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漫话“改革开放”与中国人的幸福感(6)

人生在世,难保不生病。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职能,就是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财政作为支付全民医疗费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发达国家的政府每年都会拿出一大笔钱用于公民的医疗保障,有的国家甚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如英国、日本等。

但遭人诟病的是,始于上世纪后期的中国医疗制度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项职能当成包袱甩给了市场。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每年对国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大为减少,不但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准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国(注1)。更有甚者,即便是这部分已经少得可怜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党政干部的身上。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部分集体企业的人员拥有完全的医疗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其余的人只有低水准的医疗保障。换句话说,半数以上的中国人看病都得自己买单。加之医疗费用的上涨又明显快于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扰当今中国老百姓的一大社会问题。

2010年2月27日,有位网友在跟时任总理温家宝进行线上交流时吐槽说:“温总理,我们农村的看不起病呀!”这话道出了当今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在公开场合引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上的资料说,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农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连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都不够。有关调查表明,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即便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其实,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农民呢?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当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群体也同样如此。就连体育冠军、劳模这类曾经的风云人物也不乏其例。

据《三秦都市报》报导,2012年3月,退役已经13年的前亚洲链球冠军徐伟利突然发现双腿浮肿,呼吸比较困难,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胸腔积水严重,心脏和肺受到压迫后导致供血不畅、呼吸受到影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时无法支付数万元的治疗费,徐伟利只得每隔一周到医院抽取一次胸腔内的积水,每次费用700元。抽完积水以后,他的呼吸相对能够好转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医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积水后,因没钱买药而返回到住处,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来到医院买药时,药费竟然高达600元,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又给平日里经常照顾他的朋友张某打去电话“求助”。

事后,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在田径运动比赛的领奖台上,当国旗冉冉升起时,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泪。没有想到,退役13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600元的医疗费而流泪”

2004年12月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过去10年,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下降,居民自我医疗(俗称“有病自己医”)的比例逐年增加。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竟达29.6%。这里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得病后自己买药吃。36%的居民生病后不去医院就诊,而是跑到药店购药,采取自我医疗,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农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着。“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疗还是自己硬扛着,显然都是因为看不起病。调查显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试想,身为中国人,有病在身却看不起,你会幸福吗?

注1:
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800亿,而香港仅800万人,政府向医院拨款竟达400多亿。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2%降到了6%。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长48倍,政府卫生预算只增长21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增长118倍。今天中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达到52%,远高于美国人所承担的15%,而英国、日本甚至印度都实行了几乎全民免费的社会医疗制度。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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