，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他們對都市生活有更明確的要求，他們待在農村，其實對他們很多人來說，也是一種隱性失業。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農民工大規模失業，毫無疑問地成為整個中國社會必須正視的命題。

──本文轉自第110期>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