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學術界的芮成鋼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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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真是個奇葩學校,早年出了大名鼎鼎的王滬寧,後來又出了聲名大噪的張維為,現在又蹦出了個讓人目瞪口呆的蘇長和。王滬寧弄出了個「三個代表」,張維為搞出了個「中國震撼」,蘇長和則杜撰了個「中國式民主」,聲稱「這個世界上認認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國家不多,中國算一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三個代表」和「中國震撼」夠奇葩了吧,「中國式民主」那就不是奇葩,而是駭人聽聞了!

蘇教授關於「中國式民主」的理論發明出籠後,官方媒體競相刊載,贏得了廣大網評員同志們的熱烈喝彩,但在民間卻是罵聲一片。有人稱他是「郭沫若附體」,這話固然沒錯,可他讓我想到的卻是比他出名更早名氣也更大的芮成鋼同志。在我眼裏,蘇長和就是學術界的芮成鋼!

當然,這兩個人的不同是明擺在那裏的,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是電視主持人,一個搞學術,一個做新聞,一個口才了的,一個筆走龍蛇—–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屬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最早是由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提出來的。他說,「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的教育體制,正在培養大批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有人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特點概括為以下六點:一是智商高,財商也高,善於發現官場裏的「政機」和「商機」;二是精通世俗,處事老道;三是善於表演,隨聲附和,一旦發現上邊領導喜歡什麼,自己馬上就會表演什麼;四是懂得配合,不得罪任何人,尤其不得罪任何領導;五是善於利用體制達到個人目的;六是撈好處不留痕跡。芮成鋼倒掉後,被公認為精緻利己主義者的代表。

如同芮成鋼質疑駱家輝坐經濟艙一樣,蘇長和稱「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顯然違反了學術界的常識,但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運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把這種反常識的說法包裝成言之有據的理論創新。不過,不管包裝得再怎麼像回事,反常識的本質還是改變不了的。以蘇教授的智商當然不會不瞭解這一點,更不會不知道一旦拋出這種反常識的觀點,勢必遭到人們的吐罵和同行的不恥,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這麼做呢?那是因為他太清楚不過的知道,如今掌權的官員們需要他這樣的理論創新。有些話當官的不便說,說了反而影響不好,而由像他這樣有著名校教授頭銜的人說出來就顯得比較「客觀中立」,比較有權威性。換句話說,諸如「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這種來自學術權威的觀點正是官方所需要的。正因為切中了官方的需要,提出這種觀點的人獲得的回報自然可想而知,由此飛黃騰達乃至成為王滬寧那樣的御前高參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正是蘇教授夢寐以求的。至於人們的吐罵,蘇教授是不會太顧忌的,因為他深知他們手中無權,是絕對罵不倒他的,而真正能夠影響他的前程的不是罵他的那些人,而是掌權的官員。說白了,蘇教授其實就是在拿他的教授頭銜和學術專長在搞投機,在和官府做交易,這跟芮成鋼有什麼兩樣?

可悲的是,今日中國之學術界,類似蘇長和這樣的教授專家絕不是只有幾個,而是有一大把。每當政府有什麼重大決策出臺時,或是遇到什麼重大難題時,這些御用化了的知識精英總會不失時機地跳出來,為自己的主子搖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幫著它們忽悠民眾。他們堪稱是活躍在學術界的芮成鋼們。

例如,當社會大眾對腐敗極度不滿時,他們站出來解釋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說: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當老百姓對貧富差距拉大議論紛紛時,他們又站出來發言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甯爭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張維迎提出: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觀點更妙: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則打馬虎眼稱:我國雖然基尼係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甚微。

有道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想當日,被主子寵倖的芮成鋼是何等風光,可今天等待他的卻是什麼呢?蘇長和們,你們不會也想步他的後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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