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
【王军涛】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想講一下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做「比較政治」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講中國政治發展前景的時候，剛才王丹說一個叫「不確定」性，其實也不是中國的政 治發展是「不確定」的，從「比較政治」的眼光看，整個人類的包括現在政治的道路走的好的國家和不好的國家，其實在每個「轉型」關頭，他們的前景都是不確定 的。
那麽講中國政治的發展前景時，其實我們講的是個「轉型」前景。也就是說，中國政治現在是從鄧小平的模式開始的，現在這個模式暴露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 是什麽？出路是什麽？解決方案是什麽？中國各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跟海外華僑的思想狀況形成非常強烈的反差，海外的華僑在這兒講，中國有一個「強國 夢」，包括這次「汶川地震」之後，在那天安門廣場上喊出像「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國加油」！但是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國出現了一系列的事件，就把這樣的一個「夢」給粉碎了。讓他看到了後來的「奧運會」也沒有把這個「夢」延續下去。中國出現的像「甕 安事件」丶「楊佳襲警案」丶「東海油田」，還有最近的「毒奶粉」，把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那麽中國人都在想，中國的下一步要往哪兒走？
從「比較政治」的觀點看，中國下一步往哪兒走？你要先確定決定中國發展的一些因素是什麽？我覺得中國人在「後八九」時期有一個很大特點，喜歡說我們不要講 「浪漫」的感情，而是要比較理性的丶現實的丶科學的來看待發展問題。於是提出很多關於發展的條件，比如政治改革條件丶經濟條件丶社會條件丶文化條件，我跟 你說，從「比較政治」來看都是「瞎扯」。這些人沒有真的研究過具體「轉型」，卻在那裏作爲教授胡扯八道。他們沒有去真的研究在國外多如牛毛的這種「轉型」的研究。
那麽我想今天講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轉型」的起點是「鄧小平模式」，什麽是「鄧小平模式」？它是怎麽來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麽？它現在主要問題是什 麽？我這裏不是討論海外華僑和海外人怎樣看問題，而是討論在中國國內各界所看到主要問題是什麽。第二個我想說一下，圍繞著「鄧小平模式」所産生的問題，中 國人已經提出來的政治發展前景有哪些？就是替代鄧小平的「政治模式」有什麽？第三個呢，決定這些模式的因素是什麽？那麽第四個，從這些因素出發，如果我們 做一個考察看一看，比較可能出現的前景是什麽？最後我想談一下，中國做一個民間運動它的「盲點」和「誤區」，如果他要承擔起推動「轉型」目標的話，他的 「盲點」和「誤區」是什麽？
第一個什麽是「鄧小平模式」？「鄧小平模式」簡單的說呢就是一個發展主義的「威權模式」，一開始的時候鄧小平的模式提出是從「毛澤東模式」的失敗開始，七十 年代中期，當鄧小平走上政治舞臺的時候，中國實際上是百業凋零，按照官方說法，國民經濟快破産了，各方面問題非常嚴重！所有人都知道，包括當年狂熱的跟著 毛澤東革命的，像我們在座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人，那麽都已經知道這個模式不能繼續了，中國要走一個新的路。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登上舞臺，當時中國人提出了大約有兩種思路，一條是全面改革的路，說是中國的改革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是政治的，主要的「災難」還是政治性 的，所以要改政治體制。還有一種路就是鄧小平的路，但是鄧小平一開始是舉棋不定的，雖然他也強調中國有共產黨的政治優勢，但他還是在七十年代末丶八十年代 初和八十年代中期，幾次提出政治改革的問題，而且在1989年學生走上街頭的時候，許多人是舉著鄧小平的語錄作爲他們的政治訴求的。
但是1989年 的時候，鄧小平下了一個決心，這就是真的就開始實施他的「威權主義」的模式，說到底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當然他說的比較好聽，「中心」就是爲了發展經濟，一方面要講「四項原則」，另一方面要講改革開放，但是實際上從發展主義的觀點看，共產黨的「四項原則」是四條棍子。其實，鄧小平對意識型態 沒有任何興趣，現在對鄧小平意見最大的就是老共產黨人，是老「四項原則」的主張者。實際上，鄧小平用「四項原則」作爲四條棍子，去維護政治穩定，用政治穩 定來保障一個經濟改革和開放，然後促進經濟發展。
鄧小平認爲中國人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窮。只要發展富起來了，那中國的問題就都好辦了，中國人就是想富，其他的那些對中國人是不重要的，什麽宗教呀！文化呀！ 剛才誰講的，說鄧小平是沒文化的，的確是的，他的沒文化是從骨子眼兒裏這樣看的。他是真的不懂人除了吃飯之外還要別的，他不懂人需要精神世界，不懂有的人 還以爲在這個「此岸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彼岸世界」。這就産生了衝突，他認爲所有講這些的人，只要影響了我的穩定和發展，都是搗亂，都是要加以鎮壓的。這 就是鄧小平的模式。後來他這個模式他決定了之後，但實際上他本人並沒有提出具體細節。到了江澤民時期才開發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實際上是在一個市場化 丶全球化和資訊化的時代，怎麽建立起一個共產黨的治理和控制模式。這個模式我覺得到了江澤民的後期，站在共產黨的角度還是比較成功的。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時 代在中國獨立的民間精英，在謀取個人發展機會和財富的時候，能夠自我的服從丶尊重和支援中國這些政府的、黨政的、各級的決策，不僅是他的制度的利益，而且 各層領導的腐敗的利益，跟他們做交換，來換取自己的發展。
那麽到了胡錦濤時期呢這個我後面再談。這個模式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之交的21世紀之初的時候，産生的問題非常嚴重了。一方面中國確實獲得了一定經濟發展，國際名聲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腐敗丶權錢交易丶社會分配不公丶全社會暴力泛濫、社會治安惡化、環境惡化…，所有這些問題都非常明顯、非常突出的表現出來，而且這些問題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下，沒有人相信他能解決，看不到任何可以解 決的迹象。
去年的一天，就是去年開包遵信的追悼會的時候，國內來了一個學者，他說這十年中間，不光是政府丶獨立的民間企業提了大量的計劃，這些計劃不僅給中國人提，也給國外各基金會提，所有計劃的申請報告都是非常好，最後總結報告也很好，但是一個現實是，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他們的工資漲了丶地位提高了，獲得了社會這種尊重之後,所有的問題都更惡化了，而且未來十年會更惡化。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說，這就是「鄧小平模式」讓中國付出的代價！而這個代價，人們到了「毒奶粉事件」出現時，已經很難容忍！
那麽怎麽替代「鄧小平模式」呢？現在我覺得有四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就是「胡溫」的新政，他們是主張在鄧小平的現有的和江澤民現有的政治遺産的基礎上，繼 續強化共產黨的國家的現行的治理模式，來試圖解決現在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對黨員進行幹部教育和一定紀律的懲戒，但是這個東西我們知道，其實胡耀邦時期也沒 搞通，那時候整風就是「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那時候就搞不通了。現在這個隊伍腐敗到這種程度了，那麽多的利益在裏面更搞不通了。
第二個模式就是「老左派」的模式，他的所有問題的原因就在於我們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只要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這個事就好辦了。但這個路不僅是在一些知識青 年份子中有影響，而且現在確實對中國的底層大衆有一定感召力，因爲對大衆來說除了鄧小平之外就是毛澤東。因爲共產黨封鎖資訊，雖然精英知道還有別的選擇， 但中國的大衆其實所知道的能替代的方案就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這裏邊在選擇，很多人現在都往毛澤東那「回歸」。
第三個就是「憲政民主」派，他說現在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由於黨和國家的權力太大，這個黨和國家的權力太大的時候，在出現這麽多利益的時候，必然就是腐敗的造成很多問題。那麽出路就是建立「憲政民主」，限制黨和國家的權力，黨和政府要對人民負責，要確保人民的各種權利。
第四個路就是「新左派」的路，「新左派」的路說到底，他認爲産生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現代化」中的失誤，他講的過去「毛澤東時期」的失誤，他在這地方有美 化「毛澤東時期」，「毛澤東時期」的失誤就在於講「趕超」，他採取的一些政治運動方式，但是他的動機是好的，所以叫「趕超」，那麽造成一些災難。現在的自 由主義的精英提出的模式，是對學習西方自由民主的問題估計不足，所以導致了現在的問題，解決的方案是什麽呢？建立一個全能的丶理性的丶現代化的國家，包括 他的政策，來解決問題，包括什麽擴展政府的福利計劃呀等等，
就是這四種道路在「競爭」中國的前途。
當然還有一種「激進主義」的，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現在文明建設都砸爛丶銷毀這麽一個報復性的心理。
但是決定中國「轉型」是什麽呢？並不是像中國某些學者說的什麽經濟呀丶社會呀丶文化條件，這些東西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已經全部否定掉的。這個東西或許對 「轉型」成功的概率有影響，但是不決定一個國家是不是「轉型」，也不決定這個國家「轉型」是不是成功，就像你談「市場機制」需要什麽條件，你在「轉型」發 生之前不知道他是成功還是失敗一樣。那麽在這裏面真正起作用就是政治「搏弈」，就是說參與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各種力量，他們想要什麽制度？他們之間是怎麽「交手」的？在這個「交手」過程中互相的戰略、策略是什麽？怎麽去贏得大衆支援的？
我覺得按照第三波的民主化規律來看，一般的「轉型」規則是這樣，當一個「危權政體」有一些問題的時候，那麽這些問題會引起社會上的精英的焦慮不安和他強烈的 反抗，在這種反抗中間，朝廷發生了分化，一部份溫和派主張用改革開放的態度，而且溫和的態度來對待不同的意見，還有一部份鷹派就主張採取鎮壓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民間精英中的反對派，他也有兩種路線，一種是採取激進的方式，徹底摧毀現有的權力結構，另一種主張去由回應這個權力結構中的要求改革願望，這是比 較主流性的一個看法，那麽在形成這種互動過程中，一個和平開放「轉型」的過程，應該是在朝廷中的溫和派和民間運動中的理性派進行良性互動，導致一個和平開 放「轉型」。
但是，這樣一個「轉型」沒有在中國發生，因爲這種「轉型」一般來講，認爲有三個契機，第一個契機就是戰敗，就是你在軍事上失敗，比如說像阿根廷在馬爾維納斯 群島被打敗，你戰敗了，你就改革了。還有一個就是經濟上的失敗和治理的失敗，像第三世界國家很多起訴於「石油危機」之後，導致經過一串的連鎖反應之後，導 致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財政幾乎的破産，這時候世行迫使他們經濟改革之後，然後就發展成政治改革，再加上西方社會中影響。還有一種是繼承危機，就是當這個最高 權力出現繼承之後，就要進行爭奪權力。
在這個解釋模型中，不假定你對民主有偏愛，不論是民間還是執政者，只假定你是理性的，想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和權力，就是你在歷史上想變得更重要，這一點就可以導致他之間的互動作用，把這個社會的主流逼上一個民主化「轉型」的道路上去，他有一套解釋機制。
但這個事情沒有在中國發生，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死的時候，中國的所有問題都非常嚴重，就是我們說的能夠在別的國家導致「轉型」的問題都很嚴重，但是中國沒有發生「轉型」。原因很簡單，這還不是在華僑中，就是在中國大陸精英中，剛才王天成先 生講到的那種「保守政治心態」，你看在所有國家導致該「轉型」的，存在這麽多問題的，跑到中國精英那去成爲不能「轉型」的理由，擔心一「轉型」就崩潰了！ 你再看當蘇東垮臺的時候，別的國家知識界的和精英都覺得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的精英卻普遍得出結論，千萬別「轉型」，那個轉型要 一發生的話，真是災難！這樣一個保守心態就使得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後的時候，痛失和平「轉型」的良機。
往下走，我覺得中國精英之所以選擇了這樣一個保守心態，它中間有幾個思路，昨天有個朋友講到了，像蕭功秦先生認 爲，浪漫的理想主義導致了中國八十年代的精英主張「轉型」者。昨天，我們也有朋友講到，在八十年代，比如談到像新聞界，也有一個浪漫的理性，其實我覺得那 種理性是常識理性，談不上浪漫主義。你真的看一看，你把美國的新聞記者丶美國的學者與中國的學者、中國的新聞記者比一下，人家在強調專業素質的時候，一點 都沒有放棄對美好社會的追求，而且人家在強調專業的時候，首先警惕的就是對政府的暴力，政府的濫用權力，其次才是民間的非理性。但是中國全反過來，全是在 政府多荒唐、多霸道時，他不管。他天天在講對民間的非理性和暴力傾向的這種憂鬱和顧慮，以至於還杜造出一個「和平漸進」轉型的「烏托邦」神話。這裏最大的 一點問題是什麽呢？就是對大規模政治風潮的那種反感，一種懼怕！
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轉型」不伴隨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他們不說英國道路那些內戰。我們就說那幾次內戰，第一個國王頭是被砍了，而那個「光榮革命」是國 王跑了，不跑可能照砍他的腦袋，因爲他是有通敵罪嫌疑啊，他要不跑呀，照砍他的腦袋。後來英國人在國內最講道理的那個時候呢，他們在海外打遍了全世界，他 講道理的前提是，你講理我講理，你不講理我馬上就打，只要你回頭來講理我就再跟你講理，你看「鴉片戰爭」就是這樣，我先跟你講理，你不講理，我就打，打完 之後你願意講理我就談一會。當然那個時候中國還不會用這些講理的機會，其實這個賠款都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你是可以在英國起訴它這個政府的。我們後來在「八 國聯軍」時，就是這麽正式起訴了美國了，然後吐出了一些錢，就搞「庚子賠款」。吐一筆錢，資助了我們去搞那個留學生計劃，後來我們就在這計劃中培養出了人才。據說，兩彈一艇的人才都與這個計劃有關。
我想講的意思就是，其實我們現在看，絕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有一種「浪漫主義」的理性，其實是現在的中國的精英，普遍的相信一種和平「轉型」的「烏托邦」 神話，沒有一個國家「轉型」是像他們這樣想象的，像一個社會整齊的邁著步伐，通過精心設計的路，統治者有一個什麽善意，然後「轉型」。不是的！所有的「轉型」，你看研究「轉型」的書，你看那些「轉型」的故事，即使卡洛斯國王在西班牙發動的「轉型」，國王發動的「轉型」，它都是伴隨著大規模政府風潮的。
這裏面還有兩個「盲點」，第一個「盲點」就是對於中囯共產黨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重建了這一套全能主義的控制機制在中國現實中，估計不足。真的按政體劃分的話，中國現在的控制機制絕不亞於希特勒時期，那就還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不都是共產黨把經濟都公有化了，最早的極權主義也是「私有制」，承認「私有制」的 基礎上，只是說不允許政治上挑戰統治者。還有一個盲點就是好像中國有個「公民社會」，我講「公民社會」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概念是人民可以自由地結社，中國就 沒有什麽「結社權」，就不允許在共產黨之外産生一個有組織的力量，怎麽可能有什麽「公民社會」呢？最早西方給公民社會概念作評論，就說東歐的知識份子拿它 來說事，是來給自己做個逃避場所，一方面保持自己良心的獨立性，另一方面沒有能力去挑戰那個極權的時候，給自己搞一個「藏身所」，良心上搞一個「藏身 所」。還有盲點就是執政者的什麽理性，還有在絕對主義的共產黨統治下講憲政，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胡說八道，從原來這個意義上來說，從別的國家借的一些概念，然後就修理和壓榨現實，找出一些現象，證明自己說的對，有的甚至到外國基金會拿一些錢，按照這種概念跟國外學者做一些合作，我們在國外做學問都是知道這些 學者的，西方這些學者爲了發展自己的職業地位，非常的短視。
最後我想講，如果中國真的想要走上一條正常的發展道路的話，必須要回歸常識。這個還不是王天成先 生所說的勇氣，回歸八十年代的勇氣其實是回歸常識，「英國革命」也罷丶「美國革命」也罷，都是在常識基礎上展開的，那麽在這個常識的基礎上呢，我們不能回 避這個中國的改革。我自己認爲，中國改革比較好的路和改良的路就是，在一個公共事件出來之後，形成一種「公共危機」，人們認爲這種「公共危機」是因爲政府 制度的問題，然後爆發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在這個政治風潮撕裂了上層時，上層中開明的主張改革的，至少還有像趙紫陽那樣不願意用開槍方式把自己變成「千古罪人」，這樣的一些人，他們能夠站出來和民間力量結合，這樣我們就能走向第三波民主化和平主義的改革道路，這叫和平開放「轉型」，沒有政治風潮就沒有「轉型」，別在那胡扯什麽跟統治者上個奏摺，在那兒秘密召見，就可以搞什麽改革。那種奏摺導致的改革，彼得大帝也罷丶什麽日本明治維新也罷丶德國也罷，都不是 現實主義的思路，成功了也最後都是回歸法西斯。
再一個就是，如果這條路走不通，如果中國的精英執意拒絕這條路的話，那就是革命和暴力。現在中國底層全社會暴力泛濫，其實我覺得，這正表明老百姓對維權哪、對漸進等等這些玩法已經不耐煩了，而現在這個框架也確實沒辦法消化中國存在的問題和解除他們的痛苦。
好了，我的時間到了，就到這兒。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 王軍濤，北京人。17歲時，就因參加1976年的“四五運動”入狱。出獄後插隊。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原子核子物理專業。1979年主辦《北京之春》雜誌，擔任副主編。1980年策劃和推動首都高校學生競選活動，並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獲得北大選區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參與創辦民辦獨立思想智庫 –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間團體組成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而被通緝。1991年被以 陰謀顛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直接要求下，從關押地點直接送往美國。1997年獲得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同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后获比較政治學博士学位。現任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中國司法觀察顧問和“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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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打：徐美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