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医生讲述抗疫惨烈经历 揭穿共青团“造谣式辟谣”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3月11日讯】中国大陆一本有官方背景的期刊,为宣传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事迹发表了一组系列报导。一名护士长在讲述自己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的1个月里所经历的生死抉择与秘幸时,无意间透露了医院里曾经尸体多到无人处理的惨烈状况,令读者为之心酸。

这是《人物》杂志今年3月刊发的封面故事《武汉医生》系列的第一篇报导,受访的主人公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护士长2月17日在红会医院的会议室里接受采访时,一坐下来就叹了一口气:“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再让我流泪,不可能了。”

关秀丽是武汉红会医院急诊科里最资深的员工之一,她从18岁就开始从事医护工作了。已有22年工龄的她,从未想到过会再不惑之年经历这样突如其来的漫长的30天。在这30天里,她与其他的医护人员一样,常常需要面对“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的生死裁决难题。

12月30日夜里,红会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刘文在科室群里发了两条信息:“刚刚二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洗手!口罩!手套!”、“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

关秀丽的印象中,刘文是一位“相当老实靠谱” 为人低调的同事,他发出这样的警告说明事态并非等闲。第二天,关秀丽就让急诊科所有人戴上了双层口罩。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不明肺炎病人涌向医院。1月13日,急诊科的两位护士确认感染。关秀丽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了,立即从医院物资科抢来了N95口罩,让护士们工作时都戴上。虽然有防护服,但她们收到指令是不能穿,“不要引起恐慌”。

直到1月17日,红会医院门诊的病人已经占据了整条走道,排得很长很长。忧心忡忡的关秀丽下班后没有回家,她去到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以及湖北省新华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看到这些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医护们已经“全副武装”,便赶快拍下照片发给自己医院的领导,却迟迟得不到医院领导的回复。关秀丽主动打电话去催问领导的决定,对方回答说:“你们自己看着办。”总算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关秀丽立即通知护士们戴上面屏,穿上隔离衣。

那时候红会医院里已经不断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不明肺炎”,肿瘤科和内分泌科成了重灾区。直到1月20号,钟南山在电视上第一次说可以人传人,披露有17位医护人员感染。

1月21日,红会医院收到通知,将从第二天下午6点起成为定点发热门诊。成为第一批指定发热门诊后,大批发热病人如潮水般涌来。

也许是因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作为定点发热门诊开放首日,红会医院的门诊量达1700人,最高峰时2400人,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门诊很快就没有床位了。涌入医院里的病人有的睡在过道,有的躺在走廊,哭的、吼的、闹的、下跪的病人,情绪失控的家属们,让整个医院场面失控。

开诊第一天,门诊部主任胡臻的口罩就差点被扯下来了,护士的防护服差点被扯破,门诊台的东西被情绪激动的病人家属砸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里崩溃大哭。

胡臻给领导发微信请求增援,得到的回复是“自行调控”;急诊科向领导求助,收到的是两个字,“顶住”。

“就像打仗一样,这里都要被敌人攻陷了,援兵还不过来,叫你顶住。”

为了解决后勤问题,性格泼辣、利落的关秀丽用尽了方法,吵、哭,甚至是“偷”,只要能把该办的事办成,不管怎样的办法她都要尽力一试。为了给急诊科抢氧气、抢N95口罩、抢空气消毒机,她几乎和管设备的、管物资的、管总务的每个负责人都吵过架。心电监护仪不够用,她和一名同事把放在住院部大厅里还没有分配的心电监护仪全部“偷”回急诊科,还“偷”了好些个氧枕来应急。护士问,这哪里来的?他俩说:“你不管,你先用。”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人物》官方微博)

关秀丽说,这30天里,她见过了太多可怜人。

她回忆说,1月23日前后,政策变化频繁,各家医院的分工还未理顺,哪个医院能检测核酸,哪个医院开放门诊,病人们都在碰运气。有的救护车拉着病人连送三家医院,都被拒绝,到了红会医院,门诊大厅已经被病人们挤得下不去脚,但病人再不肯走,跪下哀求,说死也要死在这里。

发热门诊排队等待看病的队伍最长时要排一整天,有时排著排著,有人晕倒了,被拖到急诊科吸氧。

急诊科早就没床位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有的病人睡在走廊里,抢救在走廊里,去世也在走廊里。

即使住到了床位,由于医疗物资很有限,很多病人还是等不到急需的氧罐。

报导写道,“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陈楚楚在红会医院急诊科当了10年护士,讲到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后第一次上班,她的眼泪开始大滴大滴往外掉。那是她第一次,一个班(大概七八个小时)死了三四个病人。门诊部主任胡臻站在门诊大厅导诊,看到半个小时里有三个病人去世。陈楚楚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就代表我们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对他们做处理、做抢救。”

关秀丽见过一位父亲,住进了急诊科抢救室,赶女儿走,说放弃他算了,不要再治了。女儿进不到抢救室,站在远远一个门边,对父亲喊,“别放弃”。

关秀丽还讲到了一件事:最初几天,在忙乱中,有的遗体放了大半天才有人来收。她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保卫科催殡仪馆把遗体搬走,但保卫科说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她威胁说:“你再不来,我就把尸体拖在马路上摆着。”后来殡葬车终于来了,死者的遗体刚搬走,死者用过的被子就被人抢过去用,来不及忌讳了。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殡仪馆只负责带走,新冠病人的遗体需要由医护人员消毒、打包。告别仪式也不再有了。为了不吓坏其他本就在崩溃边缘的病人,医护人员只好搬一个屏风,在人满为患的急诊科里把自己和遗体围起来,给遗体消毒、包裹,然后再等待殡仪馆带来的黄色尸袋,装好,运走。

直到1月底,从其它省市派来支援的50多名医护被编入了红会急诊科的临时队伍,关秀丽他们才从困境中挣脱,而那时后,急诊科的19位护士有8位已经病倒了。

当被问到:疫情过去后,你们想做点什么?关秀丽和其他同事说出来的期望都差不多——“就像平常那样上一天班,穿普通的白大褂,戴普通的口罩,和病人普通的交流。他不用担心来医院会死掉,我也可以给他提供相应的护理和治疗。大家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他治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该下班就下班,我想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这篇报导发表后,有网友指出,报导中对护士的采访证明,武汉医院确实发生过尸体无人处理的情况。而当初海外率先爆出医院中有不少尸体无人处理时,中共的共青团还曾经出面来“辟谣”。对此,该网友感慨道:共青团完全是在“造谣式辟谣”。

(推特截图)

(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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