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67歲的普通老年婦女，語速緩慢、面容安詳，而我們見面的地方也沒有任何特別之處，為了和她聊天，我借用了另一個家庭的客廳，客廳佈置得整潔溫馨，富於生活情趣，因此，當她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時間中曾二十次赴京上訪歷經折磨時，我似乎覺得有些不真實，但她的同伴證實了她的話，她的講述更是很快便打消了我的懷疑：府右街派出所、馬家樓收容站乃至溫家寶總理的家門，這些十分敏感的地點，在她口中都只是再平常不過的去處，而隨著講述的進行，幾行淚水從她的眼中滑落，使我意識到在她平靜的外表背後隱藏著的巨大痛苦。

如果是在北京街頭遇上她，我不會感到奇怪，我知道每年有幾百萬人次的上訪者來到北京又被接回老家，而他們反映的問題大多都不會得到解決。在北京，他們是另類人群，是眾多訪民中的枯燥數字，孤獨而卑微，他們的身影閃過人們的視野，最多只會換來路人匆匆幾秒鐘的同情，但在我此刻所處的地方，她是擁有這個城市戶籍的原住民，是母親，是祖母，是曾經有著體面生活的正常社會成員，我不能象面對一個抽象數字那樣面對她。

和普通中國人一樣，她見識過不同政治時期的社會變遷，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改革開放、六四這些都在她腦海裡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總的來說，她既無法逃避政治，也不熱心政治，況且，對一個普通工人來說，政治除了作為文件和口號之外，對她並無實際意義，儘管對官員沒有好的印象，政府這個概念，在她的心目中，基本還是正面和積極的，但在她65歲的時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她向我出示的材料足以證實她遭遇的是一場非法拆遷，而且補償條件難以令人接受，從舊房面積的測定、拆遷程序的荒唐、到補償標準的低廉和拆遷過程的野蠻，都使我不得不承認她幾乎遭遇了搶劫，然而，由於這是以政府為主體的搶劫行為，事情就變得複雜起來。自1994年起，當70%以上的稅收被集中到中央政府，土地財政便成了近年來地方政府普遍的生財之道，沒有這種「搶劫」便無法填滿地方財政的錢袋子，「搶劫」幾乎成了城市生活的常態，她不過是幾千萬被拆遷人中的一個。

但與一般人的忍氣吞聲不同，她選擇了抗爭，按照她的說法，之所以能夠走出這一步，是因為她沒有在黨政、事業單位工作的親屬，否則，無須動用暴力，一個株連政策就會讓她乖乖地就範；另外，在這次涉及上千個家庭的拆遷運動中，她結識了幾十個拒絕簽字的釘子戶，相互依偎著取暖的過程增加了她的勇氣，也使她第一次對法律條文產生了興趣和瞭解。

由於事關地方財政收入和官員政績，一般而言，稍微大一點的拆遷項目都由黨政一把手親自介入，於是，在這個快速擴展的城市裡，拆遷便基本等同於政治，而在專制社會中，政治是高於法律的，她們做過很多嘗試，但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並不能保護她們的合法財產，就連身為律師或法官的鄰居也不敢相信法律的權威，這時候，除了寄希望於上訪以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個干預，她還能做些什麼呢？

開始上訪的時候，她相信官場裡總有青天老爺的存在。她雖然恨透了基層官員的野蠻和貪婪，卻對電視上的「親民明星」懷有極大的信心。可惜，十多次赴省、二十次赴京的上訪經歷最終讓她絕望了，「它慢慢地教育了咱，咱是訪到哪一級知道哪一級的黑暗，哪兒都沒有咱說話的地方。」

但她仍然在堅持上訪，上訪本身甚至成了她的精神寄託，幾十次上訪下來，手段成了目的，等待變成了對抗。年三十的晚上，她和幾十名訪民一起到溫家寶家門前給總理「拜年」；在派出所裡，一群老弱病殘的上訪者與警察扭打在一起，竟以優勢兵力「打敗」警察，成功脫逃；吃過馬家樓的「牢飯」後，她甚至賴在那裡不走，想把「官飯」一直吃到問題得到解決的那一天。

「不管走到哪裡，咱都有理，沒什麼好怕的。」她和她的同伴有著相同的心理體驗：過去，看到其它社區被拆遷，她們相信政府的話，認為那些釘子戶是無理取鬧；當自己面對強制拆遷時，本能的反應是害怕和自卑，看到有人與拆遷人員講理或對峙，覺得他們有會講話、有膽量；可是，兩年下來，「那有啥呀，現在咱比他們強多了，誰也沒想到咱就敢跟政府頂到最後，還一趟趟去北京。」

聽著她和她的同伴平靜的敘述，我不得不承認，苦難已使她們成為無所畏懼的人，對於這種無所畏懼的人，要想解決問題，只剩下兩個辦法：一，還她們公道；二，肉體消滅。在這個「人權入憲」的時代，雖然沒有被杜絕，但肉體消滅不再是政府對付抗爭者的一般手段，而侵權的普遍性和官僚體制自身的共同利益又決定了她們很難輕易討回公道，於是，最終的結果便是從人數和人次上，上訪者的群體滾雪球一樣的擴大。

當然，政府有足夠強大的能力將他們一次次地清理出北京，中央政府擔心的是他們的扎堆會形成規模效應，最終在北京掀起抗議的浪潮，從而影響首都北京的「社會穩定」，一般來說，只要成功地將他們趕出北京，地方政府派出人員的任務就完成了，中央也不會再多說什麼，沒有人在意這些訪民內心的情感，也沒人在意他們想些什麼。

可信訪局官員眼中的一個個枯燥數字，現實中是有著思考能力的人，他們的文化程度未必很高，卻也不會愚蠢到對「青天老爺們」永遠地一往情深，隨著進出北京次數的增加，在他們心中，「青天老爺」的位置被另外一些東西取代，說起這些新東西的時候，我看到她和她的同伴眼中有激動的火花閃現，它們是：民主、胡佳、郭泉——很顯然，她是動態網的閱讀者，胡佳和郭泉唐以吉訶德式的頻頻發聲使他們成了訪民心中的明星。

為了在現實世界的銅牆鐵壁上鑿開一個光亮的小洞，67歲的她學會了上網，並且把網絡世界當成了希望所在。

我問，你認識胡佳或郭泉嗎？

「不認識，他們都是大英雄。」

她們清楚胡佳或郭泉的境遇，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現實能量，只是善於在互聯網上頻繁發言罷了，因此，與她們相比，胡佳和郭泉離監獄的大門也更近些——果然，在我對她們的訪問過程中，郭泉就被抓了。但這又有什麼關係！不要以為她還是一個普通的老年婦女，她不指望胡佳或郭泉能替他們解決問題，她在絕望和憤怒之後，開始思考民主的含義，她明確告訴我，「咱就要和他們一塊幹。」

讓她覺得遺憾的是文化程度不高，對民主問題說不出個一二三，汪兆君的公開信是她的民主啟蒙讀物，她承認，網上很多關於民主的文章還讀不懂，但年輕一些的訪民同伴能讀懂一些。

當我說起自己是一個六四受害者的時候，被訪問的三個調查對象不約而同地對我表示敬意（幾年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看到的會是顧慮和警覺的眼神），在她們看來，我幾乎成了一個民主先知，這讓我感到慚愧，事實上，她們表現出的抗爭勇氣，是我根本無法企及的。

隨著談話的進行，我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和她們交流對民主的理解，她們聽得非常專心，這種專心絕不是假裝出來的，我可以斷言，如果民主觀念是一種商品，那麼，她們就是最有購買慾望的潛在消費者，你甚至不用向他們進行推銷，只要商品一擺上櫃檯，立刻就會被她們一搶而空。在一個多數產品供過於求的時代，這無疑是個奇蹟！如果有誰仍懷疑民主的普適性，請做這樣的一次試驗，到普通的被侵權者當中進行驗證吧。

某種意義上說，政府侵權是最好的思想啟蒙，脫離利益空談啟蒙是乏力的，可它一旦與民眾的維權意志結合，就會像海底的潛流，一點點凝聚，最終掀起巨浪，而這正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官員們一方面恐懼民主，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強力，以侵權的方式，對民眾進行著民主思想的啟蒙。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亂象背後確實在發生著一些深刻的變化，對這種變化，無論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者都應該有及時準確的把握，大規模和高強度的侵權必然造成一個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堅定的維權群體，相對於整體社會，他們的數量不佔多數，但誰又能說，他們不是在替沉默的大多數在抗爭呢？當他們從自怨自艾的傾訴邁向討公道之路時，誰也不能低估他們的能量，因為他們很可能代表了一種被掩蓋的集體心理，否則，30名被拆遷戶的上訪之舉絕不會在短時間點燃甘肅隴南市政府門前的憤怒之火。

我不想暴露被調查者的身份，但我要清楚地提醒當權者：不要裝作看不見地下的暗流，對一個大量侵權的政府來講，這種暗流具有強大的破壞力；我也想提醒民主悲觀主義者：民主的前途不在於一個67歲的老太太有多大能量，而在於被侵權者願意並且很容易理解民主的含義，而且，你無法阻止侵權事件的大量發生。如果在一個政府管制下，不發生這樣的侵權事件，它幾乎就是一個民主政府了。反過來說，如果你認為我們擁有的不是一個民主政府，那麼，你就不要懷疑它會大量侵權，並最終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民主追求者，因為，一個將坦克開上廣場屠殺大學生的政權，注定會用挖掘機強拆居民房產，注定會放縱警察和城管打人，注定會任由權貴通過房市、股市掠奪民財，也注定不會讓普通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

－－轉自《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