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2月3日訊】2009年的新年處於一片「歡樂詳和」的氣氛中，家家戶戶都在忙著置辦年貨，離家再遠的親人也要在新年這個閤家團圓的日子不遠千里回家與家人團聚，黨和國家對人民的「關心」更是無處不在，新聞媒體每天鋪天蓋地的播放某某領導人在這裡送溫暖，在那裏送關心。每年的新年似乎都洋溢著黨和國家對老百姓無比的關心與問候！然而在這處處充滿幸福感的表象下真的是全國人民都過上了一個溫暖豐盛的歡樂年嗎？2009年的新年是我家遭強遷後的第八個新年，請看看我們的新年都是如何度過的：
1、 2002年新年（2月12日是正月初一）：這是我們所屬基地動遷的第一個新年，整塊基地滿眼望去已是狼藉一片，我們的新年是在一片恐怖氣氛中度過的。基地的居民陸陸續續的都搬遷了，而我們這些還沒有搬遷的居民有的被斷水、有的被斷電、有的被動遷組所僱打手毆打、而我家窗戶被撬，恐怖氣氛嚇得我們晚上覺都不敢睡。
2、2003年新年（2月1日是正月初一）：2002年12月26日天氣零下5º氣溫，我家房屋及店面遭強拆，我們全家人流浪街頭整整16天，連一雙襪子都沒地方去洗，後多次到閘北區信訪部門協調才進了一片狼藉的強遷房裡，為了能儘快解決問題，新年期間我丈夫不得以到北京找建設部領導，這個年夜飯和新年我一個人蹲在一片狼藉冷清的強遷房裡，心裏擔憂著丈夫的安危。
3、2004年新年（1月22日是正月初一）：我因家裏房屋及店面遭強拆上訪維權而遭誣陷，夫妻雙雙於2003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分別被勞動教養一年及一年零三個月。所以這個新年我們是夫妻雙雙被關在閘北看守所度過的。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坐在看守所冰冷的地板上透過窗戶看到外面雪花飄飄，想到自己原本那溫暖的家，想到強遷後的臨時房空無一人的住處，想到自己的丈夫心裏不由在呼喚「你現在何處？是不是被送到勞教所去了？」想到這些我的心比冰雪還要寒冷。而此時我丈夫就在我所關大樓的三樓，我被關在五樓。讓我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時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與董惠夫妻遭迫害時被關在同一幢房子裡七年倆人俱然都不知道。看守所的飯菜很差，其他犯人都是靠家人送錢開大帳來改善生活補充營養，我們的家人卻因不知我倆下落無比擔心在外面幾乎跑遍問遍上海所有能去的政府機構，得到的回答無一例外的是不知道，這事不屬於他們管。不僅我倆的苦澀，且家人也同樣承受著。
4、2005年新年（2月9日是正月初一）：2月9日是我丈夫被勞動教養釋放出來的第七天。
5、2006年新年（1月30日是正月初一），為了上訪維權討回公道結婚多年未能生育，我們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團圓年，我們沒有去北京，也沒有去其他任何地方。但是我們還要在這僅有的收入裡精打細算，承受著清苦的省吃儉用的精神壓力。
6、 2007年新年（2月18日是正月初一）：2006年6月2日我和丈夫均被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我被勞教一年半，我丈夫被判刑兩年半。2007年1月 3日我因在勞教所抗議勞教違法被惡警們關禁閉，當時天氣是零下5度。禁閉間長約2米，寬約1∙5米，屋頂裝有監控攝像頭（外邊也裝有監控攝像，用來監控看管我的吸毒人員）。裡面除了一隻便盆，其它什麼都沒有。門是從外面鎖上的，只在一日三頓飯時打開。鐵門上方有兩隻像眼睛一樣大小的圓孔時刻關閉著，只在每過10分鐘左右由監管我的人黃慶（曾三次勞教）、王海鳳（曾三次勞教）打開監視我坐姿站姿以外，就是大小便時開一開塞草紙進來，其它時間都是關閉的。早晨 5點起來，晚上10：30才塞進來兩條被子，地是塑料紙鋪的，蓆子都不准鋪，因濕氣太重鋪在地上的棉花胎早晨起來全部濕掉。早晨5點起來倒便桶、刷牙、洗臉只給3分鐘，晚上洗用水5分鐘。沒有吃過一頓熱飯，沒有吃過一頓葷菜（勞教所違反一切所規所紀一律不准吃葷，嚴重的至少一個月）。開始每天要求我立正姿勢靜站，後早晨塞進一個凳子，每天三頓飯後靜站六個鐘頭，其餘就靜坐，黃明（大隊長）、梅蓉（中隊長）二個惡警對我說：「什麼時候同意參加生產勞動什麼時候放你出來，不勞動叫什麼勞教所？」我說：「勞教本身就違法，我是因維權遭誣陷」。黃明惡警說：「你懂什麼法，勞教有勞教法，有冤出去申，這裡只有隊規隊紀。」19天才讓我洗一次澡和頭。兩次共被關禁閉33天。在我不屈服的情況下，2月6日把我從禁閉間退回到一大隊「新收整訓」中隊的單獨一間房間裡，派吳玲燕（曾因吸毒被勞教三次）、季冬霞（因吸毒被勞教二次）監管我，每天臉對著牆壁靜坐，直到新年來臨也沒能結束。一個新年只吃過二頓葷菜，所謂的葷菜其實就只有二小塊牛肉，其餘就是青菜和蘿蔔，這樣的日子直至2月25日。
2月26日清早也就是新年過後的第一天上班，有惡警李卓林（原法輪功大隊長，現「新收整訓」隊長），以我坐的不標準為由，向惡警姚雪梅（一大隊大隊長、後升所長）反應，然後帶惡警翟海梅（黨員、先進個人、後升中隊長）等十幾人把我兩手腳吊拷在兩頭床頭鐵架上，人體被拉得筆直，小便時讓看管我的祝佳（吸毒、三次勞教、民管）用塑料盆塞在屁股下邊，被拉緊張得根本無法解下來。我只好一直憋著直到晚上才放我下來。憋了一天的小便整整解了5分鐘（這是秦隊長看手錶時說的）。小便完後繼續按原樣把我吊拷起來，吊到第二天胳膊就已經完全沒有了知覺，兩隻手胳膊疼痛得大腦已經不能支配，上廁所拉褲子要把胳膊靠在牆壁上才能把褲子拉起來。雖然這樣我仍沒有屈服，於是祝佳在惡警姚雪梅的指使下開始打我、罵我。我說：「勞教是違法的，我們都要抗議廢除勞教」，她們就打我的嘴巴，用毛巾塞在我嘴裡，整天把口罩帶在我嘴巴上。咳嗽的痰和鼻涕全被咽到肚子裡。到了第三天姚雪梅、翟海梅等說：「什麼時候承認錯誤什麼時候放你下來」。此時我的全身已經完全麻木無法動彈生活更無法自理，我的精神和心理已快接近崩潰的邊緣！然而更令我恐懼的是因生活不能自理而遭遇被那些吸毒的人推推、罵罵的侮辱情景，毫無尊嚴，讓我感覺生不如死！
再說我丈夫，我們倆是在2006年6月2日在上海即將召開「六國蜂會」前夕同一天被抓進看守所的，我因被關後限制與外界一切聯繫使我對他後來的情況一無所知，直到2007年12月1日勞教釋放後才知道，他在2007年2月9日被判刑二年半於2月13日被送到上海市新收犯監獄，在此之前一直被關在閘北看守所，當時我們倆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7、2008年新年（2月7日是正月初一）：我丈夫仍被關在上海市青浦男子監獄，而我一年半的勞教剛釋放二個月，僅靠每月350元的低保生活，我一個人在住處，心裏五味雜陳，心底充滿著對丈夫的思念，和對自己孤獨過年心酸，而這難言的滋味和欲哭已無淚的心情被完全淹沒在屋外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此時有多少個家庭都在團團圓圓開開心心的過著團圓年，吃著團圓飯呀，而我們的這個家呢？過得又是怎樣的團圓年呢？
8、2009年新年（1月26日是正月初一）：這又是一個讓我們倍感淒涼的新年。我丈夫於2006年6月2日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這項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兩年半，2009年12月1日釋放，出獄後才知道原來所在的單位在他被判刑後已將他開除，無任何補償。經過輾轉多次往北站街道交涉才勉強得到每月400元的低保。每月400元是我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我和丈夫兩人共800元，因新年來臨另外居委會給我們一張價值 150元的「節日臨時補助券」，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任何補助。這樣算一算賬950元是我們全家09年新年包括當月一個月生活費的所有費用。我們除了經濟上十分拮据生活困難，僅夠勉強維持溫飽之外，還要承受丈夫被單位開除夫妻二人生活面臨絕境的精神壓力，這對我們來說是怎樣的一個新年呀！
一個又一個新年在全國人民辟辟啪啪熱熱鬧鬧的鞭炮聲中，在無數個家庭幸福的團圓飯中，在國家領導人一個又一個新年期間的送溫暖送關心中落下了帷幕，而這些似乎都不屬於我們，我們被關在了幸福之外！我搞不懂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了這個我們夫妻倆已付出了太多太多，這其中的辛酸和淚水只有與我們同樣受過迫害的人才能夠體會到？我曾為了可憐的400元低保輾轉於街道和信訪辦，以至於腳被捽成了骨折；還要忍受一次又一次要被斷絕最低生活保障的屈辱。七年上訪其中三個新年我們夫妻是一個在圍牆內一個在圍牆外度過的，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2004年的新年我們夫妻二人被關在同一幢樓的上下樓卻不知對方究竟身在何處，還互相在為對方的安危擔心不已。即使夫妻在一起過的新年也是淒涼不已。我們所過的新年跟大家所看到的新年和國家所宣揚的新年形成了多麼鮮明地對比！！！
張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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