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我們小人物的責任

Facebook

趙紫陽先生在八九事件的艱難時刻,力勸學生忍退廣場,曾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話當然是極沉痛的,真有家國之慨,似有風木之悲。我想趙先生的感慨,是混雜著自己身處峰頂而即將下位,復念血洗恐將不免的複雜心情而說這番話的。中國自古傷心地,民眾而今仍是屁。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當然以晚生責備賢者的眼光來消極地看,趙先生這話,也不是沒有一些負作用的。因為趙先生這話,有極強大的民眾基礎,以至於成為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君不聞鄉村僻野至繁華都市,我們的國人、我們的父兄常如此說:「我們這一代就這樣了,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吧」。一代代地說著這樣的話,人皆得以隸使之,慘死戶牖之下,棄置荒野之中,人之尊嚴幾不曾聞。雖然活得悲慘,但國人的子息繁衍觀念從未曾稍減,正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信條,以及為祖宗存一血脈,為家族留一點生氣的觀念,左右著夫婦倆為生育而奮鬥,至於說他們是否活得幸福,子孫是否有真正人一樣活著的尊嚴,他們是不大考慮的。而對於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雖然也曾有些努力,但卻總是易於灰心失望,而無不寄望於下一代,此種想法,代代相傳,真可謂子子孫孫無窮盡矣。

這種將過上美好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推給下一代,寄望於他們。我認為是我們長輩不負責任,不努力的表現。有許多人把自己不努力盡一些社會責任,包括批評政府的許多措施失當,不發出自己應有的聲音,歸於自己有家有室有子女。這樣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我認為正因為自己有子女,才更應該為子女的未來努力。這種努力,當然不只是讓他們過上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更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人說我小孩子上的是好學校,但在黨天下的籠罩之下,你的學校有多好呢),做人有尊嚴(這尊嚴是有豪車巨宅就自動有的嗎?一個沒有制約的大黑社會組織,拉肥豬是常有的事。黃光裕的問題可能很複雜,但拉肥豬之嫌豈能完全避免?),恐怕不能完全一代代毫無止境地寄望下去,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行。自己的責任不推諉給別人,自己的負擔不隨意卸擔,才有一點起碼的做人態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許太責怪普通老百姓了。但對於有一定知識的階層來說,恐怕此說就不能算苛求。

把任何事之不成,都推給罪惡的制度和惡勢力的強大,當然是很減省的法子,也是自我逃逸的最佳法寶。自己不負此生之責,卻屢屢只寄望於下一代去改變,天下寧有如此之老滑頭耶?制度之改變之改良固然是當下中國的大問題,但在制度未改變之前,就不能做些微的個體改變嗎?就不能做積跬步以至千里之努力嗎?這說明我們自己不僅少責任感,更是急功近利、成王敗寇的嫡傳信徒。做任何事,就希望速成,看得到可以掌控的結果就去做,否則不想與聞,這正是國人太過「聰明」的自我戕害。專制制度當然是造就我們對美好生活缺乏理性預期的大敵,也是讓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在短視中自我愚樂、自我欺騙的「護身符」。把責任都推下一代的同時,也還喜歡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比較剛性的制度(我再次重申,制度之害是我們美好生活的大敵,但不是全部)。前兩天我寫了幾篇關於告密的問題,有不少人就認為完全是制度的錯,告密的個人似乎不應該負自己的責任。似乎中國人全是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好像害中國人的都是外星人。所有加害者都把自己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不特如此,還以只是受害者身份混淆視聽。

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一個情感缺點,就是充滿暮氣,悲哉秋之為氣也。裝嫩固然肉麻,但賣老尤為可嘆。人生還沒有暢快地活過,就開始盤算如何苟活,了此殘生。這樣的生命質量雖可以理解,但實在不敢恭維。吾國之人的心態,常是三十歲即開始言老,四十歲即可抬去活埋了,此正是錢玄同在五四時期,大膽狂言四十歲以上之人「皆曰可殺」的憤極之語的內在因由。國人賣老作風之文化遺傳,正所謂心如死灰,枯井無波,無人不作心傷語,見人即作感懷詩,自然受到彼時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用「少年中國說」、「新民說」來針砭。

任何人都有自己個人選擇的自由,我們固然不能命令該怎樣做,更不能規劃別人的生活。但我認為要真正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我們每個小人物都應該從自己開始做力所能及的改變,使制度趨於合理而良善,而不勞大人物來「傳檄而天下定」,這樣的夢想我們做了幾千,只不過迎來了一批批「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朱元璋、毛澤東。

2008年12月6日9:30分於成都

(作者博客)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