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16) 統一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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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興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然徒具教育結構,缺乏教育內容,與太宗的旨意大相逕庭。太宗決定完成經學統一。他的參與使唐初經學研究體現出大一統時代之規模和氣度。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

〈宋人十八學士圖〉唐太宗設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為學士,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考定五經

唐初經學統一分兩步實施:考定五經,並為《五經》正義。

第一步,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主持統一《五經定本》。

五經指《詩》(《詩經》)、《書》(《尚書》)、《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樂經》已失傳,故通常稱「五經」。

《五經百篇》內頁,清嘉慶三年朝鮮內閣刊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公有領域)

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刪減整理工作。《易》乃一部淵源邃古、博大精深之作,源於河圖洛書,始於伏羲時代。《易》原有三種版本,《連山》、《歸藏》和《周易》,成於不同朝代,周代則叫《周易》,揭示了一定高層宇宙空間對應人類社會變化之道。《尚書》是周王室外史所藏記敘上古先王天命神授之書。《詩經》,是華夏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先聖神跡被記載部分。《周禮》是周王室宗伯管理之典章制度。《春秋》是先秦人們對史書的通稱,後人整理成《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等。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先於孔子之六經,記述堯、舜、禹等聖王先皇天賦神授的天命君權及相關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後人所稱的「孔儒學說」則不講高層神言、大道之理,採用低層「中庸學說」。

宋緙絲〈青牛老子圖〉,老子在函谷關寫下五千言《道德經》,寫完後便騎牛向西而去。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老子《道德經》中闡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儒的「仁、義、禮、智、信」已是離神愈遠後道德下滑之產物。這也是人類社會成、住、壞、滅規律使然。

古聖皇時代留下的古典文獻,是中華文化的經籍和精髓,並非「孔儒」所創立。孔儒奉其為經典,卻無法獨據己有。正如古時儒生也要打坐,靜心調息,卻不能稱這些修煉基本動作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華傳統的聖皇漢武帝、唐太宗等,總要重新整理五經,回復堯、舜、禹等聖皇留下的中華道統,清除歷朝歷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擾和破壞。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布為經典,稱「五經」,同時把失傳的重要史實如符瑞、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神言神跡等,重新放回《五經》。漢武帝所定《五經》,補充宇宙高層神、道事實,大大超過孔儒涵蓋範圍。這是歷史上一次將偏離的文化方向撥回神傳軌跡的重大事件。

宋劉松年〈瑤池獻壽圖〉,據《漢武帝內傳》記載,西王母曾往見漢武帝,並贈仙桃四枚。本幅描繪西王母與漢武帝相向對坐交談,眾女仙捧桃實競進,有祥瑞慶壽之寓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途,詩書填坑阱。」(《舊唐書‧蕭德言傳》)顏師古統領《五經》版本的統一任務。顏師古少承家業,博覽群書,精研訓詁,有著極深厚的經學功底。顏師古利用秘書省大量藏書,悉心校定,歷時兩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詩》、《尚書》、《禮記》及《左氏春秋》等《五經》的刊定。

太宗對此本非常重視,特請宰相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由於諸儒並非同一學派,一時異端蜂起,眾說紛紜。顏師古對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唐太宗對此也稱善久之。貞觀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於是,顏師古校定的《五經定本》頒行全國,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五經定書》解決了經有數家、無所取正的經史混亂狀況,實際上是對魏晉以來五經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五經》正義

統一經學第二步,太宗命經學家孔穎達主持為《五經》正義。

「正義」者,即將偏離本義的東西進行辨別,歸正真正含義。整理《五經》義疏,是針對「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解經混亂所行,統一對原始經典的理解。孔穎達精通《五經》,對南北經學有相當的造詣。孔穎達等二十餘位名士奉敕編撰《五經正義》,疏解則多據南北朝以來的釋文。孔穎達以北學出身卻在《五經正義》中多用南學,就是奉旨為學、避免己見、持守本原的嚴謹做法。

孔穎達(孔仲達)像,出《三才圖會》。(公有領域)

各經大多依據自古以來,特別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多家註釋整理刪定而成,「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

「秘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說,行己所注。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舊唐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二十四》)可見,當時的經學義疏是嚴守章句,不允許隨意請廢內容,以保證經書之正宗和純淨。

經過兩年努力,一部長達一百八十卷的《五經義讚》於貞觀十四年二月編成。此舉並非簡單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經,而是糾正漢及六朝以來走入沒落的經學頹廢局面。書稿最後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讚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不過,太宗以為「義讚」之名不夠確切,特下詔改為《五經正義》,並交付國子監作為教材。《五經正義》被太宗稱為不朽之作,在於它綜合古今,考定異說,定義疏為一尊,神言神跡,以道釋儒,以《老》解《易》;並加入讖緯書中對宇宙天體層次認識,以緯疏經,經緯互證。其書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清文史源的深謀遠慮,其對保護中華經史正傳、文化內涵正統之高瞻遠矚,無人可比擬。

《五經正義》這套皇家「教材」的最大特點,是學問、歷史、作文、為人、道德、求仕、做官的全方位知識融為一體。大道至簡至易,充分體現了太宗的風範。

宋紹興監本《周易正義》內頁。(公有領域)

《五經正義》卷帙浩大,貞觀末年博士馬嘉運等人對其進行修訂,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結束,頒行全國,作為欽定教科書。此後直至宋代,明經取士,其經義皆以此為準。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又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這些人不光都是歷代大學問家,很多更是通曉天文、易理、十家九流之異人,大道修煉有成者。太宗不囿於經學門戶派別之見,不論今文、古文、鄭學、王學、南學、北學,都同等視之,融天貫地,恢弘大度以待。

漢唐相承

漢武帝曾問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書‧董仲舒傳》)

太宗亦昭明理想:「朕聞天大地大,首播黎元;媧皇燧皇,肇恭元菉。是知施生為德,處崇高而不言;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歷茲十代,咸宅九州,逖聽風聲,抑可知矣。其有仰齊七政,俯會百神,察靈眷於祥符,報元功於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繼踵雲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蕤三統,垂曩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封禪詔》,見《全唐文》卷八。)

這哪是政權之憂,而是天人感應!是漢帝國、唐帝國新文化理想的詢天開示之問!是不負皇天重托的錚錚表白!

面對中華文化思想構建這一巨大工程,漢武帝立經學於官學。漢時《五經》的最大特點是漢朝官方以「讖緯」解經。讖緯是讖書和緯書合稱,顯於兩漢。《說文解字》:「讖,驗也。有征驗之書,河雒所出書曰讖。」《隋志‧經籍志》載:「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

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尚書正義》內頁。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唐時《五經正義》,有全依讖緯解經處,認為讖緯有和經相同的可信度;又有以讖緯為可疑,批評其虛妄而「略之」處。不僅有用以說明神異出生,更有加強宣示受命祥瑞的部分,所以是精心鑒別篩選,為疏解經書達到最佳效果有選擇地利用各代註疏。

唐太宗刊定《五經定本》及《五經正義》,其規模更甚於漢。唐太宗身為皇帝,親手促成了經學統一。《五經正義》使唐代經學達到了空前統一局面。漢魏以來紛雜師說一掃而空,經學史上由來已久的宗派門戶之爭,如今古文之爭、鄭王學之爭,以及南北學之爭,都隨之結束。經學的傳統研究遂成定局。

漢武唐宗一脈相承,藉助重撰《五經》,重塑中華民族思想、道德、理念,確立中華文化本質和內涵。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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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張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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