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並領導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特開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專欄，將陸續刊登和播放專家學者的有關演講稿和實況錄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何曉清，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
【何曉清】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是我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專案，就是關於 「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的一個專案。昨天大家已經對我「批判」了很多，要我一定用中文講，所以我就儘量慢一點用中文來表達，但是有一些詞可能我還是要用英文，希望你們可以幫我。
那我說的「初探」的意思，是因爲這個專案還正在進行中，在這裏就是所謂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定義，我就想通過這個研究看一下這個所謂「崛起的中國」的這個概念是不是賦予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就是New National-Wide Identity。我想這個「崛起的中國」的涵義有很多，譬如說個「崛起的中國」它把中國帶向了經濟、軍事的強國，就算它沒有認同西方的一些普世價值，對人權的尊重，它還是強大的。譬如說這個「崛起的中國」它讓中國走出了貧窮，然後維護主權的「完整」等等；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儒家的思想啊，讓海外的中國人總算擡起了頭等等。這個就是我定義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的涵義。
我是用定性的研究，就是生命史(Life History)這樣的方法論來做研究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或是定性的研究。我想從教育學的角度，從跟進海外的這些「後八九」一代的學生，從他們的在國內個社會政治化的經歷，還有他們在海外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社會政治化經歷，來看這個他們的經歷是怎麽樣跟他們的民族的認同、民族的歸屬感和民族身分認同産生的關係。
那我想說一下我這個研究的一些背景。我這個研究其實是從兩年多以前就開始搜集材料，我想現在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很陌生了，因爲經過今年的「揮紅旗，迎聖火」啊；「迎奧運」啊，這些整個很戲劇性的場面，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很陌生了。但是二零零六年我剛剛開始的做這個課題研究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或者是小題大作，說有海外哪里有那麽嚴重的民族主義。其實他們這樣的這種吃驚，我是覺得我們不應該。因爲後面發生的這些事情，其實是經過很長時間慢慢建立起來(Build Up)的，它才會有這樣的「舞紅旗」等等的現象。
從二零零六年開始到現在，海外民族主義事件，在西方的校園發生過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瞭解，因爲它主要是發生在校園裏面，外面沒有很多的報道。在這些發生在校園裏面的事件中，很多學生在學術會議上，或者政治討論上面，他們就很強烈地表達了對中國的批評聲音的反對，那麽我可以大概的舉一下例子。
比如在多倫多大學，我當時寫過一篇報道，當時有一個學者他講中國的貪汙問題的時候，那些學生在提問的時段，就輪流上去問他同樣的一個問題：你是不是中國人？他們輪番反復地提問。那個會開完了以後，他們就跟著他。而且還有些女孩子就很生氣地對他說，你說中國有妓女，是污辱了我媽媽、是污辱了我、是污辱了中國人民。然後她是哭著，追著他去罵。然後他們在多倫多大學學生會的網站上，發了四百多個留言，說要幹掉那個賣國賊。然後他們說這個學者的演講是西方的一個陰謀(Conspiracy)等等。
其實，同一時間，在美國的MIT（麻省理工學院）也發生了很類似的一件事情，但是這一次不是發生在一個中國人的身上，而是發生在一位元教亞洲史的日本教授身上。這位教授用一些圖畫來講日本在侵華的時候的慘酷性，那麽中國在MIT麻省理工大學的學生會，就發動了一系列的E-Mail攻勢（campaign），很惡意的去恐嚇他。最後警察都介入進來。中國學生會要求麻省理工大學官方當局向他們道歉。他們說，你們沒有資格把亞洲人民或者中國人民這一段痛苦的歷史來這裏曝光（exposed），暴露在世人的眼裏。
還有大家知道龍應台在哈佛演講時，也是在解答提問時候被問說：你還覺不覺得中國還是你的祖國？就是很清楚問，你還是不是中國人？他的潛臺詞就是，你已經背叛了中國，你根本就沒有資格談中國，你還有什麽臉談中國。
那麽從民主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是很讓人擔憂的，特別是那種情緒。我們後來看到的王千源事件等等，他們已經從自衛（Defensive）變成了攻擊（offensive）；從大學校園走向了社會街頭。他們從一開始只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現在變成了對個人的攻擊；變成了他們想阻礙和改變主流媒體對中國的看法。這一系列的發展變化從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八才短短兩年時間裏，在我看來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
其實如果我們不看這個時間、地點和人物的話，我們可能還以爲這些小孩是大陸「文革」的紅衛兵，但是我們要想一想他們其實都是從過去改革二、三十年成長起來的；是中國所謂的最精英的人才，因此他們可以到北美、美國、加拿大還有新西蘭。其實新西蘭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那爲什麽他們來到海外以後，他們沒有受西方民主的自由理念和價值完全影響而改變呢？是什樣的一個因素讓他們把一個關於政權的討論；關於政治問題的討論變成和理解成爲是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的污辱呢？而且他把一個學術討論轉向要挑戰這個討論者個人對民族、祖國的忠誠呢？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這樣的經歷，我在做「六四」 、「文革」研究的時候，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我每次去開會，經常地挨駡，所以後來我看到中國學生我都是低著頭走，因爲他們很生我的氣，然後很明顯有些人根本就不理我，覺得我是賣國的同學。當然我個人覺得很難受，那我就想在我的研究裏面探討一下，爲什麽成千上萬的學生，他們在一個異國的土地上，他們走上異國的街頭，變成維護中國的衛士。我很多美國朋友他們跟我講說，他們以前對中國那個學生的印象，就是王維林擋坦克；學生在天安門絕食。美國也好，加拿大也好，很多當年「六四」許多學生都走上街頭，所以才得到「六四綠卡」 ，才有那麽多人留下來。他們當時是抗議中國政府的暴行的，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他們變成了去維護同樣的那個政府，而且它當年的那些暴行都沒有得到最後的，不是平反，就是重新的評價。如果這些學生他們回到中國，參加到政治精英階層，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麽？那麽如果他們留下來，留在西方，他們對於中國這些事件在不斷地發出聲音，那他們對主流媒體的影響又是什麽？對國際關係，對世界和平又意味著什麽？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決定做這個研究的。
那這個研究一部分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中發展而來，我不認爲是在做八九天安門流亡學生他們的社會政治社會化的經歷，我想從他們的流亡之前和流亡之後，的這個教育經歷，其實就是從廣義的對於教育的那個概念出發去研究。我認爲教育不只是學校的教育，而是說你整個人生的經歷，也是一個教育。那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的價值，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說這些流亡海外的學生患有「流亡綜合症」。他們在很多不同的價值當中掙紮；他們也在很多不同的處境裏面掙紮，在他們做出人生的決定的時候，決定今後要怎樣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除了需要承受這種恐懼，需要承受家人不能夠見面啊，回國啊，很多人父母去世不能夠回去見最後一面等等這些衝突時，以及面對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付出不被你的國人認同；你付出的時候大家覺得你是在賣國時，也就是「血淚流盡反惹笑」 這樣一個感覺。我覺得就是這個衝突裏面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八九年時的學生他們是想著中國會越來越好，然後年輕人成長起來，最終就會有公義。可是事實上呢？「後八九」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跟「八九」的學生有一點是不一樣的，就是他們對民族的忠誠的理解很不一樣。「八九」學生他們覺得他們是愛國者，所以他們走向街頭，所以他們要求政治改革；而「後八九」我們都看到了他們覺得自己愛國，就是不要批評中國，不能批評中國政府。那爲什麽會有這麽大的一個區別？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在愛國，但是「八九」的學生就是覺得我們是愛國，然後那個對方又覺得是愛國，而且不要忘記了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制度底下教育成長起來的。我覺得對「八九」學生或者因爲「八九」流亡的所有異議人士來說，每一個異議人士其實他們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就是他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事情，就是要爲這個國家付出和獻身，你走上街頭的時候，你要面對的就是坦克、機槍。你要面對的是監獄、恐懼，我覺得這是一種「背叛的忠誠」。這個「背叛的忠誠」在新一代的學生那裏，已經完全看不到那個影子了，他們只會覺得說你批評中國，你就是不對的。這就是這兩代人的區別。
爲什麽他們會有這麽大的一個區別呢？我大概做一下文獻和研究，其實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民族主義在過去十幾年已經有很多學界的討論，但是大部份這些討論都是限制在國內的那個情況裏面，基本上是沒有涉及到海外中國學生的情況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說這個由國家發動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來源於他們對政權合法性的擔心，「八九年」後，國內的思想品德教育課的課本做了很大的修改。我們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個思想品德教育課，在國內就是有它的主題，它在不停的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年代和政治社會的環境，他就會不停地修改，根據政權的需要來修改它的歷史和政治教育。
在西方國家，在民主國家，他的思想品德教育課叫做「公民教育」。這個「公民教育」有兩條最重要的內容：一個是知情權，一個是批判的能力和參與政治的能力。但是在中國的思想品德教育課，他最強調的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然後是你對他的忠誠。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區別的。譬如說，一九九四年國家中宣部就頒佈了一個「愛國主義」大綱，把中學小學的教學大綱都改變了，做出這些調整，就是要強調愛國主義教育。
與此同時，非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的發展。譬如我們知道，《中國可以說不》這些書，然後那個反日遊行等等等等這些事件，當然這些所謂的非官方，所謂的民間，其實也跟官方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就是由官方來操縱的。這兩條線，就是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
在現有的民族主義發展的研究裏面，主要就分成兩大塊，一大塊研究主要集中講學校裏面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怎麽進行的。，譬如那個..(15:54)有一個研究，他們在一個中學裏面就是專門研究這些學生他們每天是怎麽接受民族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譬如說升旗儀式；譬如說老師會有什麽具體的一個選擇題，就是說如果你看到一個外籍老師他揮動那個西藏的旗的時候，你應該怎麽樣的反應？譬如說如果在運動會上升起臺灣國旗，奏起臺灣國歌的時候，學生應該怎麽反應？這些都是有具體的問題和答案的。一些那個很具體的這些愛國主義在學校裏面怎麽進行的。
另外一大塊，就是主要就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制度性和現政性的政策改變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可是到現在爲止呢我們都沒有看到把這兩方面，就說到底一個個體和一個學生他們從他們自己這個學校的教育和外界的民主教育是怎麽樣連起來的？對他們産生的影響？譬如對他們得到這些民族認同感啦，民族的這些價值是怎麽樣影響起來？這些都還沒有講過，所以我就想這個角度來講。
我的兩個大的理論框架一個就是教育和經歷。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就是對於杜威的那個理論，他就是說一個人不只是在學校裏面受教育，你從小到大你受到的所有教育，造就了你今天的價值，你的行爲，你的所有這些，其實很大程度就是跟你的個人的經歷有關係。他還講到個人跟社會關係。就是說一個個人他很大程度受制於那個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的社會政治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代人成長起來之後，這一代人又反過來會影響這個社會，所以就是爲什麽說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這個情況是那麽重要。
我的另外一個理論就是政治社會化」。「社會政治化」是什麽意思呢？很簡單地講就是一個人在從你從嬰兒開始，到變成一個成年人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已經在不停地接受著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你生理上成長，和政治上、社會上的成長，就是社會化政治，「政治社會化」的一個經歷。那這個政治社會化就是你早期的時候接觸的一些價值理念，就是像你戴一個眼鏡，你長大以後你就一直帶著這個眼鏡看這個世界。
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你會經歷很多痛苦。一個就是說你小的時候，受到的一些價值觀影響啊，知道的一些事情，跟你長大的時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誤差的。譬如說以前覺得共產黨怎麽怎麽好，後來你看到他殺人了，那這個就是一個現實的衝擊，那你可能就會改變。另外一個就是在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中有幾個主要媒介，他們是最主要的影響。譬如說老師的影響、學校的影響、同年人的影響、家長的影響，如果兩個不同的媒介說的話不同，比如，我小時候老師在學校就說共產黨怎麽好，毛主席怎麽好。我回到家裏，我爸爸就會說它是獨裁政權。那我我就會想到底是誰在說的對？是老師說的對？還是家長說的對？你慢慢地就會有疑問。每一個人肯定會有這麽一個階段，慢慢地你就覺得改變了。這兩個就是我說的「去政治化」 。而且這個「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不是說終結的，它是永遠不停的進行的。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爲什麽這些海外來的學生來這邊以後，他們到底有沒有「去政治化」就把過去的一些東西去掉了，重新來那個什麽再有新的東西，那我想這個題目的話對於理解這個中國民意或者西方華人的民意，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總是要說民意、民意，好像就是說反對派總是。。。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講，主要是講說我們要怎麽樣去團結大多數人。那我就想就說這個底線在那裏？我們是爲了團結他們，是要說他們的話呢？還是說讓他們有reality shock，讓他們有些衝擊，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我這個題目會對記憶或權利和那個集體記憶和權利的關係或有一些的啓發。何一男做的歷史和記憶的研究，他說在不同的國家，這個政權會通過他們想要的來解讀歷史，或者是那個改變和篡改歷史的表述。我覺得這就是說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這些天討論的這些問題，在中國都是禁區，都是不能觸動的。
這些對於民族的認同還有什麽樣的影響？最主要就是三點：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地被放大；不鼓勵批判精神；還有就是歷史的事實被壓制的情況下，對這個一個人民族的認同，到底會有一些什麽樣的不一樣？
另外還有那個「公民社會」。我很同意現在學界討論很多的中國的政治改革，在中國針對這個問題到底是不是要馬上就改，它不能夠馬上改，一改它就亂了怎麽怎麽辦？現在的公民社會正在建立，有些人就說希望馬上就改。那我覺得其實這兩個是一點都不矛盾，在我看來因爲它是一個發展的兩個方面，如果你看一下臺灣的話，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的解禁，你怎麽折騰都沒有用，我自己是這麽覺得的。
現在好像都在說「公民社會」，然而公民社會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比如知情權、批判的權利都沒有。你一說話它就把你關起來。你原來是體制內的，如果你過了一條線，你就變成體制外的了。這個惡性循環，你沒有解禁，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你到了最後這個公民社會力量根本就沒有可能壯大。就是說一個小孩你給他吃有毒的奶粉他怎麽長呢？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說要有點時間的問題。我覺得如果沒有自由，這個民主社會、公民社會的建立如果現在還不開始的話，那就更加不可能開始了，那就會花更加多的時間了。
我的時間快到了，最後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們昨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那個房間裏面有那個「五零後」 、「六零後」、「七零後」、「八零後」、「九零後」，我覺得其實到最後人性裏面有些東西是共通的，可是在我們所有那麽幾代人的教育裏面，共產黨都把人性去掉了，然後讓你就去犧牲、去獻身。昨天晚上我們這些所謂的「八九學生」唱歌還是唱《血染的風采》；軍濤還是唱他所喜歡的《出塞曲》，回不了家的；還是唱流行的時候那個「幾多風雨幾多愁」叫什麽「少年壯志不言愁」 。你還是想著那一些。而那些後八九的學生他們唱的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歌。可是到了最後我們這些「八九學生」都成爲賣國的，人家都成爲愛國者。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教育是爲了權利？還是權力？是for right還是for power？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採訪了很多學生。其實很多學生他們爸爸媽媽都是右派；文革時被下放；小時候他們都是一個人在家裏面一個人等著爸爸媽媽回家，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沒有等到。我做八九年採訪的時候，那些媽媽又在家裏面等著他們孩子回家，還是在等，有希望的等，無希望的等，就是這種等待。那如果一個社會裏面連這個最基本的親情、友情，都可以以一個革命的名義犧牲的話，或以一個愛國名義犧牲的話，那我們這個社會還剩下什麽？我們還有什麽？我們還指望什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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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打/洪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