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周刊特別節目 ﹕自新大陸 楊軍的藝術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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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新聞周刊特別節目 ﹕自新大陸—楊軍的藝術生涯 

演播室

姜:楊軍,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華人圈儿里几乎也是一個盡人皆知的人物。他1989年

來到澳洲,并在六四時成為當時澳洲的學生領袖。之后,他又帶領六四后來到澳洲

的上万名中國留學生和澳洲政府打官司,成功地為他們爭取到合法居留權,成為當

時轟動一時的風云人物。楊軍從小學習黑管,出國前是中國輕音樂團的一名黑管演

奏家。所以,盡管他時常西裝革履在公眾集會或研討會上發言,凡講話必沖動或激

動得落淚,但他卻稱自己是個藝術家。而讓楊軍再次吸引人們視線的卻是前一段時

間他突然出現在了澳洲的全國性大電視台第9頻道上,這個節目隆重推出的一個關于

中共欲出資一億美金,獲取澳洲“金屬風暴”武器的報導,使他再次成為風云人物。

在采訪中,我們深切地感到楊軍性格中的至真至性,注定了他會有一個峰巒迭起的

精彩人生,也讓他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經歷著最好的和最糟的。下面,我們就來听

一听楊軍講述他自己的藝術人生。

演播室

姜:楊軍的音樂生涯始于德沃夏克的這首樂曲——“自新大陸”。盡管楊軍從未接

触過這首樂曲;但它矜持平緩的旋律,深深地触動著楊軍內心的思念。

楊軍 :九歲的時候,姥姥去世。我就很想去河北農村奔喪。但是父母不讓去。整天

落眼淚非常想念姥姥。這時我們樓上有個人吹黑管,后來就成了我的啟蒙老師,就

是吹的這首自新大陸。實際上我是過了十多年后來到了音樂學院的時候才知道的。

自新大陸是德沃夏克從捷克到美國,客居美國,怀念祖國捷克時寫的音樂。但是藝

術是沒有國界的,雖然我才九歲但是我就知道這個音樂能夠表達我怀念我姥姥,怀

念農村的感情。

這個音樂能表達我的感情,這种單簧管這种悠揚的音樂我就非想學。要吹這個單簧

管才能減少對姥姥的思念。

演播室

姜:對姥姥的哀思,成為楊軍音樂生涯的一個契机。這种人生的里程,融入了楊軍

童年時代的一次不尋常的經歷,那次經歷成為楊軍珍貴的人生啟蒙。

楊軍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有一次有個要飯的到家門口,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姥姥

從堂屋拿了一些應急的干糧、饅頭,几乎倒了一大半給了那個要飯的老人。我印象

最深的就是他們跪在我姥姥面前說她是個活菩薩。但是我舅媽好像不太高興,因為

平時我們都舍不得吃。根本見不著。姥姥后來就告訴我說:小軍,永遠記住要要去

幫助那些需要你幫助的人。這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我就覺得做人心要善。

演播室

姜:盡管新大陸對少年楊軍來說還很迷惘,但中共的“文化革命”,在楊軍的心目

中是“一個惡魔的時代”。

楊軍 :我才九歲,但我從小很刻苦,或許也是命運。別的小孩都在玩。我卻騎車到

前門小樹林里練黑管。當時天安門修地鐵,前門門洞里又臟又臭,我就躲在那偷著

吹,一直吹了几年。后來唐山地震的時候我在北京紅旗机器厂工地里看堆,有一天

公社的喇叭播放哀樂,原來是毛澤東死了。我拿起黑管吹了一首歡快的波爾卡,我

心里慶幸一個惡魔死掉了。一個罪惡的時代結束了。雖然我只有19歲,我卻覺得中

國當時是個沒有人性的時代。我真是這么想的。我覺得將來我有希望搞音樂了。

演播室

姜:989年,离開了任職多年的中央輕樂團,楊軍來到澳洲留學攻讀碩士。6。4天安

門廣場的流血事件,成為楊軍音樂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關頭。

楊軍 :1989年6月4日,是個星期天,悉尼下著大雨。穿著黑禮服、帶著貴重的樂器

准備參加義演。剛走到唐人街就看到了號外:北京開始大屠殺了,坦克開進了天安

門廣場,輾碎了市民和學生

熱血一下子沖上了大腦,隨手將手中的黑管遞給身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我就找

了一根木棍拿在手里,又不知誰在木棍上綁了塊紅綢布。我就舉著這根木棍,流著

淚,聲嘶力竭地喊道:“是中國人,有良心的,跟著我走!”

几千名中國人就來到悉尼中領館前。

在我出國前一直到64我都覺得要成為一個音樂家。在几千人的集會上,我說:“本

來,音樂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門的炮聲、坦克和履帶,壓碎了我音樂的

夢。無辜的學生為了中國的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如果再沉迷在自己個人的

東西里,我覺得太狹小了。從今以后,音樂已經不屬于我了,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

才是我的生命!”

演播室

姜:海外規模最大的學生民主運動的團体應運而生了。

楊軍 :當年海外華人聲援六四的規模,除了香港外,大約就數澳洲了,搞活動時,

最多有好几万人參加。當時澳洲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有一万多會員,也

是全球最大的。我們和司徒華同步搞。當時除了香港外,澳洲的規模是最大的,几

万人。

演播室

姜:對這些留居海外的學生來說,生存成為他們當時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現實

生活和理想追求間的巨大反差,給他們每個人留下了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楊軍 :當時在五星級酒店里打工,洗碗。五星級酒店洗, 几千個盤子,上万個盤

子擺成一行,一天干十几個小時,出几身汗。拿出盤子快速洗。玩命干。這樣,還

有人欺負你。一次小手指弄破了。血出來了,就覺得事業完了,手完了。腦子一片

空白,突然發瘋一樣,把手里的盤子全扔出去了,眼淚就出來了。老板過來了,我

蹲在地上哭,一看手都露骨頭了,赶快去送到醫院搶救縫了三針。后來,老板找他

算賬。几千塊錢很貴重的盤子,英國來的盤子碎了。我就說:我是一個音樂家,手

坏了我的生命就完了,音樂就是我的生命。老板不相信,他說你真是音樂家我不讓

你賠。第二天,我就帶著黑管來了,給老板吹了舒伯特的一首小夜曲。 他是德國人

他知道舒伯特的故事,當年舒伯特飢寒交迫,為了以一碗粥,在菜單上寫一首樂曲。

后來,這首小夜曲在他死后賣了14万英磅。音樂家就是這么慘。我給他講這個故事。

我又吹了莫扎特,也是貧病交加,他36歲就死了,卻留在了這么多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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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1994年11月1日,澳洲政府通過111法案,4万多名民運學生和他們的家屬得以在

澳洲合法居留。

楊軍 :為了爭取華人留學生在澳洲的拘留權,我開始和澳洲政府交涉。后來94年11月

1日,澳洲政府公布了“111決定”,給了四万留學生居權。后來,有一次,我正開

著車,一名年輕人也開著車將我截到路邊停下來,問明我是楊軍后,年輕人恭恭敬

敬地給我鞠了三個躬。他說:我大學快畢業了,我代表父母和自己謝謝你。沒有你

們當年的努力,我們不可能留在澳洲。

當時我也挺感動的。我說,你不該謝我,應該謝北京那些死難的市民和學生們。沒

有他們的鮮血,我們不可能留下來。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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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從89-64后,楊軍再也沒能得到音樂深造的机會。于1996年退出民運團体后,楊

軍開始在友邦保險公司任職,連續三年名列全澳保險銷售業的榜首。1999年11月,

在64的十年后,楊軍得到了一個回大陸從商的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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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除了讓人屈膝背節出賣靈魂外,中共還覬覦商業利益和特務情報的雙重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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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媒体的滲透,被中共用做煽動仇恨和离間异己的手腕。楊軍于96年胜訴的誣陷

案,曾被中共幕后的媒体大加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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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中共黑手的操控,增加了海外社區的迷局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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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音樂、民運和生意之間,楊軍更富有傳統音樂家的品行風范。這种性格表現

在生活上的飲苦和心靈上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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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如果說十七世紀中葉見證了一個遷居新大陸的移民大潮,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

出現了空前的出國熱,人們在眷戀和离別的情感交織中,在尋找一線生机和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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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歷經16年,楊軍又重新步入了音樂的旅程。此時的新大陸樂章對他的人生則另

有新意–人生的磨難見證了他的意志和承諾,而修煉,使他的人生增添了神圣和尊

貴。

演播室

姜:在楊軍屢屢泣不成聲的訴說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的心潮起伏,他的感慨

良多!在經歷了這么多之后,楊軍終于走入了法輪大法的修煉,我們也欣然的看到

在追尋真善忍的過程中,楊軍也變得更加健康、更加快樂!我們也期待他的音樂生

涯能夠再次綻放出燦爛的光華!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經歷,人們總說人生如戲,每

個人自己是一出戲,所有的人在一起又在演著一場大戲。那這戲到底是演給誰看呢?

戲的結局又會是什么呢?也許,楊軍的故事會給我們一些答案。好了,感謝我們駐

澳大利亞悉尼的記者:曾崢和。接下來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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