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閱讀布羅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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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籍俄裔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譽為「普希金之後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不過相比之下,我更喜歡他的散文和談話。例如他那句話「時間只能使邪惡增值」,冷峻深刻,令人過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關心布羅茨基是怎樣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歲的布羅茨基被蘇共當局驅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為,在自由的西方,布羅茨基將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或者說他的生活將有一個新的起點。

可是,布羅茨基來到西方後卻說:「我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過完餘生。」

這話講得如此尖銳,無怪乎讓他的訪談者、音樂家兼文化學家所羅門‧沃爾采夫感到如同針刺,十分不解,十分難忘。

布羅茨基的解釋很簡單。布羅茨基說:「要知道,無論是我們的信念還是我們的原則,當時在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形成了。我們這些年紀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經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礎、起跑--都發生在祖國。我們在俄國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獲得的是結果。」

沃爾采夫問:「您難道沒有感覺到,在您來到紐約之後,恰恰相反,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個新起點的可能性?」

布羅茨基答:「的確沒有過。對於我來說,總的說來,並沒有過這樣一種起點的感覺。」

布羅茨基在紐約生活多年,住在一個優雅的街區,和周圍的人都很熟識。在外人眼中,布羅茨基在紐約的生活應該是非常舒適的,至少要比起在蘇聯的時候更有預見性更為穩定。

但布羅茨基本人的感受卻不是這樣。布羅茨基強調,他在美國的生活並不是什麼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內心上並不依賴於他在街道、地鐵、大學等地所遭遇的一切。這就是說,布羅茨基不覺得美國社會對他有多大關係或影響,他並沒有融入美國,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們知道,布羅茨基原來在蘇聯的生活就是內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為他和蘇聯社會格格不入。他從來就沒有融入過蘇聯的生活,他始終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那麼,在美國的生活呢?按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酷愛自由的布羅茨基來到美國會不會有回家的感覺,會不會和美國水乳交融?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布羅茨基說,「在這裡,在西方,這種內在生活的程度還超過了在蘇聯的時候」。布羅茨基解釋道:「或許是因為,這裡的環境畢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羅茨基講這話的時候,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按說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這是一種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幾年前有人問我:「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習慣了吧?」我說:「還是不習慣,不過也習慣了--習慣了不習慣。」

布羅茨基說,從他這一方面來說,這或許是一種保護反應。在外人看來甚至是自我封閉。但正如布羅茨基所說:當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對你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某種單調。

我們知道,一個專心致志於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個對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經心的人。布羅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時已經32歲了。布羅茨基已經是布羅茨基了。他已經是俄語詩人,以後當然還是俄語詩人。因此對於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個家。他沒有、也不打算、或許也不可能融入西方,過另一種生活,他還是像原來一樣地生活--主要是寫作,繼續當他的俄語詩人,用俄文寫關於俄羅斯的詩歌。

沃爾科夫向布羅茨基提到了另外三個移居美國的俄國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納博科夫和舞蹈家巴蘭欽。這三個人從前都是俄國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現代主義外國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們成了世界主義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實現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轉變。

布羅茨基對這種人不大以為然,至少他認為他自己不屬於這一類。在西方,他仍然堅持俄文寫作,寫關於俄羅斯的詩歌。

沃爾科夫問:一位詩人居住在異國他鄉,卻繼續用母語寫作,會有什麼感覺呢?布羅茨基答: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他引用湯瑪斯‧曼移居美國說過的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有優美的德文。」當然,布羅茨基也承認,散文和詩歌不大一樣,寫詩更需要某種語言環境。布羅茨基的英文很不錯。他能用英文寫作,寫優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優美,連英美的作家也讚賞不已。但是布羅茨基不能用英文寫詩。他的詩都是用俄文寫成的,他只在《紐約客》上發表過一首英文詩--而這首唯一的英文詩也是從俄文翻譯的,譯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爾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詩歌之間畢竟存在某種差異。」布羅茨基承認,詩歌方面的事情當然要更複雜一些。為了能寫出詩來,就需要在語言的習慣中持續不斷地熬煮。也就是說,要持續不斷地諦聽這些習語。也就是說,寫詩更需要語言環境。

沃爾科夫還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沃爾科夫問:「在西方,(當人們談到)俄羅斯的詩歌,這首先就是指20世紀的詩歌,而與此同時,人們對俄羅斯小說的瞭解卻主要集中在19世紀的作家們身上。為什麼會這樣呢?」

布羅茨基用美學解釋前者,用社會學解釋後者。

布羅茨基說,19世紀的俄羅斯詩歌有自然的韻律,翻成英文時要保留這些韻律,這就讓當代的英文讀者不喜歡。20世紀的英文詩歌主要是無韻詩,把20世紀的俄羅斯詩歌翻成英文也使用無韻詩,因此可以比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資訊,更容易被英文讀者理解和接受。

至於小說,布羅茨基認為,要想讀一部小說,應該多多少少能夠想像出它背後的現實。20世紀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紀)的俄國差不多,都是資本主義。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境和兩難選擇,就是他自身的處境和兩難選擇,他能夠辨認出這些東西來。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紀的俄國(指蘇聯)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對蘇聯的歷史缺乏瞭解,他們必須緊張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現實的小說,而這可不是任何一個讀者都能夠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讀不懂20世紀的俄國小說,他們也讀不懂當代中國的小說。很多優秀的當代中國小說,雖然翻譯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卻沒有多少讀者。據說,那位寫下剖析極權主義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國青年的來信,表示對其理念的熱烈認同。波普覺得很奇怪:極權主義這種怪物,在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除了極少數專家學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麼會有一個美國小夥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個美國青年來自共產國家匈牙利——他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羅斯。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說:布羅茨基「家是俄語。不再是俄羅斯。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他生命後期最令人吃驚的決定,是他在前蘇聯解體之後以及在無數崇拜者的力勸之下,仍拒絕哪怕是短暫的回國訪問,以此表明他的立場。因此,他在別處——這裡(指美國)——度過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羅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膽、最富饒和最教條的東西的來源,而它竟成為他出於驕傲、出於憤怒、出於焦慮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偉大的別處。」

布羅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國,哪怕僅僅是觀光訪問。這一點倒確實很奇特。當然,作為一個俄語詩人,他的俄語詩歌能回到俄羅斯,那已經很好了。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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