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第四號人物」的厚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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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訊】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他自稱「小小老百姓」,卻一度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

史料是這樣評價陳伯達: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他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中共的輿論總管,卻捉刀殺人,負債纍纍;他一生搖擺不定,卻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又是林彪的「親密戰友」、江青的「馬前卒」;他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卻把自己跌入罪惡的深淵,成為階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陳伯達的厚黑人生》,回溯陳伯達坎坷人生。

陳伯達的犯罪歷程

芭荼的文章說,陳伯達曾在接受採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汲取教訓。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1904年,陳伯達出生於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庭的貧困潦倒,並沒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記。早年的陳伯達浪遊並沒有使他找到一個安穩的棲身之窩。

1926年夏季,陳伯達來到了福州,此時正值中國第一次國民革命的高潮時期。國民革命軍獨立師師長張貞,率部駐防福州。經他的朋友張黨黨的介紹,陳伯達結識了張貞。

張貞是陳伯達的同鄉,對他頗為賞識。原因據說是張貞看中了陳伯達的筆頭,聘請陳伯達為秘書。

1927年,張貞率師北上攻入浙江,打敗軍閥孫傳芳,一直打到南京,被蔣介石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上將軍銜。可是,在福州,陳伯達卻突然離開了張貞部隊。與中共黨員陳少微常來常往。受陳思想的影響,他開始傾向於共產黨。

1927年3月下旬,張貞收到來自南京的密電,要張貞就地處決陳伯達。但張貞沒下毒手,並秘密通知陳伯達,要他立即逃離福州。陳伯達逃往廈門。不料,追捕者跟蹤而至,他只能前往上海。

陳伯達搞「三面紅旗」

當時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陳伯達面臨著嚴峻的考驗。23歲的陳伯達,在左翼與右翼之間已來回晃動過多次。然而,那「就地處決陳伯達」的密令,卻使他無法再向後退一步。陳伯達取得了與中共黨員陳少微的聯繫,要求加入中共。陳少微成了陳伯達的入黨介紹人。

1937年9月,已經從蘇聯回國7年的陳伯達帶著妻兒,來到了延安。在延安的一次座談會上,被毛澤東相中。散會後,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之後不久,陳伯達被調到毛的辦公室工作,成為了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在這一位置,做了不少的事情。

1958年,「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三面紅旗」在中國大地飛舞,捲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過一年,「三面紅旗」阻力重重,處境難堪。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的一番講話,談及人民公社的「發明權」,才兜露出來人民公社的「發明家」。陳伯達曾經坦率地承認,人民公社這個「歪點子」是他出的,「發明權」屬於他。

陳伯達給彭德懷戴上了三頂帽子

陳伯達在鄭州會議上因鼓吹極「左」經濟理論,挨了批;上廬山之前,聽說會議的主題繼續糾「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賭注押在批「左」這一邊。他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上山之後,會一下子從糾「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轉為「反右傾」。在這大轉彎的時刻,陳伯達差一點被甩了出去。

陳伯達在此懸崖的邊緣,以超乎尋常的速度來了一個大變態。迅猛地投入「反右傾」鬥爭之中,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批判彭德懷,批評那個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張聞天,大罵彭德懷是「舊軍閥」,並給彭德懷戴上了三頂帽子,那「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說彭德懷是「背有反骨」的人,才好不容易化險為夷。

文革組長 開始組閣

1959年10月21日,當陳伯達寫完長文,送呈毛澤東,毛當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加了按語,印發全黨。此文向全黨印發之後,陳伯達得意忘行,「理論家」的牌子又響亮起來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怪物。但陳伯達卻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毛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隨後陳伯達便開始「組閣」。

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即毛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機靈」地說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讓江青當組長,他當助手!毛雖然否決了。但江青便成了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革」成員名單,共14人:組長陳伯達。顧問陶鑄、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員: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但是,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陳伯達被帶上法庭。

陳伯達栽倒江青反革命集團手下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審陳伯達,訊問他是不是於1966年親筆將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鬥劉少奇報告中的「少奇」二字改為「鄧陶夫婦」?陳伯達說他想不起來。

當訊問到陳伯達於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陸定一的報告時,他又說「真的記不起來了」。

可是,當法庭把簽字批准逮捕陸定一的影印件給他看時,陳伯達突然恢復了良好的記憶力,不僅承認是他簽字同意的,還說:這是江青逼他幹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他如果不接受,江青會迫害他,迫害他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讓陳伯達作最後的陳述。陳伯達自知罪孽深重,語調悲傷,當庭聲稱:批鬥劉少奇,他負有大罪;對陸定一的專案,他批了十條,是有罪的。對冀東組織的冤案,說了一番話,後果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不因此而推卸責任,應該把他的罪惡解剖出來,公之於眾。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後審判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力5年。

1988年10月17日,陳伯達服刑期滿,結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9月20日,85歲的陳伯達,正在和兒子、兒媳吃飯,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當醫生來時,心臟已停止跳動。

陳伯達追隨毛害死幾千萬中國人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發起的一場浩劫。葉劍英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提名為《文革中中國農村的集體屠殺》(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專著,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蘇揚教授。對於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課題的探索,此書標志著界碑性的突破。

書中說,至今為止無法證實葉有過這樣的講話,但十年文革到底迫害致死了多少人,對中共當局來說,近半個世紀后還是一個違忌莫深的「國家機密」。

新聞界對這一重大課題的報導,當首推香港《爭鳴》雜誌。該刊記者在1996年10月號上報導了中共自己1978年和1984年的「內部調查」的結果:文革中「2144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一億兩千五百餘萬人受到牽連、影響」,「420余萬人曾被關押、隔離審查;一百三十余萬人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在武鬥中有23萬7千餘人死亡,7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了。」這一數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學界亦認為比較靠譜。可惜的是:沒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材料可以具體地證實這一結論。由此可見,在文革結束后的近半個世紀來,對死亡人數的研究已經從「估計」上升到「分析」的研究層面。因為中共至今嚴密封鎖他們「內部調查」的檔案。

去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有一件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紀錄了42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4900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

(責任編輯: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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