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知識份子有真正的中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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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訊】 各位聽眾你們好,我是王丹。最近我翻閱舊期刊,偶然看到2004年10月號的《當代》雜誌上,刊登的一篇仲維光的文章《人性,責任和才華的凝結》。仲維光在 介紹海外學人王友琴對於中國的“文革”受難者的研究之後,把它跟卡瑪拍攝的有關“文革“中紅衛兵的表現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做了對比。然後,同他特 別針對知識份子的價值倫理進行了闡述。其中特別引起我共鳴的是這段話:“卡瑪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王友琴卻認為,罪惡就是罪惡,不管以什麼名義犯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隨便打死人。”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為現在有太多的所謂學者,知識份子,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立場是很學術的,因而是“客觀”,“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謂“客 觀”,“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現為對於事物的判斷,回避主觀的判斷,儘量維持評判的平衡度,面對是非雙方力爭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維光指出的:“希 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而對於帶有比較明顯的價值傾向的判斷,則跳出來指責不夠“專業”,不夠“客觀”。

例如在八九民運的評價的時候,總是有人希望能夠站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的所謂平衡立場上,試圖去發現雙方都有責任的依據,以顯示自己的理性溫 和,甚至提出要學生先“交待真相”,然後再與政府和解等等。這種表面上的公正其實是最大的不公正,因為它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過去的某些歷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沒有糾正歷史的不公正之前,當下的所謂公正說到底也還是不公正的狀態。舉例來說,就像是一個已經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謂“客觀公正”為理由,在天平的兩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碼,那樣的結果其實還是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還有就是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當它開動起來進行殘暴統治的時候,有些知識份子總會試圖為政權尋找一些“為難”之處,或者“不得不為”的理由。在對於當權者壓倒性的批判聲浪中,總會有人跳出來呼籲另類思考。例如對 於毛澤東的評價就是如此。儘管“文革”的發動已經被定性為民族的災難,但是至今仍然有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學者專家站出來,要求看到毛澤東內心所謂“浪漫主義”,“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殘暴統治一定要罩上一層理想的光芒。

我以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應當有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其實本身就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就是天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堅持的的。那些標榜自己客觀的人,其實無非是回避比較具有爭議性的判斷,這種行為本身就不夠“專業”。真正的專業,應當是實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斷或許會被認為具有意識形態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實的,就應當堅持,而不是鄉願地堅持一個“中立” 的立場。畢竟,“罪惡就是罪惡”。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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