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焦裕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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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9月5日訊】

一部敢說真相的書:《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 曾冀真

近日讀了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彥芳先生的新作《焦裕祿身後》,大爲驚訝,深爲感動,令人深思。爲作家的說真話的勇氣而驚,爲真實的焦裕祿而感動;一個說真話的張欽禮如何成了悲劇人物而叫人深思。

然而可惜的是,這部新史學著作,卻沒有引起關注,報刊上少見評介。我希望文學界史學界,可以就這套新史學的書引起的思考加以評介,因爲這對於深入學習和理解科學發展觀,是大有益的。

探索真理,必先明真相。任彥芳先生這部書,勇敢地說出了蘭考歷史的真相,也是中國的真相,這對研究歷史,以科學的歷史觀看中國當代史,便更清楚爲什麽要學習科學發展觀;因爲我們有血的代價,有痛苦的歷史教訓。

任彥芳的這部書,說出了五大真相,這是過去我們沒有聽說過的歷史。

一大真相,是河南省人民在1958年到1962年的災難歲月的真相,讓我們瞭解所謂自然災害,實際上如劉少奇所說是人爲災害;進一步揭示不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而完全是背科學發展觀而造成的人相食的悲劇!

二大真相,是蘭考所以有三害的根源。風沙、內澇、鹽鹼,完全是人爲造成的。最可貴的是焦裕祿到蘭考後,寫出了這三害的來源真相,寫在縣委的文件上,這是多麽可貴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三大真相,是焦裕祿到蘭考,是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以主要精力在抓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這也是一個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悲劇:他一心想改變蘭考面貌,而實際上做的卻是與願望相反的事情啊。這是過去所有寫焦裕祿的作品所回避的歷史事實。

四大真相,是張欽禮如何從一個敢說真話的好幹部,在這種體制、在這個特殊時代,變成了一個說假話的人,最後由於他的謊言,使他成了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也使他成爲悲劇人物:被開除黨藉,判十三年刑。

五大真相,是新華社記者所寫出的影響很大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雖然有歷史的功績,卻因不少事實失真,而給蘭考樹了個假親密戰友,而給蘭考幹部和群衆造成巨大災難。

有此五大真相的揭示,就足以讓讀者震驚,足以讓我們深思。這是一部廣大讀者值得一閱的書。

私密檔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焦裕祿

任彥芳:歷史的責任

— 與陽光衛視記者的談話

2009年1月2日下午兩點,陽光衛視記者四人來我家採訪。他們是讀到我最近在《領導者》上發表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與失誤》後,有不少問題,想讓我詳細地談談。過去,他們也讀到了我在《百年潮》上發表的《張欽禮的悲劇》。陽光衛視的《親歷》欄目,都是通過當事人講述真實的經歷,這欄目,很愛歡迎,因爲都是 讀者關注的熱點和敏感的事實。

我說給記者,如果你們晚來幾天,可以看到我剛出版的一部書《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這部書裏,我寫出四十多年來,我與蘭考發生的悲劇和喜劇;全 面地寫出了張欽禮的歷史變化,我想對這四十多年來,對蘭考,對與蘭考有關的幾個縣委書記的命運,做一客觀的公正的評論。記者所提出來的問題,如果讀了這部 書都可以得到解答。

記者們支好燈光,讓我坐在我家的客廳前面的一個椅子上,背後是金牛的玻璃圖案。今年是牛年,這正好是一個美好的對觀衆的祝福。我面對著鏡頭,背靠金牛,接受記者的提問。

記者讓我全面地歷史地談談我認識的張欽禮。

我講了我知道的張,這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原因是時代和制度造成的,當然與他個人的性格相聯,不可分開。解剖這個人物,是對我們很有啓示的。他年輕時,即抗日戰爭時,參加革命,因爲精明強幹,能說會道,在二十多歲便提成考城縣的縣長,1954年蘭封與考城合併爲蘭考縣,他便是蘭考的副縣長,縣長,縣委副書記。1957年,因爲他爲民請命,差點成爲右派;1959年,因他敢說真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嚴重右傾,撤職查辦,下放蘭考農村勞動。這是因爲說真話,爲民請命而受到的打擊。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思考社會,思考人生,他得出的結論便是說真理者寸步難行,說假話者走遍天下。這有他在下放農村寫出的詩爲證。

他說了些什麽真話呢?張欽禮親自對我說到蘭考的三害的根源。我們在宣傳蘭考時,都把蘭考的三害災難,說到老天爺頭上,歸罪於黃河造成的沙荒、內澇、鹽鹼;實際上是我們自己人爲造成的,這就是1958年以來的胡折騰,破壞了大自然,違背了規律。1957年,是蘭考的黃金時期,那年林茂糧豐,可到1958年 大煉鋼鐵,大辦食堂,把本來泡桐全砍光了。剩下一些,也被社員“偷”了。林木沒有了,風沙再起;因爲違背大自然,不去疏導,造成了內澇,由於地下水位上 升,造成了鹽鹼地;這是張欽禮所說的三害之源。這是真實的反映情況。他對當時說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關係”有大膽的挑戰。認爲不是九個指頭的成績,而是 相反。

1961年, 張欽禮得到平反甄別,回到蘭考縣領導崗位上,當縣委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因生活作風問題不能在蘭考工作了,張欽禮這時是可以順理成章地當正書記,張也 是這麽想的;可這時卻調來了焦裕祿當書記;張欽禮心裏不順,開始與焦裕祿不合作,致使焦向地委提出是不是將張欽禮調出蘭考。地委書記張申對焦說,張對蘭考 情況熟悉,要團結他一道工作,有利於蘭考。焦接受了上級的意見,他爲團結張,作了大量工作,發揮張欽禮的長處,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由張主抓蘭考的除 三害。爲蘭考做出了大量有益工作。就這一點說,張可以說是焦的戰友,但說不上是親密戰友。

焦裕祿逝世,縣委書記位子上空出來了。我是1965年 春天來到蘭考,由地委領導組織三結合的《焦裕祿》電影劇本創作組。這時,我聽講焦最多的是張欽禮,我與張熟悉起來,曾跟著他一起搞“台田會戰”。聽他講了 許多自己的經歷故事,他向我說了對現實的看法,我們因爲都因有在反右傾中相似的遭遇,心有共鳴,話很投機。我對張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衆同甘共苦, 他能身體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祿精神。我曾想將他的一些事與焦合爲一體,寫出一個典型的縣委書記形象,我給電影主人公起過有欽字的名字,不寫真人真事。而寫 一種爲民的精神。

張 欽禮主持工作一年多,他是有成績的,他本來想,他可以當蘭考正書記了吧。沒有想到,上級黨委沒有選中他,而是派來了周化民任蘭考縣委書記。這時,張爲了表 明自己的政績,在周化民剛到不久的報産量的會上,在省領導面前,張爲了求得省領導的表揚而開始說假話,虛報了小麥産量,結果使徵購透底,給百姓造成了困 難,這時張欽禮一反過去的實事求是;到1965年 年底,新華通訊社記者穆青、周原同志來到蘭考,張欽禮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迹時,實際上是宣泄了自己的心情,他講了自己的一些事迹。但他不能直說,便通過把 自己說成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來表達。這樣他便說了一些謊話,如焦臨終的話是對上級党領導說的話,他說是對他說的,並且無中生有地說焦當時給他一張照片,出 示給記者。他在大通訊上因說假話成了焦的“親密戰友”,這一謊言,便爲自己造成了悲劇。這是我原書叫《謊言的悲劇》的原因。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這也就過去了。大通訊有些不實之處,也沒有去說。如宣傳雷鋒中不也有不實之處嗎?但一場全國說謊的年代到了,這些謊言便更加發展。張爲 了保護自己,在全國把毛澤東造成大神之後,張欽禮也跟著造神,焦裕祿作爲毛澤東的好學生,自然也成了神。張想用神保護自己,利用神奪權,果然他得到中央文 革支援,他完成了多年的宿願,當上了蘭考革命委員會一把手,又當上了地委書記,省貧下中農協會主任。這當然爲他後來命運悲劇製造了條件。

張欽禮在粉碎四人幫後,被開除黨籍,判十三年徒刑。這是中央研究後的決定:張欽禮是錯還是罪?根據他在執政時,煽動打砸掄,迫害老幹部等罪而判罪。正如毛澤東的罪要有四人幫來當替罪羊一樣,他在蘭考有那麽多人因他的煽動而死,而傷,不由他承擔罪責嗎?

記 者問我,有人要給張提出申訴,是不是會翻案?我認爲爲是一種思潮,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要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張欽禮的案就不能翻。但是現在有爲文 化大革命翻案的一股潮流,這是想讓社會倒退的潮流,是不會成功的。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潮流,是由對現實的不滿引發的。但中國只能前進,不能後退,這是肯定 的。

記 者問到張欽禮死後的葬禮,爲何會出現萬人空巷?我說當時我便寫了文章,對此做出分析。一是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活動,是當年和張一起造反的人們爲他組織的隆重 的葬禮。他的兒子成才了,有了影響,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業家,拿出了錢購花炮就花上萬元之多;二是因爲,老百姓對現實腐敗不滿,借此做了一次宣泄; 群衆在縣委門前,竟喊出打倒貪官污吏,打倒走資派的口號,就說明一是對現實不滿,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在;三是張確實有群衆基礎,他一直在蘭考工作,爲 群衆做過好事,群衆懷念他;群衆說,焦來蘭考才一年多,而張在蘭考幾十年,而結局如此,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這些因素促成了張有了不尋常的 葬禮。

這個事件說明,不可放鬆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還是有一定的群衆基礎的,這就是民心。只有向前走,進行民主和法治的改革,才可能走向公平公正,也才有社會的和諧。這樣便沒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中國不能再亂,這是民心所向,不是少數人可以改變的。

張欽禮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和制度的悲劇。時代的悲劇是說,如果沒有這場文革動亂,他不會犯罪;這是時代給他造成的悲劇。如果我們黨內實行民主,由全縣的黨員 代表選舉縣委書記,而不是總由上級指定,也許張欽禮早就成爲縣委書記了,不會採取說謊假報成績,或想通過記者將自己打扮成焦的親密戰友來達到自己想當一把 手的願望。如果黨員代表沒有選他成爲書記,他也會心服口服,他不會總覺懷才不遇吧。這實在是沒有民主造成的悲劇。這當然與他本人的性格相聯,如果他不是想 當蘭考縣委書記,他真正老實地爲民衆,也不會有此說謊,也不會有後來的結局。對這個人物的分析是有社會意義的。我只是想通過解剖這個人物,對全社會有點思 考。現在的官員跑官,買官之風,吏治的腐敗,都是因爲沒有民主。不從進行民主這根本上改變體制,腐敗不能除,文革的基礎便不會消失。中國是到了進行民主政 治改革的時候了!

我應許多老同志的要求,寫出了這部《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是想把真相寫給後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歷者的歷史責任。

採訪進行了三個半小時,我所談的主要內容如上,請關注蘭考,關注社會的朋友們給予指正。

2009.1.3日記於北京

選自:大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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