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大饑荒時代的有力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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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紀錄片《糧食關紀念碑》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事後連劉少奇都說要「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為了這句話,劉少奇在文革中死無葬身之地。50年過去了,大饑荒的碑沒有立,卻立起了毛澤東紀念堂,至今仍雄踞於天安門廣場。倘若人死後有知,幾千萬餓死的冤魂如何能夠瞑目?一代暴君毛澤東該以怎樣的冷笑蔑視那些認賊作父的人們?

這裡,我們不能不感謝吳曄,這位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農民的兒子,他用自己的錢,委託村裡的人,在2004年清明節,為那些大躍進期間餓死冤死的村民立下兩塊紀念碑,為那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歷史留下了最有力的見證。

在大躍進50週年國際研討會上,來自大陸的獨立紀錄片製片人胡傑放映了他拍攝的《糧食關紀念碑》,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部紀錄片通過對吳曄的父親吳永寬等人的訪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反映了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在大躍進期間的悲慘故事。

吳永寬說,1959年本來是個豐收年,但是由於縣委書記馬龍山浮誇虛報,逼迫農民把絕大部分收成上繳國庫。這還不罷休,後來又以「反瞞產」的名義進一步搜刮掠奪,導致村民斷糧50多天。村民沒有糧食吃,只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後來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一個13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1個人,許多家庭甚至全家死光。因此當地人稱之為「糧食關」。吳永寬告訴我們,那時候,從上到下都說大話,說假話,誰要說實話就給你扣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就批你鬥你打你,用繩子吊起來。吳永寬說,他的父親吳德金是生產隊會計,就因為說打這麼多糧食不給社員吃,真有點虧良心,後來就遭到隊長批鬥,連氣帶餓於11月3日死去。

除了立碑紀念,吳曄還蒐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冊。凡是全家死光的,後面都註明「絕戶」;凡是死者還有親屬在世的,都註明死者和家屬的關係,譬如某某是某某的祖父,某某是某某的弟弟,等等。

這兩座小小的「糧食關紀念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1、這兩座碑就立在村子裡,碑上銘刻著全村每一個死者的名字,可見它的真實性是得到村民的承認的;

2、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制,毛澤東紀念堂仍然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央,而中共當局卻並沒有禁止或破壞這兩座碑的建立,可見它的真實性是連共產黨也無法否認的。

3、吳圍子村餓死這麼多人,不是因為天災,而是因為人禍。固然,吳圍子村的情況可能屬於特別惡劣的一種,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是,既然這裡的人禍並非僅僅是個別壞人的恣意妄為,它首先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而這個政府又是最集權的,整個國家又是最高度一元化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在當時的中國,餓死人的事情一定是相當廣泛、相當普遍的。

胡傑是中國著名的紀錄片獨立製片人。他拍攝的反映「反右」與「文革」悲劇的紀錄片《尋找林昭》、《我雖死去》,曾引起強烈反響,其中《我雖死去》一片獲得第四屆REELCHINA當代中國紀錄片雙年展大獎。

50 年前,政府對新聞的控制遠比今天更嚴厲,老百姓有照相機的都少得很,餓死人的事情又基本上都發生在農村,所以幾乎沒有照片留下來。近些年來,由於攝像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公民記者,也出現了一批紀錄片獨立製片人。他們拍攝的紀錄片,有的是現場直擊,有的是往事回顧,為歷史和現實留下了十分珍貴的音像記錄。他們是突破新聞封鎖的英雄,是歷史真相的守護者。在中國,該拍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些題目,再不拍就拍不成了。我們向獨立製片人致敬,也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期望,同時也呼籲更多的人支持他們的工作。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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