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第30期) 王涟谈被中共国安绑架及胁迫做特务的经过(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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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香港大纪元的义工,港大博士王涟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被中共国安绑架,洗脑并被胁迫他当特务的经历。他被放出来之后,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讲述他当时的感受。

王涟:那么接下来我回到澳门,我给学校说明了一下情况。因为在星期二我被他们扣留的那天晚上,他们曾经用我邮件的地址向学校发了请假信。意思就是说,我在珠海因为证件有问题,没办法,要补办一些手续,所以过不来,让学校不要过于怀疑我的去向。那么在星期三晚上,他们也曾让我主动打个电话给我太太,也是为了避免我太太找不到我而引起一些的麻烦,就说他们做的非常小心。因为一般星期五下午我就坐船回香港,这个时候一到船上,突然人有一种松泄下来的感觉,然后抵制不住的,我在船上就哭了。

因为有两个压力对我很大。一个是我写的保证书上的文字,没有一句可以说是出自于我的真心的; 再一个我已经讲出来的,和我将来所要做的,都是出卖别人,绝对是出卖别人。而且绝对不是小事,你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要搞掉大纪元。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真垮台了,那我的亲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人家就会指着他们的脊梁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说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呢?我自己的问题就算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牵扯太多的人。那么后来我在船上就想,我得想办法走。回到香港后,因为这个问题压到心里不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承受不住, 当时我就打电话找了一个香港学员,我就把他主动约出来,讲了这个事情,他当时的建议和我想的一样,也是说“你赶快走”,那么那天晚上,我把这个也告诉了我太太。那我也就相当于给两个人讲了这个事情,我自己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点。

那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那边就有一个之前所谓的单线联系的人给我打了个邮件,叫我到珠海那边见面,我就于星期三到了那边一个酒店。这个人叫小曹,他们叫小曹,英文名叫大卫,他就在大堂等我,我来了以后,他就把我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进了房间,那么就有之前见过面的一个领导,和之前曾经问过我话的一个小年轻人在那里面等我。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表情那么严肃了,都是带着笑的,啊,握握手,你好你好,都是这样的。然后请坐喝茶了。先是聊了半天的闲话,都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吃,都是这种闲话,没有半句正经话,聊了半天,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让我放松。

然后就问我,你上个星期去大纪元怎样啊?我说我到了大纪元象贼一样,我说我不敢看人家的眼睛,人家问我一个:咳 怎么样?我都可以心惊肉跳一阵子,那么他说,不急不急,你只要想到你是在为党在做事,为国家在做事,这是最好的事,最值得骄傲的事,挺直腰板做,不要紧。你不要怕香港法轮功他们敢把你怎么样,我们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深圳一年抓几万个刑事犯,香港三百个人全部抓起来关哪儿,谁知道啊,不要怕。当时我听着也是好笑,法轮功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人的生命,从来是他们的生命被人威胁。当然了,他讲这个话,也是为了给我打打气,撑撑腰,顺便再灭灭那边的所谓的威风吧。那么他这次就跟我谈到了要商量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感觉到他们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大纪元或者是其它组织要运作起来,它每个环节要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不暢,甚至是垮掉。在这个里边,为什么说他们也没订下什么计划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哪个环节就容易攻破呢?这是他们要我去做的。

当时我也想大纪元也好,什么东西好告诉你们的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告诉你们的,你说我们的文件你拿去看,你看完之后,第二天就出版了,你不过是早看了一点,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也在问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那么他们就说了,其实你认为不重要的一切细节,对我们来说都重要,所以就说,我当时感觉他们想通过我,包括他们已有的资料,去尽可能的把大纪元所有的环节,能够把它搞明白,然后他们就可以所谓的OK,这个地方可以投入多大精力把它突破啊,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一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二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三个计划出来,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当时虽然我签了字要给他们做,但我心里头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也不是这么想的,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相信我。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硬性的任务,说多久汇报一次,搞一些具体的。。。?

王涟:没有,因为有个什么,因为我后来也感觉到,他们如果每个星期见我一面,见不到两、三个月,我可能垮掉了,我真的受不了。但是后来突然间,他们见面的频率也在降低,曾经最长的是五个星期才跟我见了一次面。那么我当时也不太清楚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一点,到他们自己讲了一点,因为他们不仅仅因为我是香港大纪元的人,他们管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整个广东省,包括深圳市呀,这七七八八的,都归他们掌握。那么到九月底,他们在深圳又抓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参与,所以有时候他们是在忙别的事,不是不想找我,是手头还有别的事要做。

那么到了十一月份吧,他们要我把大纪元的电脑的分布图给他们画出来,那么我当时画了一个感觉不太精确的图吧,给了他们。再见面是到了十二月的二十号,这次正是隔了五个星期,那么那次见面,我感觉与以前见面不同,就是他们非常着急。之前见面好象就是说,你慢慢来吧,反正能多接触学员,多了解一些事,比如你们墙上贴了什么东西了,说不定你们为了方便,这个电话联络所有人都贴在墙上了,你就复印一份过来,对吧。你修电脑,谁谁谁的,你说,你的密码是什么,你告诉我,否则我进不去啊,你不就把密码拿到了吗?对不对,那你拿到以后,你就装一些间谍软件了,不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他在传什么文件,都知道了。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没有特别明确了。

但这次见面他们就非常着急,我个人感觉说是他的上面在压他,因为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今年的新唐人新年晚会,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办的非常成功了,而且将在全球几十个大城市去巡回演出,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首要要阻断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纪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大纪元不断的通过一些广告呀,一些活动呀,在向外面推动,让更多的人来看新唐人这个演出。那么他把这件事搞出来,大纪元本身的运作垮掉了。

主持人:你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新唐人新年晚会?

王涟:我个人觉得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这个,因为他们一贯的手段是转移目标。那么他们就跟我谈,说你之前给我们的那些材料啊,你给我们的都是已经出版的东西,没用呀。那我说,你们想怎么样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暂时对那些材料没兴趣,咱们现在赶快想个办法,让大纪元能够效率低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得搞点事出来。当时我说,你们是专业人士,你想啦,我可没什么建议。他们说:在我和你聊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综合起来看,你们香港搞电脑的也就那几个人,跟大纪元搞的就你和另外一个人。你已经是我们这边的了,那个人我们下点功夫,专门对他,让他主动脱离大纪元,你们不是说来去自由吗?让他走,他自己走,那么你们的电脑再出故障,你在澳门上班,他又不来做,万事大吉。

那时候,你们想说共产党搞破坏,不是啊,那是电脑正常故障, 对不对,你们自己的学员自己不愿帮大纪元做事,你是因为有工作在身,我不能说工作都不做了吧。你们不就达到我们要的目地了吧,我后来一听我就说那我可不敢跟他说,那个学员修得非常坚定,我说一说我可就暴露了。他们说,你放心,我们来说,但是希望你这次回去,别的事都先放下,就去围绕这个人,就是多请他吃吃饭呢,聊聊天啊,掌握他家人的情况,掌握他住哪儿,有几个电话号码,总之他的朋友,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能掌握到的,OK,全部拿过来。

当时我听到这,我心里就是说这是逼着我,赶快赶快走了,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之前他们要我提供电脑上的一些资料,从我自己感觉已经是不对,但是相对让我觉得好一点,是因为它们已经出版过了,是街上已经有了,网页上也有了。你现在叫我提供这些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承受的。当然好在那一天我见了面要回大陆去看望父母,我把这整个过程也跟他们说了,说了以后,他们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赶快走吧,这已经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舍不舍得的问题了,不舍得也得走了,不走我会看着你死掉的。

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一月一号回到了香港。那么因为我拿得是大陆护照,大家知道大陆护照,大陆护照相对来说,办旅游签证呀之类的比较麻烦。所以我当时只能走正规的一条路,我要向学校申请一个信,就是说,谁谁谁是哪个学校的员工,他将去哪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信。因为我没有九月份,他们一放我出来就逃掉,人间蒸发了呢?因为我拿不到这封信,学校不会开给我的,所以我当时在十月底向学校写了一个辞职信,说我一月底就不干了,所以在结束了以后,学校可以答应最后给我开这封信,所以我拿着这封信就去加拿大使馆,也去了澳洲使馆,那么幸运的是,两边都批下来了。那为什么我两边都申请呢,因为两个我拿到哪一个都让我心满意足了,但是因为这几个月自己做人已经非常没有信心了。

其实拿到签证就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可是我一看到人说,你到达那边的机场,移民官可以找一个理由,任何一个理由不让你入境,就这句话就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担心我拿到签证也会被拒绝入境,我又得回香港,所以我就申请了两个地方,换句话说,我自己愿意多买份保险了,万一他到那儿把我撵出来了,我还可以转飞第二个地方,就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打算,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一点信心了,其实人家拿到签证以后,不用想这种问题了,没有哪个人会想这个问题,当然我第一次拿到加拿大的签证时,着实高兴了一天,接下来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时候,我反而特别紧张,因为什么呢,那个护照,就是这个小本,你别看这个小本,它掌握着我的一切,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没走出去之前,这个护照不见了,那我就不用谈什么了。

主持人:你持的是中国护照?

王涟:对,当时我把那个护照买了个小塑料本,我专门把它放在里面,贴着我的身子,就是缠在身上,还好那时香港是冬天,就不是象夏天,你会看到这儿有块东西在肚子上,我就怕万一他们真的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包括到家里抢东西呀,偷东西呀,如果这个东西被他们偷走了,那我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

主持人:你签的那个悔过书,包括随叫随到那些,实际上是违背你自己意愿的,对不对?那么你出来之后,他们要经常和你见面,你能不能谈谈这个期间,你的心理感受和你精神上的压力。

王涟:心理感受我觉得的最主要的,不要说修炼法轮功的要求是“真、善、忍”了,就包括一般的,做一般的人,大家有个常识,如果人家说你出卖朋友,这个评价没有比这再低的了,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在卖自己,你是在卖别人,你有什么权利卖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见不得人,最肮脏的事了。我自己原来觉得自己不算是个好人,也算是个不太违背良心的,一个有良知的人,那么现在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时间慢慢拖下去的话,它会把我的良知吞食掉的,更何况我将出卖的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更何况如果大纪元它的运作,因为我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受到影响的话,那更多的人就了解不到共产党的真相,他们就会被它蒙蔽掉了,还以为这个党真的有多伟大,多么正确,有多么光荣呢,我觉得我参加到这里面来,就是想把这些良好的信息带给别人,那么现在我做的这个正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不是太善于勾通的,那么象这种事发生以后,它在我内心的那种积累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它有个滚动过程,它积累越大,我回过头的机会就越小,所以就说,这些东西谈起来,我自己也不愿去回忆起来,很痛苦的。因为我觉得之前,我这边有份工作,有自己的幸福家庭,有房子,同时我也做一些比较正的,比较好的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

那么现在就是这一切好象全变掉了,那么突然间,象买房子了,我的事业呀,这些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可能有人会说,今天把你的工次涨到四万,我说涨到十万又有什么用呢?你涨到十万也买不回我做的那些错事,就是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出去,我不觉得我还有正常的生活了,没有了,就是说给人家交谈的时候,就觉得走神的时候特别厉害。那时候好几次,我太太的一些好朋友喜欢聚餐呀,一起出去玩呢,那么因为孩子也要去嘛,我也跟着去,免得她一个人不方便,那我当时也是,因为当时一般都会找好天气出去,我就想这么蓝的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而且偏偏落在我身上,但是反过来又想,这种事情存在着,会在我身上发生,那样会在别人身上发生,反过来想,我觉得的这个事,确实应该说出来,

主持人:当你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对你家人安全,对你自身安全,这些考虑。

王涟:当时要说对我自身的安全,可以这么讲吧,当时我也做了几个打算,在十二月二十二号,我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以后,回到香港,我就在想,在我没回到香港之前,如果他们发现我在那边辞了工作,或者发现我其它的可疑企图,他们一定会把我拦下来的,我想那一次我一定不会妥协了,我那一次已经做好准备,我不再妥协了。但是幸运的是,那一次我没有碰到麻烦,我过来了。过来以后,我想这件事情如果我走到合适的地方,碰到合适的环境,那我就赶快把它说出来。反过来让我更担心的,就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大陆,其次,就是我的太太和孩子,当然相当来说小一点,因为在香港,他们表面不会做得那么太猖狂,但是我父母我会很担心的。

主持人:在2006年的3月份的时候,其实在全球有好几个国家的大纪元受到袭击,包括大纪元的技术总监李渊,他在美国的家中,被暴徒闯入家中,受到了暴力攻击,那么你认为你后来受到的攻击和这些有什么关联吗?

王涟:我觉得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他们在全球上的统筹安排了,属于一步一步的做一些事情了,在我和他们交往过程中,我的一个感觉是他们做事是非常有条理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组织相对来说是非常严密的。那么说象他们来了解我,他们愿意花三年、四年的时间来了解我,这个代价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代价,三年、四年你想他们要出去多少人力、物力,而跟踪的仅仅是我一个人,换句话说收集的资料只是我一个人的资料,那试想一下如果有我这样的人再被他们利用来做这样的事,他们在他身上要花同样的代价,让他们去效力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香港大纪元本身出的一件事,只是香港的个别现象,我不这么觉得,只是这种事恰恰发生在我身上,但正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才会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主持人:自从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尤其是九评的推出,相信他们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有不少人跟你有相同的经历,但是这些人也许还在痛苦中挣扎,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你是个很勇气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如果把这一切讲出来的话,会被别人看不起,心里头一直无法克服这个障碍,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王涟:我想我个人我暂时不觉得我有什么权利去说别人,但是我想从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是不对的事情,不是说他在某些条件下,你可以自己去安慰一下自己,我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呢做了一些错事,是不是有一些好象上帝会宽恕我呀,神会原谅我呀,我觉得不是这样。做了错事就是错事,这个条件,当然人们可以去同情你,会理解你,但是你错了就是错了,当时错了以后,就应该找机会去弥补这个错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你过多的去想太多这个后果啊,我觉得真的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去。就象我自己,我当时也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如果我当时出卖了那个同修的消息,让他退出了大纪元,现在我站出来讲不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在这之前,虽然我做了一些错事,至少还没有到那种生死一线的关头。所以我相信一些人与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也面临我同样的思想交锋,那么我想说的是,不要过多的去想那些后果,因为你越想后果,你越不敢说,越不敢说,时间拖得越长,时间拖得越长,你就很少能有机会回头了。

主持人: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你今后的打算?

王涟:我自己当时出来时没想那么多,当然我来到这里,首先希望这边能够让我真正的享有自由的信仰,换句话说我在那边写了保证书,但是那个不是我真心的。这边我来到澳大利亚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来,我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真、善、忍”的队伍里来,重新去追求这些我向往的东西,而不再担心有人会对我有什么所谓的恐吓呀,威胁呀,又要利用我去做一些事情,利用我需要回大陆的一些弱点啊。我不希望有这种事再发生了,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主持人:观众朋友,王涟离开他们家人,只身来到澳洲,为得是摆脱中共强加给他的恐惧,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希望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能够勇敢的走出来;他更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没有恐惧的蓝天下生活,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感谢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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