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三一八慘案」與「六四屠殺」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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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北洋政府和中共統治時期,分別發生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並對中國民眾造成巨大心理創傷的事件。一個是「三一八慘案」,一個是「六四屠殺」。而事件發生後各方的反應,足以讓我們再次認識到,哪個才是真正黑暗的社會。

「三一八慘案」與「六四屠殺」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當時軍閥馮玉祥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大沽口守軍炮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這違反了1900年簽訂的《辛醜合約》,于是對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北京的學生和民眾在中共和國民黨的組織下,進入天安門抗議,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遊行隊伍最後進入了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民國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政府門前廣場請願。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彼時,段祺瑞不在政府內,正在開會的賈德耀等人則悄悄從側門離開。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執政府衛隊長下令開槍。槍聲響起後,示威者前逃後沖,秩序大亂。其後有記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才導致開槍。《臨時執政令》則認為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慘案發生後統計,被打死的學生和市民達47人,傷者150餘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死者中為人們所熟悉的有北師大學生劉和珍。

「六四屠殺」則發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開明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許多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其後悼念活動轉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解決官員腐敗,政府問責,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期間,最多有一百多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活動。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希望通過與學生對話解決問題,而以鄧小平、李鵬等為首的強硬派則決定採取武力解決。

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中共30萬軍隊被調往北京。6月4日,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清場,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數字一直沒有公布。六四前夕擔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2013年透過運出境外的一段視頻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犯了「反人類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並首次透露當年紅十字會曾經披露,在血腥鎮壓之下死亡的人數高達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稱,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而香港蘋果日報旗下《壹週刊》於2014年「六四」25週年時刊發的報導,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顯示,六四死傷民眾多達四萬人,當中10,454人被殺。

毫無疑問,當年的民國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對學生、對中國人犯下了殺人罪行。

慘案發生後的四大對比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在慘案發生後,對於社會的強烈反應,民國政府與中共政府則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

一、媒體態度不同。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社會群情激憤,諸多媒體加入了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京報》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消息、評論和通電,其副刊也發表了紀念文章103篇。這無疑說明當時因為政治體制還是議會制,所以還有相當大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允許媒體批評政府。

然而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體秉承其旨意,大肆宣傳學生的暴行,宣傳這是「反革命暴亂」,媒體的獨立性和骨氣蕩然無存。顯然,在一黨專政下,獨立和有骨氣的媒體也是根本無法立足的。

二、大學態度不同。不僅是媒體表現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各高校校長和教授的態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北洋政府。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是無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公祭會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可是在「六四」慘案後,北大等高校既無些許公開傷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對教師和學生加以甄別,要求參與者寫檢討,不讓其上課,並將當年的畢業生大多發配到農村等。大學獨立的精神和骨氣同樣不復存在。

三、「國會」態度不同。民國時期的國會雖然多數時候也是花瓶,但在慘案發生後,卻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併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這表明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這樣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嗎?

四、政府首腦態度不同。時任臨時政府執政的段祺瑞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此外,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政府也沒有加以阻攔。在國會通過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之後,他處罰了凶手,又按照國會要求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對於國務院要求「閣員總辭職」,他照辦執行。

而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祺瑞從此素食終生。後來他生病時,醫生曾建議他吃點肉食以增強體質,他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對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國人至今可曾看到哪個中共領導人對「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個領導人發自內心的懺悔?除了推諉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結語

因為慘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國的抗議聲中很快倒臺,因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就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權卻仰仗其龐大的專政機器和欺騙手段,苟延殘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纍纍血債終將導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個對比也說明,所謂的「舊」社會比所謂的「新」社會更具有法制和開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聲聲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會」。

還是後來著名的報人、曾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一語中的,「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這樣的政權不要也罷。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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