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关心】“六四”天问-25年变在何方?

【新唐人2014年06月03日讯】【世事关心】(289)“六四”天问-25年变在何方?25年来中共政治上越收越紧,经济上越放越松。

5年前的6月4日凌晨,枪声划过北京城的夜空,鲜血在通往各大医院的路上撒下斑斑痕迹。

王军涛:“当时看到这具尸体的时候,我当时感到从头到脚感到一阵发麻。”

爱国学生要求改良的诉求,民众们对这些诉求的支持,连同中国人对自由正义的希望,在坦克隆隆的履带声中被碾成碎片。

程晓农:“中共几任领导人换下来,政治上是越收越紧。”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在这二十五年中所走过的轨迹,中共当年用暴力和鲜血换取的所谓“稳定”,最终带给中国的是什么呢?

六四”天问 25年变在何方?

1989年6月5日,北京城依旧弥漫着一片肃杀的气氛。驻扎在北京饭店的外国记者们,注视着长安街上鱼贯而来的坦克,却在下一秒钟惊奇的看到了这样一幕……

他的名字叫王维林。他可能是工人子弟,可能是刚从外地赶来的学生,也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月前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百万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民众一起,请求中共开放新闻媒体自由、改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然而,时任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决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于是一道戒严令,30万军队兵临城下。

6月3日晚,开花子弹射入试图阻挡武装军队入城的平民的血肉之躯(拉着受伤的人赶往医院的画面)。隆隆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清场。

次日凌晨,学生们被迫撤离。只身挡坦克的一幕就发生在天安门清场的第二天。这个年轻人随后被不明人士带走,他的命运连同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一起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六四事件后,中共展开行动,抓捕学生领袖,清算、劳教党内外六四的支持者,甚至处以极刑。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被免职。相关报道则被全面封锁,实际的死亡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百到民间估计的数千,始终没有定论。然而六四所带来的后续影响远远不仅于此。

六.四后的第3年冬天,中共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乘坐专列顺京广线南下直达珠江三角洲。这就是著名的92邓小平南巡。南巡中,邓小平传达了一个精神:中国的改革不会停下来,要继续进行。南巡的背景是六四之后被明显收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管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资讯-中共不会因为89民运而彻底拒绝改革吗?中共还将继续改良吗?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确实,改革一词继续充斥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地产制度改革”等等等等。但是伴随这些形形色色改革名词的逐渐的还形成了另外一套注解:权力市场化,权贵经济,国进民退。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攀附在权力周围的人群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通过权力在经济活动中攫取了巨额财富,而“权力市场化”。这一致富的模式也蔓延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所有领域,成为真正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89六四之后,中国一大部分的知识精英在寻求社会公正,民主自由的理想被全面打破之后,逐渐倒向了另外一种世界观,自由学者胡平先生把它描述为“犬儒主义”。它的表现是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的价值。

六四之后,一批学生运动领袖逃亡世界各地,被中共定为重要案犯的王军涛1990年被捕,94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美国。对于他来说,25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不用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我采访了他。

(王军涛采访)

时光飞逝,一转眼,距离89六四已经25年了。

2014年春,当习近平揣著巨额合同巡游欧洲列国的时候,法国电视台的记者拿着两张看板来到天安门广场。然而人们对于64看板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相当一致。

同样的紧张气氛不仅仅在六四期间或者六四这一个话题上。西方元首来访、各种所谓的敏感日里,民运人士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而“法轮功”、“西藏”等话题始终是中共的禁区。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3万多起增加到18万多起,参与人数也大规模增加。

随着民众抗争的加剧,中共对于思想言论的打压力度也越来越大,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控制言论的铁钳甚至伸到了每一个网民的鼠标下。网路实名制,打击网路大V,以所谓的“诽谤信息”定罪等等不一而足。

六四民主运动中,学生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反腐败”。这个口号并没有随着“六四”的镇压而销声匿迹。相反,“反腐败”的号角一直从八九年吹到现在,从朱镕基时代的“准备100口棺材”,一直到习进平的打老虎,反腐的力度好像一直在加大。但是,中共的腐败却愈演愈烈。

回顾六四后25年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在诸多矛盾和疑惑之中,人们可能不禁要问,邓小平92年所说的“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止”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改革”指的是什么?中共改革的初衷和其结果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听一下前赵紫阳智囊,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程晓农的分析。

主持人:“邓六四后提出中国要继续改革。他对改革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包括中共的改良?”

程晓农:“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其实只是经济的市场化,而且它是个很狭义的,它不包含推行私有化。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化改革。那么在政治层面,邓小平他向来是反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他也反对对中共的体制和中共的各种内部制度做根本性的改良。所以政治改革从来不在邓小平考虑范围内。”

主持人:“从89 六四以来的这几十年间,中国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外一方面仍然钳制舆论,实行宗教迫害,压制人权。这种结果是必然发生的还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

程晓农:“我认为是必然的,实际上在六四之后,邓小平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此不可能承认它在6.4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因为,用他的话讲就是,不能退,退一步就完了。那么对邓小平而言,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共只是单纯的一味的在政治上高压,不断的打压,他也很清楚,那样的话,中共也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必须要在经济上有所改善。当然他的改善不全是考虑人民的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他想要让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活力,同时让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让国营企业能够活下去。所以邓小平当时的基本方针是:‘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

“我们看到,从江泽民接替邓小平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共几任领导人换下来,政治上是越收越紧,经济上当然是越放越松,那么18大之后,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那就是,习近平现在,他的选择是,政治上进一步收紧,而且在领导层这个角度,他是进一步的个人收权,实行了邓小平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谓个人专权,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习近平很清楚的知道,邓小平留给他的这个江山,等传到他手里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

1991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进行了几场对是否通过总统布希提出的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听证会。那时距89六四事件只有两年。天安门的血迹未干,议员们自然而然的有这样的反应。

众议院议员Philip M。Crane:“中国贸易的状况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独裁北京政府的压制政策,持续破坏著本来就已经非常艰难的双边关系。”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Lloyd Bentsen:“很多人已经失去了生命,很多人被関在监狱里,很多人在东躲西藏,还有很多人不得不逃出祖国。在这个地球上我很难找出还有哪个政府是这样,当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像中国政府这样对内部民众采取如此残暴的手段。”

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则是──

美国国务卿Lawrence Eagleburger:“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我们坚信,一个开放的中国是让中国更加民主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布希总统关于和中国接触的思路并不孤独,这个思路的大意是:鼓励西方到中国投资,在投资的同时把民主理念带到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之后,自然会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并成为主导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这是从89六四不久后,长期盘踞美国主流精英界的认知,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基本的对华政策思路。最终,这届国会提出的各种各样限制或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都没有被执行,直到2000年,美国决定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最惠国待遇的辩论到此终结。

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富有了,但是并没有走向民主自由,他们所期待的整个中产阶级的觉醒,并没有发生。即便中产阶级中有个别人发声,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依然是另类。

2011年11月18日,是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日。在这一次所谓“基层直选”中,官方宣传鼓励普通大众“独立参选”,北京出现了50个独立候选人。

他们有的是大学教授:“充分的竞争才有真实的选择嘛。”

有的是热心的社区居民:“每次一到早晚、上下班的高峰就堵车”“我的竞选提纲就谈到了马路的拥挤问题。”

然而当他们满腔热情投入这个政府鼓励的项目,却遇到了意外的阻力。

许志勇:“我觉得中国的选举应该是真实的公平的自由的开放的,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许志勇博士,来到自己任教的北京邮电大学,进行竞选宣传,却遭遇到校方的阻止。

许志勇:“你现在禁止我自己拿一个海报,我不能贴……”“我现在拿着也不行吗?”

选举前几天,他贴的海报被校方撕去。

几乎所有的独立参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挠、恐吓、甚至打压。这已经成了中国选举的一个特色。从中共的十一大到十八大,每一次全国观众和世界媒体都翘首期待能从冗长的结论性报告中,捞出一些有实质意义的,特别是暗示政治改革的“干货”。但是,迄今为止,这场游戏始终以西方的失败而告终。中共到目前为止只提出过所谓行政改革的目标,例如让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发挥更多管理社会的功能。而涉及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和废除一党专制的话题从来未曾提起过。

毋庸置疑,让中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的策略,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最终的结果为什么事与愿违呢?来听一下文昭的看法。

主持人:“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中国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改革的策略失败了呢?”

文昭:“与中国保持接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没有错。其失败之处,或说错在过程中不能迷失目标,更不应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商业界利益,代替了美国、乃至民主世界的整体利益。显然在这外过程里政治精英层没能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是过多地被大公司的游说所影响。没能站在他们本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长远之利这个更高的层次上看问题。中共一直反对在谈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其实过去曾经有的这些附件条件是涉及保障人权的,恰恰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

主持人:“国民党由一个独裁政党转变为一个民主竞争的参与者,这种转变中共能主动完成吗?”

文昭:“这个问题其实是问中共能否自我改良。六四以后有一批维权人士想用温和改良的方式推动中共改变,但都遭受挫败,这些想推动改良的人自己也遭受了打击报复。最近的两个例子就是许志永和浦志强。今天需要严肃地探讨为什么共产党难以主动改良。我认为根源在于其文化基因,它把国家视为不可分享的暴力机器。不可分享和暴力机器这两点,在其他任何一种专制体制里都不同时具备。共产党以阶级划分人群,在他所谓的资产阶级里有多个政党,可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里,它都不允许有第二个政党。就是说在共产党声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里都绝不分享权力。‘不分享’这个本质特征我们需要注意。另它和中国传统帝制社会也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的一元化社会,除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外,还有以宗族和村社为单位的民间自治力量、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道德评判力量。所以共产党体制的弹性其实比中国的帝制王朝还要小。”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六四在整个一代中国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的人对它讳莫如深,有的人选择主动遗忘,还有的人,在从未被抚平的伤痛中,不停的汲取走向未来的力量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四是因一颗赤子之心而起,但是在这颗心被无情打碎之后,它又是那样的难以复原。也唯有此时,人们才感到它的珍贵。如果说,六四让中国人变得冷漠而聪明,那么,人们应该用它来看清伪装和欺骗,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如果想拥有真正美好的未来,必须重新捧出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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